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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学人与《明史》编纂
姜宸英(1628-1699)
字西溟，号湛园，又号苇间，浙江慈溪人。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探花，授编修，年已七十，两年后即卒。工书善画。山水笔墨遒劲，气味幽雅。书宗米、董，飘逸俊秀，晚年始宗法晋人，70岁后作小楷颇精，名重一时，以小楷为第一。惟其书拘谨少变化。包世臣称其行书能品上。精鉴赏，家藏兰亭石刻，拓本称《姜氏兰亭》。与笪重光、汪士鋐、何焯并称“康熙四家”，为清初帖学书法的代表人物。著有《西溟全集》、《湛园题跋》。康熙二十年（1681），以布衣荐修明史，与朱彝尊、严绳孙称“三布衣”。在明史馆分撰《刑法制》有独创之处，获好评。其《湛园藏稿》卷三《前锦衣卫佥事王公墓表》曰：“余初入史馆，为《刑法制》，《志》第三序廷杖及厂卫诏狱，此例古刑志所未有，予特创为之。遍考历朝实录及朝野记载，无虑七十余种，犹惧文献不备，不足以网罗旧闻。”《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百二十二引国史馆姜宸英本传，认为《刑法制》“极言明三百年诏狱、廷杖、立枷、东西厂卫之害，痛切淋漓，足为殷鉴。”
万斯同（1638-1702）
字季野，号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人，生於明崇祯十一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一年，得年六十五岁。斯同为万泰第八子，年最幼，幼而聪敏，随诸兄读书，虽十岁始就塾，然已具根柢。其父万泰闻黄宗羲名，命其子往就学，遂谒宗羲於化安山。康熙五年（1666）宗羲恢复证人讲会，除发扬宗周证人遗绪，又训弟子治经史。是年斯同与宗羲子百家读二十一史於海会寺，两目为肿。数年后复读明十五朝实录於姜希辙（字二滨，号定庵，崇祯十五年举人，卒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家。康熙十七年受荐词科，坚辞不就。
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馆开，万斯同“辞史局而就馆总裁所”，以布衣的身份参加《明史》的编纂。万斯同参与《明史》的目的，一是由于万氏家族世受明室之恩，“在乎报明室之世恩，哀故国之沦亡，将藉以信史以俟后起尔。”（陈训慈《万季野先生祠墓修建落成题壁》）二是他继承了黄宗羲学术“经世致用”的思想，是“经世致用”的表现。万斯同在致其侄万言要求“共赴国史之业”的信中对赴京修《明史》的目的说得很清楚，他说：“今之学者，其下者溺志于时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学，其又往往疏于经世，以为粗迹而不欲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判然分为两途，而天下无真儒矣，无善治矣。岂知救时济世固孔孟之家法。因谓天果有意生民，异日法治必当大变，苟无人起而任之，将何以承天而救民？”（同上）万斯同的意思很明白，即“士生必有用于当世”，生不逢时，则应“录前代之理乱，酌古今之得失，定一代之规模，建万世之长策，以承天心而拯斯民。”所以他把自己所治之学命名为“经世之学”，以为“经世之业实儒者之要务。”（杨无咎《万季野墓志铭》）“经世应务”，这是万斯同修《明史》的最大最根本的目的。
《明史》总裁、大学士徐文元请万斯同“主其家以刊修委之”，而万斯同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对《明史》的纂修作出了巨大贡献。明史馆“诸纂修官以稿至，皆送先生复审。先生阅毕，谓侍者曰：取某书某卷某页有某事当补入，取某书某卷某页某事当参校。侍者如言而至，无爽者。”（全祖望《万贞文先生传》）后徐文元罢去，“继之者大学士张公玉书、陈公廷敬、尚书王公鸿绪皆延请先生，有加礼”，对万斯同也十分敬重。万斯同手定《明史稿》五百卷，成为后来纂修《明史》的底本。陈训慈先生在《清代浙东之史学》中对万斯同《明史稿》、王鸿绪删定之《明史稿》和《明史》的关系交待得非常清楚，其文云：“初季野既居京师，穷搜博讨，以十余年之力，成《明史稿》五百卷。其后客死京邸，所藏书悉落于钱名世氏，而《明史稿》则被王鸿绪取之去。鸿绪任史馆总裁，既得此本，竟攘为己有，略为损益，转抄成书，署为‘王鸿绪著’，版心且印‘横云山人集’（王之别号），进呈于朝。雍正时，大学士张廷玉任《明史》总裁，至乾隆元年奉诏刊定。自廷玉主修，即以王鸿绪史稿本而增损之，始刊定今之《明史》”。
黄百家（1643—1709）
字主一，号不失，别号黄竹农家，浙江余姚人，黄宗羲第三子，清初史学家，是近代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者。能传父学，宗羲编宋元学案，未成而卒，百家为之续成。喜拳法，学于王来咸，尽得其传。又从梅文鼎问推步法，着勾股矩测解原二卷，康熙中，明史馆开，宗羲以老病不能行，徐乾学延百家入史馆，成史志数种。
据《竹桥黄氏宗谱》卷十一载：“康熙朝开明史馆，相国徐立斋先生为总裁，聘四方知名士共修之，先生与焉。文稿中有西洋人利玛窦传，言西人入中国事，此其史稿也。”［1 黄百家是黄氏家学的主要传承者，是清初重要的经学家和科学家。与乃父一样，黄百家力倡实学，经世致用，一生最重要的科学活动，当属1687－1691年间两次以布衣之身进京参修明史，并著《明史·历志》八卷，对《明史》历志的定稿影响颇大。对此，清邵友濂修、孙德祖等纂《余姚县志》卷二十三在黄宗羲传下载：“百家，字主一，能世其学，尝入史馆，成史志数种，今王鸿绪《明史稿》所载《天文志》、《历志》，即百家稿本也。”［2］
邵廷采（1648-1711）
字允斯，又字念鲁，浙江余姚人。出身于书香门弟，其曾祖邵洪北、祖父邵曾可、父亲邵贞显均是学者，传阳明之学。邵廷采幼受熏陶，受祖父曾可影响更深。康熙初，从毛奇龄游。幼读刘宗周人谱，服膺王学。年二十，为县学生。耻为应举之文，从同县黄宗羲问乾凿度算法、会稽董玚受阵图、保定王正中学西历，兼通刺击之法。施琅征台湾，遇廷采于西湖，纵谈沿海要害，琅奇之。既游西北，走潼关，讲学于之姚江书院。晚岁，思托著述以自见。邵廷采在姚江书院发扬光大阳明学说，堪称王学之后劲。
邵廷采又曾问学于黄宗羲，亲承黄氏之史学。梁启超又言：“其兼擅史学，由梨洲之教也。”邵廷采自己也说：“十余年前，尝以《读史百则》呈正黄先生，后又蒙授《行朝》一编，殷勤提命，难忘是恩。”（邵廷采《思复堂文集》卷七《谢陈执斋先生书》）
作为浙东学派中的重要一员，邵廷采也以“经世致用”为自己治学的重要原则。他生平“以经世自负”，认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主张“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者不可不作”。他认为治史在于鉴古知今，以救时弊。故其所著“论”、“略”，洋洋洒洒，远溯原委，详述流变，旨在明辨当世举措的得失，谋求利民益邦的措施。邵廷采治学原则与黄宗羲一脉相承。
邵廷采还继承了黄宗羲重视晚明历史研究的传统，积极探求明代灭亡的原因，表彰宋明忠烈之士。他仿黄宗羲《行朝录》，著成了《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二书，专门记载南明政权匡复始末的历史，被梁启超誉为“有系统的著述”，“有永久价值”。其所作《宋遗民所知录》、《明遗民所知录》二书，使那些不入正史的遗民事迹得以保存下来，寄寓故国之思、民族气节。在他的《思复堂文集》和《姚江书院志略》中，也有大量的明人传记，保存了有相当价值的明季史料。另作《明史论》百篇。
万言（1637~1705）
字贞一，号管村，万斯年子。生而颖异特达，少与诸叔万斯选、万斯大、万斯同等受业于梨洲，善古文，豪迈精湛，以此名世。黄宗羲称其文“能模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泽”。又认为“屈指后起作者，惟言与慈溪郑梁二人”，寄以厚望。万斯同也说：“使我有同笔，班马不难到也”。参加讲经会，其汇诸儒之说，参酌异同，议论夺席。康熙十四年（1675）举人，入京师为教习，期满授知县。明史馆开，总裁徐元文特别推荐七人，万言与其叔万斯同并列其中。由副贡榜生与修《明史》，授文林郎，受翰林七品俸。对于那些明朝官宦子弟入京行贿，希望为先人笔下留情者，均加以严辞拒绝。在馆九年，多所撰著，主要分草《明史》诸《表》及《烈女传》，独成《崇祯长编》，又有《明鉴举要》。兼修《大清盛京一统志》。尤其是其《崇祯长编》，“事较《明史》帝纪为备；野乘佚闻几经零落，今日视之，悉为宝书。”
全祖望（1705～1755）
字绍衣，号谢山、鲒
全祖望是清代浙东学派中的史学大师，不仅在黄宗羲父子残稿的基础上完成了《宋元学案》一百卷，其表彰明季节烈的史传文尤受称道。还有他那刚正不阿的人品气节，强烈的民族意识，以及他那古硬而“令人傲”的诗风，亦无一不似黄宗羲。虽然“他比黄宗羲晚生将近百年，却几乎把宗羲的人格、学风与诗品完整地继承下来了。”（张仲谋《清代文化与浙派诗》）具体而言，全祖望恰恰继承了他在《梨洲先生神道碑》中对黄宗羲为学所概括的五个方面，一为“经术所以经世”，强调“穷经应务”和“读史”；二为“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强调多读书，“求于心”：三为注意“综合诸家”，为学力主“荟萃百家之言”，反对“墨守一家坚僻之学者”：四为极力表彰“国难诸公”，重视人品和敢于标新立异；五为反对“异端之学”，强调学有根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