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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

(2007-03-14 01:21:06)
分类: 诗歌研究
 

——略谈“诗歌与地理”的关系

     无论从怎样的角度看待这样一个话题,研讨“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乃至建构一种“诗歌地理学”都会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甚或不伦不类,不过,诗歌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频繁呼招新的话题,倒总是会为一些命题的浮世带来契机,即使是通过叠加或是通过重新面对那些业已成为不言自明的话题,学术的推动与发展都常常先验的为某些命题找到近乎“元评论”式的初衷,而后才是寻找事实加以佐证。

     当然,这绝非说“诗歌与地理”的关系无从谈起或者毫无意义,而关键是在于如何合理的释放这种解释的欲望以及如何进行恰当的“美学脱身”。如果仅仅从理论的角度找寻依据,那么,或许自史达尔夫人伊始的文学社会学以及稍后的实证主义大家丹纳的《艺术哲学》能够为我们一些可供参考的视角,在“我唯一的责任是罗列事实,说明这些事实如何产生”以及“我不提出什么公式,只让你们接触事实。这里和旁的地方一样,有许多确切的事实可以观察,就是按照派别陈列在美术馆中的‘艺术品’,如同标本室里的植物和博物馆里的动物一般”[1]的叙述中,所谓“种族、环境、时代”之三要素说正是为“诗歌与地理”乃至建构“诗歌地理学”带来了某些可能。然而,这种说法及其三要素究竟在何种范围内才能找到自己有效的阐释空间,并且,究竟怎样适度的阐释才不会沦为“机械决定论”以及“忽视个体独特性”的口实,则必须是阐释者遵循从史实和材料出发之原则的逻辑起点。

显然的,对于中国诗歌而言,从《诗三百》本身的编订过程以及“《诗》可以观”的阐述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诗歌地理学”的原型,而后,为诗歌史带来瑰丽奇异的楚之“骚体诗”也堪称较早反映这种倾向的范本。不过,即便是诗歌史上从不匮乏这样的例证,如南北朝诗歌的“南北差异”,盛唐诗歌的“边塞诗群”……我们也毕竟要注意到这样两个重要的环节——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而且,如果可以进一步细分的话,那么,它们又可以被断为“历史”、“文化”、“时代”、“心理”这样四个重要的环节。

尽管,从新诗介入“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会更显勉强,因为在“永远历史化”的口号中,新诗的这种倾向常常会让人感到分量不足,但是,解释新诗的这一倾向又恰恰符合了“永远历史化”进程的本身。由于新诗的出现是以解构格律体为先决条件的,所以,那些介于二者之间的“民歌体”便显得有些身份尴尬,不过,这种体裁如“信天游”等的写作形式,倒为历史文化找到了某些依据,因为在这种本身已经“地域文化化”了的形式背后,历史与文化的长期浸润似乎从未缺失过。

当代新诗写作的纷纭变幻,使得“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可以从如下的角度进行思考:首先,对于任何一个诗人而言,无论接受怎样的教育或是写作上的限制,总会在反映他熟悉的地域生活以及故乡记忆时显得得心应手;其次,对于那种深深植根于地域文化、历史风情并偏于一隅的诗人而言,或许只有进行独特的地域式创作,才会使其的位置和风格凸现出来,这一点对于堪称当代真正少数民族诗人群落来说,无疑会体现的更为明显;第三,对于“诗歌与地理”的当代诗歌创作,必须要注意诗歌的历史与现实交融之后的文化心理以及由此而呈现的文本特征,在吉狄马加、巴音博罗、海男、叶舟、阳飏、老乡等可以无限延长的名字序列中,诗人的“时代心理”或许总是造就其诗篇耐人寻味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们常常极富个性的语言风格以及文化寻根式的写作宗旨,正是超越历史文化之后与现实对话的结果,而由此可以产生的生命意识和再次叩问历史的情怀,则正是诗歌与地理之间可以贯通的一座语言桥梁。

但无论怎样,探讨“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必须要从狭窄的视域中解脱出来,而所谓的“诗歌地理学”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文化成分不断介入诗歌而走向一种泛化倾向。作为一个可供参考的话题,当下流行的“城市诗”写作及其提法本身都预示着一种“普泛”意义上的“诗歌地理”现象的迅速生成。只不过,在辨析这种现象之后,究竟是诗歌本身走向文化,还是在文化气息已然在扑满生活世界的各个空间之后,“诗歌与地理”的关系也得到了无限度的延伸,而渗透于其间的历史文化与时代心理,或许比任何一种写作都更显浓烈和复杂。

    也许,在“诗歌与地理”成为一个话题的同时,关于这种话题的写作就已经大面积的涌现出来,但阐释的有效性却不能因为阐释的急迫而成为可能。“诗歌与地理”的关系必然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投影于心理,才会在时代现实的语境中萌生出来,这不但涉及到文学社会学,同样也要涉及到文化心理学,而作为一个可以引申的视角,地域文化政治也许是当代诗歌与“地理”关系的崭新切入点之一,只不过,在“北方诗歌雄浑悲凉”、“南方诗歌细腻奇诡”均已主体模糊的今天,这种迹象似乎更需要心灵对文化与环境的把握。

注释:

[1] []丹纳:《艺术哲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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