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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群0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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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诗坛的四大困境

(2007-03-03 01:38:41)
标签:

佛学

分类: 诗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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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我一直试图对当下诗坛进行一次全面客观地描述,但却苦于没有十分恰当的切入点。如果只是对它大肆地吹捧一番,似乎它还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可以夸耀的;但倘若将它彻头彻尾地指责一番,又似乎显得不够负责任。倒是最近出现的有关“新诗有没有传统”的讨论给我带来了一些灵感。在这次最初发生于《粤海风》上的对话及其引发的论争中[1],所谓“传统派”与“非传统派”的许多言论都使我受益非浅。在此,先将两派到底孰对孰错暂且搁置一边,我只是想说说这次对话及其论争出现的必然性并进而展开自己的论题。关于新诗的传统问题似乎早在胡适先生那里就开始了,到了五、六十年代又有所谓的“新民歌”运动……进入新时期以来,随着诗歌研究的日趋深入,这个问题再度被挖掘出来,但大家的视角几乎都只是停留在探讨“新诗是如何继承传统的”、“新诗与传统有哪些关系”之类的命题上,而这样在无形之中已经“定下调子”的研究自然是很难从反方面去思考的。或许发生于90年代中后期的周涛在《绿风》上发表的关于“新诗十三问”而引发的论争倒是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质疑,但“十三问”显然不及这次来得具体深入。新诗如何在新世纪得到更好的发展恐怕是这次对话及其论争出现的最根本原因。同时,由对话所引发的论争还能从侧面反映出目前的汉语诗歌是困难重重的,否则对话与论争的本身也势必将失去意义,没有出现的必要。当年“新诗十三问”的最终结果是达成了三大方面的共识:1、反思现状;2、提倡建设;3、呼唤好诗。然而,倘若我们能够对照这次讨论,坐下来仔细想一想,竟然会发现:对于当年的目标我们的诗歌界好象一个也没有完成。因而,要想进一步探索其他恐怕还得从反思现状、正视困难开始,而这一点也恰恰是“反传统派”在论争中反复提及的一个问题。

我以为当下诗坛主要存在四大方面的困境:

一、读者的缺席与未名作者的悲哀。当下诗歌界的阅读情况大致为:“大诗人不读诗,小诗人读大诗人的诗,准诗人读很多人的诗,其余的人几乎不看诗。”既然大、小诗人都如此,就很难怪其余的读者不看现在的诗了。与小说、散文相比较,诗歌无疑是具有最高品位的,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诗歌的读者已远远少于小说和散文的。诗既不能像小说那样有较强的故事情节,可以迅速地与影视联姻;也不及散文那样清楚明白、娓娓道来,何况目前的一大批诗人还有越写越生涩难懂的趋势!对于读者群落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如何生存的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奔波的疲惫和激烈的生活竞争使得很多曾经热爱诗歌的读者已经无暇再顾及诗歌;大众传媒和网络铺天盖地的涌来之后,强烈的“视觉效应”不但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还对纯文学本身发起了强有力地冲击。在这种冲击之下,原本步伐就不够“灵活”的诗歌受到的斥力就显得格外的强大,而这一点也正是批评界在研讨诗歌现状时所普遍提到的外部困境之一。当然,对于那些站在公正立场上多次指出传媒与网络存有许多不合理之处的人,我们是没有任何理由横加指责的。现在的传媒与网络确实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甚至是不健康的地方,但我们必须承认的是:那些既美丽又生动逼真的图像与画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就是要比书写于纸上的诗歌更吸引人!可以肯定地说,在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如果哪个青少年朋友没有上过网或是还不会上网,那么他肯定会被同龄人笑为“落伍者”。

目前,爱好诗歌和还在继续写诗的大群体更多地是集中于大学校园。还有很多受过正统高等教育的人对诗歌抱有圣洁的理想,他们默默地坚持写作,自然地,他们也期待有一天能够发表自己的作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然而,目前诗歌界萧条又为诗歌的发表带来了负面影响。许多大的刊物已经公开声明自己不再发表诗歌作品;而为数不多的刊物虽仍然在发表诗歌,但诗歌整体的不景气和刊物经费的频频“断奶”又使得他们不得不重视名家,轻视未名作者。只要是名家的稿子,即使是三流作品也会获得编辑青睐的情况在今天早已司空见惯了,何况还有那么多的“人情稿”和“关系稿”在等待发表。试问一下,哪个文学刊物的编辑手里没有几个需要“关心”甚至是必须“关心”的对象?据说更为有甚的是,有些刊物的编辑为了节省时间和自己的眼睛对于陌生的来稿是干脆不看的。在这种情况下,未名作者只能陷入一种屡投屡不中的悲哀境地,曾经对诗痴迷许久但最后又不得不在失去希望中“告别诗歌”是大有人在的。而且,这种情况在整个文学界也是非常普遍的,没有人会去体谅你曾经付出的艰辛,也很少有人会去想:如果诗歌界只是靠这几张老面孔支撑还到底能够维持多久。

二、诗歌理论批评的匮乏。对于90年代以来的诗歌界日益疲软和诗歌创作质量普遍不高的严峻形势,我们的诗歌理论界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到目前为止,研究现代汉语新诗的人并不占少数,但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一部像样的现当代诗歌史以及具有完整意义上的诗歌理论批评史。记得前几年诗歌界曾经为了“90年代诗歌”这个命名发生过激烈的争吵(这也是“民间派”与“知识分子派”之争的焦点之一),然后就是关于所谓“后新诗潮” 年代的重新划分,还有类似“下半身写作”、“80年代诗歌”之争。“文革”之后的诗歌发展到现在还不到三十年,但我们连发生在身边的这三十的诗歌历史分期还没有弄清楚,可见我们的诗歌理论界有多么的混乱!现在连“新诗有无传统”的论争都出现了。假如“新诗无传统派”的质疑最后获得了认同,那么我们所谓的8090年代诗歌创作与研究是不是显得很尴尬?我们的新诗从哪里来?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已经变得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当代的诗歌理论研究一直滞后于诗歌创作本身,我们一直就缺少像胡适、闻一多这样的能为诗歌理论建设以及诗歌未来发展作出正确判断的诗论家。许多诗选集选来选去也就是那几首,许多诗歌论文选选来选去也就是那几篇。大量的伪诗、为自己争名的诗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进入到选集当中。许多现在已经成为大家的诗人要不是拿生命作赌注(如自杀、意外死亡等)或是采取特殊手段就永远不能浮出历史的地表。但即使是这样,我所知道的一位在新世纪钟声刚刚敲响就去世的山西诗人至今也没有被谁所知道。诗歌理论批评的匮乏对于诗歌创作乃至批评本身都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在朦胧诗时代批评的摇旗呐喊曾经为诗歌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最近几年,本该是批评作为主导的时代可批评却似乎总是与诗人的创作实际相脱离,起不到自己应有的作用,这也就难怪许多诗人和读者已经越来越不相信批评了。

三、诗人的浮躁与急切的功利主义。诗人是诗歌的直接生产者,在诗歌诸多“内部因素”中作用是最大的。如果诗人能够矢志不移地存高远之志,默默与心灵相守,那么,也许再困难的外部条件也不会使诗歌陷入危机。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当年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客观条件是多么艰难,但在主观上不断努力的红军不还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然而,现在的许多诗人是非常浮躁的,他们在诗歌创作上往往带有急切的功利主义。为了能够跟上时代迅速变化的节奏、获取诗坛的显赫地位,为了能够迅速与国际诗坛进行接轨,许多诗人都不惜放弃自己原有的艺术风格,一味地求新求怪,或者干脆不分青红皂白就拼命地向西方进行模仿与拼接。对于来自西方的许多理论和创作实践如后现代主义以及“垮掉派”的诗歌创作,许多所谓的先锋诗人还处于尚未理解的状态下就匆忙地开始了表演,而且还不断向诗坛抛出一些“泡沫词语”。不客气地说,自86年“两报现代诗群体大展”以来(实际时间应该更早一些),美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垮掉派”代表金丝伯格的作品就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的诗歌创作。众多诗人言必后现代和金丝伯格,但却从未思索过这些在美国出现的东西究竟有几分适合中国?对于后现代外表玩世不恭、骨子里却异常痛苦以及金丝伯格发自内心的嚎叫,他们在学得皮毛的同时却并未理解其精神实质。自然地,在这种庸俗化、误读式的理解下,极度散文化、情感弱化、低级趣味化、语言粗鄙化、文字游戏化、极端诡秘化、赤裸裸地描写下半身等现象的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更为有趣的是,在世纪之末,许多诗人还为了名号、权利、表面利益等发生过派系上的争斗。1999年北京“盘峰诗会”是当代诗歌阵营严重分裂的标志,同时也是当代部分有“头脸”诗人品质的彻底暴露,至于是如何暴露的,也许只要我们翻翻“诗会”之后双方的文章和网上某些人的谩骂就可以一清二楚了。

四、极端个人主义的诗歌创作。“个人写作”是90年代以来诗歌批评界比较流行的一个称谓。本来,对于诗歌描写个人的情感我们无可厚非。古今中外有多少伟大的诗人不都是以抒发自我的情感打动万千读者的吗?但任何一种事物最怕的就是过分失度。在此,笔者简单地将这种过度的写作倾向划分为几个类型:1、自恋式。自恋式是指自己封闭自己,自己观看自己,自己恋爱自己的一种写作;它的特征是孤芳自赏、顾影自怜,是一种充分表现青春期焦灼的写作;2、意淫式。意淫是性幻想的同义词,它与自恋在本质上相差无几。但在90年代后期原本是要引起他人性幻想的意淫写作有了新的发展,即为追求感官刺激所大肆宣扬的拿私处开玩笑的描写和赤裸裸黄色描写;3、纯技术主义写作。这种个人写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在自我的视角或第一人称的导引下,无限制地堆砌语言能指符号,追求语言奇特组接后产生的“陌生”效应。他们造作,为技术而技术,至于诗歌的内容别人看懂还是看不懂等都忽略不计。以上三种类型是当下极端化个人写作的主流,而且效尤者甚众。当然,非难“个人写作”不等于一网打尽,90年代的一些少数描写个人的诗作还是很不错的。但我们这里谈的主要是“另类”的个人写作,它在让人看后觉得无聊、哗众取宠。对于这样的“先锋诗歌”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相信读者心里都清楚。在目前现实性小说(尤其是反腐作品)不断被搬上银屏取得一定轰动效应的同时,我们的诗歌不但不吸取经验、为自己的出路和未来着想,却一味沉浸在关注自我、漠视现实尤其是低级的个人描写之中,这不能不让人对诗歌产生绝望的情绪。究竟是时代与读者抛弃诗歌、还是诗歌抛弃时代与读者?为什么在当下人们普遍关注的下岗失业、打工的内容就很少在诗歌里出现?诗人的狭隘和诗歌的狭隘都是造成当下诗歌困境的根源之一。无怪乎许多人一看见今天的一些诗就望而却步,无怪乎许多读者到现在记住的只是《回答》、《一代人》这两首少的可怜的诗作。自然,新诗的传统遭到质疑也就可以理解了。对待这样令人绝望的现状,我们还能说些什么?

最后,我要说的是:本文出于种种策略的需要,所以具体例子和人名举得很少,但事实上,对于文中所需之例是“遍地可拾”的。与其过多的指责与打击倒不如直接面对问题和进行切实的反思,还是祝福我们曾经那样热爱过的诗歌走好吧!希望它的复兴在不久之后就会发生!

 

注释:

[1]这些文章可见《新诗究竟有没有传统?——对话者:郑敏、吴思敬》  《粤海风》2001年第1期。争论文章依次有《无效的新诗传统》  朱子庆  《华夏诗报》  2003525;《新诗果真“没有传统”吗?——与郑敏先生商榷》 野曼  《文艺报》 2003826,有删节,后在《华夏诗报》全文发表;此外,周良沛还在《华夏诗报》上发表了《在新诗有无传统的大是大非面前》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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