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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城邦的启示

(2011-10-29 18: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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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追溯人类的往事,同想象未来一样令人心驰神往。人类对古希腊的考察,不仅增加了自己的见识,更开拓了人类的未来。这不仅对欧洲人如此,对中国人同样如此。人性是相通的,在当今中国,无论我们承任与否,同样承受着西方文艺复兴,从古希腊承袭而来的文明浪潮。纯然的中国文化,早已不复存在,只是我们对此时常浑然不觉而已。

因此,我们既不能明确的知道,自己已丢失了什么,也不知道已从西方文明接受了什么。所以,在孔子的思想,几乎已无法解释当今中国的一切时候,我们却依然在高喊坚守中国的古老文明。然而,不管这种“坚守”处于多么圣神的理由,我们都忽视这样一种事实:如果真正拒绝了西方文明,现实的中国还会剩下什么?这就是我们不可轻视西方文明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既然不拒绝融入世界,而且还常常以此目的感到自豪,那么对世界文明就更不应当等闲视之。一切文明,都将汇合为全人类的文明。因此,对古希腊的关注,不仅对西方人有意义,同样也对中国有现实的价值。

西方人面对古希腊,常说有种家园般的感觉,虽然对中国人来说不再那么确切,但那却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感到亲切的世界。荷马史诗中对“家”的热爱,还有对崇高道德的敬仰,是中国人绝不陌生的感情。只是,与中国不同的是,这种诗歌般的情怀,在古希腊很快从一种激情,过渡到一种理性的思维。

正是古希腊这种精神特质变化,使西方文明与中华文明渐渐有了区别,并走向了不同的方向。而引发这种变化的,就是古希腊的城邦生活。古希腊分布着许多面向海洋的山谷,城邦正是由坐落在山谷中的村庄发展而成。由于城邦在军事上易守难攻,因此都互不隶属地壮大起来。但战争依然可以改变城邦,只是难以像中国那样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也就是说,权力的欲望,此时,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巨大而贪婪的。但军事权力,在古希腊这块土地上,更易受到挫折与限制,不能壮大成可以吞噬一切巨大力量。同时在城邦内,人口受到限制,需要运行庞大行政结构的专制政体,也就难以形成。

因此,在希腊城邦中,即使最富有专制特征的斯巴达,相比东方社会,也具有令人惊讶的民主特征。雅典,则表现出了在那古老年代里,更广泛更深刻的,直到今天仍让我们震惊的自由与民主。这一切,都源于在古希腊社会里的政治以及一切权力,都得到了天然限制这一简单的事实。这看起来极富偶然性的机遇,不仅为希腊也为人类,保存了人性中自由天性。由此,在这个星球的一隅——西方社会,对自由与民主的梦想,才有幸燃成不可熄灭的火焰,从而避免了整个人类对自由天性的遗忘。

历史告诉我们,自由与民主总是脆弱的,在人类的心灵中,它可以被压抑的不留丝毫踪迹。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对此有充分的证明,在此不必缀说。即使在希腊城邦中,自由与民主的命运,也充满了磨难与波折。斯巴达人原有的政治制度,是一种民主制度,只是因为他们在征服拉哥尼亚的过程中,把原有的居民希洛人变成奴隶,而建立了斯巴达城邦,而用一种民主方式制定一部奴隶制法典。这样,斯巴达人就为了奴役另一个部落,而放弃自由原则。这样,出乎斯巴达人意料的是,即使企图在斯巴达人内部,保持一种自由也已无法做到了。因为,他们需要一种集中的军事权力,来对付不断反抗的奴隶,这就不可避免的也为他们自己带来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后果。

首先,斯巴达人由于专注于内部对奴隶的镇压,而不得不将权力高度集中起来。此外,任何贸易,哪怕仅仅是城邦内部的贸易,也是对高度集中地的权力的一种威胁。因此,在斯巴达城邦内,自由贸易也已不复存在,继而自由的经济活动也就消失了,接着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私人的生活也被国家控制了。不过,斯巴达人失去自由,是为了占有其奴隶的一种自己的选择,因此他们的国家与东方式的国家依然迥然不同,依然体现的是全体斯巴达人的意志。从政治形态上看,斯巴达的国家对斯巴达来说,基本上还是民主的,他们的国王比之平民几乎没有什么特权。尽管如此,斯巴达的国家依然是一种高度的集权,因此对自由的排斥就成了它的基本特征。

所以,为了占有奴隶的斯巴达人,也同样像奴隶一样失去了自由。斯巴达人几乎完全废除了家庭,社会成了一种军事训练的兵营。在这儿,国家高于一切,个体只是国家的工具。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历史中常常被当成某种有效的工具,这就是为何,即使在西方的社会中,自由也常常被淹没的原因。在斯巴达那里,即使权力不曾腐败,也让人们无法逃脱失去自由所面临的奴役,虽然那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奴役。可见民主社会建立,似乎不单单是靠清除经济腐败就能达到的。比如,斯巴达人即使从经济上完全控制了国王(在国宴上,斯巴达国王的特权,也只是比普通人得到多一份的食物),却没有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自由(夫妻依然没有自由会面的权力)。

在斯巴达社会里,民主并未给斯巴达人带来自由。但在雅典,却是自由,给社会带来了更成熟的民主。雅典同斯巴达一样,也存在奴隶。但奴隶,在洋溢着自由的气氛下的雅典,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奴隶在雅典,不仅在城邦中可以自由的行走,并在神态与服装上,也很难看出与雅典公民有任何区别。因为,自由与民主,几乎让雅典人忘记了暴力,就像专制让人忘记了宽容一样,他们对待奴隶也达到了令我们惊讶的友善。关于雅典的这种政体,雅典的伯里克利给出了最恰当的定义:

“我们这个政体叫做民主政体。它不是为少数人,而是为全体人民。无论能力大小,人人都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普遍平等,在成绩卓著时得享功名。担任公职的权利不属于哪个家族,而是贤者方可为之。家境贫寒不成其为障碍。有能力为国家服务的人,不因地位卑微而受妨碍。我们可以畅通无阻地从一个职位走向另一个职位;我们无所顾忌地共享亲密无间的日常生活;我们既不会为邻人的我行我素而烦恼,也不会面露不豫之色”

因此,雅典民主的特征,就是根基于人的自由精神,普通人的生活,成了国家运行的目标,个体,也不像在斯巴达那里只是国家的工具。

自由,不仅让雅典的民主更具有人道主义精神,还为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人的心灵,带来了更有意义的变化,那就是一种充满愉悦的自信,他们开始思考一切,尤其敢于用一种个体的视角去判断一切,人类的精神第一次用思索代替信仰,理性思维由此产生并带到了充分的发展。让世界震撼的希腊哲学,就是在自由中产生的,在这里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些奴隶思想家。而在同时期的中国,思想就像孔子所做的那样,依然在迷恋于塑造一些圣神的道德,对祖先的信仰,是我们的精神最痴迷的目标。

而雅典的苏格拉底,早已不满荷马式道德信仰。他认为对事物的理解,才是道德的基础,一切未被理解的都是没有意义,因此道德就是一种知识,也就是一种带有普遍规则的价值。由此,任何人都有权力和能力评价道德,这与孔子赋予道德不可质疑的圣神性完全不同。在苏格拉底那里,道德因此是理性的,因而对道德的讨论也就是平等的。换句话说,道德是靠认知得到的,是靠逻辑分析得到的,因此也就不会像在中国那样被少数人所垄断。所以,在古希腊社会中,根本就无法形成“皇权至上”之类的社会伦理体系。所以,雅典赋予人类的自由是多方面的,不仅是经济与政治的还有思想与道德的自主性。

自由渗透了雅典的各个方面,因此雅典就成了古希腊的哲学中心,也成了希腊世界的贸易中心,雅典就不可避免地强大了起来,继而形成了海上霸权。为了对付斯巴达,雅典同许多城邦组建了一个联盟,雅典的权力就更加强大起来。当我们正为雅典的自由与强大欢呼的时候,乌云却越来越多的集拢雅典的上空。如果说雅典过去拥有最多的是自由,那么它现在却拥有了越来越强大的权力,并对盟邦开始霸道起来。然而,这种权力的霸道是与雅典的自由精神不相容的,因此它不仅渐渐伤害了它的盟邦,也伤害了它内部的自由。雅典人这时也像斯巴达人一样,为了贪图一种权而势,而面临一种失去自由的危险。在对斯巴达的战争中,由于盟邦的背叛,使雅典陷入危险之中,并引发了雅典内部的争斗。

雅典的自由,因此终于不可不免的衰退了,促使柏拉图写出了他的《理性国》,为了安全人们又找回了“集权”。自由,在西方历史中的第一次高潮,就这样令人遗憾的结束了。

可见,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一旦抵挡不住权势的诱惑,沉迷于行使权力之中,贪图酣畅一时的霸道,最终迎来的都是一种自身的瓦解。雅典的这种兴衰,从此就像被打上咒语一样,在西方历史不断地重演。西方社会,从来都没有忘记自由,却又无时无刻不受专制的困扰。因此,西方人民是在自由之中认识了权力,在权力之中认识了自由,他们的历史像中中国的历史一样艰辛,但与我们不同的是,不管时代多么灰暗,自由又多么容易流失,但他们始终都没有抛弃从古希腊那儿承传过来的这种精神,因此他们始终不会长期安于专制。

而在中国,之所以几千年来都陷入一种宿命般的循环——总是一种专制替代另一种专制,正是因为在我们的先民那里,就已经忘记了自由,从而也就失去了变革与创造的动力。因此,即使在艰难的时代,我们也只会有强国的梦想,可在和平的年代,我们也难以有对自由的憧憬。

这就是古希腊城邦,对整个人类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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