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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塞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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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目睹的消失

(2020-03-07 03:07:03)

塞壬

一场瘟疫把人锁在屋里,立了春,花事的热闹已关在窗子外。有了闲,反倒百无聊赖,头发和指甲都长长了,人说,此刻只要保全自身,不添乱就是行善。但凡可做可不做的事,于我而言皆无效率,单枞茶忽然就不香了,涮羊肉异常地腥,完全失了味道,夜里常常醒来,赤黄而短促的小便,照镜子,嘴唇起皮,脸有暗痘。时间似乎静止了,从某一刻起,它不再往前走。退了所有的文学群,不再打开微博和朋友圈,然而,依然不静心。瘟疫制造了另一种场,无端地焦虑,它把人活活困在一种无为无力且瘫痪的泥沼里。

 

忽然接到一个活,挑照片。移动硬盘拷来了几万张照片。说是准备组建一个打工题材的摄影博物馆。以影像的形式记录那些在东莞存在过的工厂、打工者,包括他们的生活、工作场景以及那些与他们相关的人、物件,和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作为一个作家,我得说,从功能上来讲,影像比文字更可靠,它以沉默的方式述说真相、存在和——内在的意义。是的,意义并非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影像更直观地摊晾出内在的意义。文字显得多余。照片的时间跨度有二十多年,在这段历史中,我觉得每一张照片都是有生命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场景都有它的独立性和价值。挑照片意味着删除、过滤、合并、归类和重新组合。于是,我的这只握鼠标的手,在按下每一个右键的时候,它都比以前的任何一次都要迟疑,我甚至隐隐地感到害怕,因为,错过一张有用但略不完美的照片只在于瞬息之间。专注,让我从这场瘟疫中解脱出来,我淹没在这浩瀚的影像中,一些熟悉的人和画面渐渐从照片中走出来,这些消失的、远去的故事皆在这影像之外。当我说消失,不是为了要纪念,而仅仅只是想说出曾经的有过。虽然这样的有过,太多太多,它们都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但是,只要我画下了那风中的最后一片树叶,它就永远不会掉落。

 

我意识到类似意义、责任的庞然大物一下子罩在头顶,它带给人的压力会干扰正常的判断,于是我竭力想要摆脱它,在这瘟役横行的时光里,我似乎找到了另一种途径抵达了某种治愈。伴着些许的遗憾、欣慰和祝福,我的目光在这样一些照片中停留了许久:一张张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入职表,上面依然保留着黑白或者彩色的一寸大头照,他们来自乡村,大多来自湖南、四川、江西、湖北、广西、河南等地,那上面一张张年轻的脸,青涩的表情,有点愣,无一例外地,初到广东的兴奋感给他们蒙上了一种眯缝着眼的憧憬,年轻人笑得露出了大牙,憨得敞亮。而有一些,是面对镜头的比手比脚、不苟言笑,摆出的一幅笔挺、严正的模样,好多剪着齐刘海的姑娘笑出酒窝,她们活泼的眉眼一下子冲破这陈旧的表格,隔着这二十多年的尘埃,到底是青春啊,不论是什么年份,底色却是鲜亮的。这些表格是手工填的,圆珠笔,歪歪扭扭的字挤在一起,却把那些乡村的奇怪地名写得清清楚楚,令人莞尔的错别字,还有涂掉的墨坨子旁边再补的细节,纤毫毕现。他们大多读的是初中,未婚。大把大把的空格空在那里,诸如受教育经历、培训经历,获过何种荣誉,特长,全都空在那里。最后往下拉,靠右下角签名那里,每个人都按了一个红手印。这近乎白纸一般的表格,干净,一如他们刚刚正要开启的人生。

 

这是怎样的一群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我怎么能删掉?这里的每一张照片都不能删,有名有姓,他们,都真实地存在过。我觉得,并不是只有勋章才配挂在墙上,如果这些入职表的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他们是配的。

 

器物是会说话的,比如照片中那一排排搁员工饭盆、茶缸的格子柜,比如长廊满壁鞋的洞洞里摆放的鞋子,无尘车间的更衣室,长长的晾衣架上森然静挂的满满一整间的衣物。即使没有一个人在,它们都会说话。白色的塑胶桶,被扔掉的一次性的口罩、橡胶手套还有发网,它们堆满了快要溢出来,正等着人拖走,它们全都说着话,里面工作的忙碌现场,机器都在运转,时间的发条正有条不紊地往前走,一派鲜活的日常,寂然无声的车间外,走廊处,有清洁工拿着拖把来回地拖地。这些照片,也许你会说,拍出来并不需要什么技巧,然而,它本身包含的信息,它所呈现的某种有温度的质感,正是源于稍纵即逝的现场本身,无法复刻。摄影师占有兵拍打工题材近二十年,我一直觉得他的照片就是一部个人的摄影志。一个人的摄影博物馆,也许提供的只是个人的视角和注解,虽然他无法做到面面俱到,但是,二十年,这个时间的厚重份量,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纵深感,以及紧咬一个主题的任性和偏执,都是摄影师作为个人面貌清晰的性格特质。后来者恐怕难以超越。我有幸跟他成为同事,这么多年,有多少工厂谢绝记者的采访,谢绝外来者的窥视,而他,竟能自由出入,挎着相机,熟门熟路的跟门口保安打着招呼,直接进入那神秘的工厂车间和员工宿舍。

我在这浩瀚的照片中发现,有不少照片是占有兵拍的,其中有一些照片在拍摄的时候,我也在现场。我忽然意识到,有两家大的工厂已经消失了。我说大,是因为它们在巅峰时期,员工都在千人以上。胜百吉鞋厂最后一条生产线迁走是在2019年的夏天。台湾企业,在东莞27年,是著名篮球鞋Puma的制造商。另一家是时力电子厂,它是硬盘磁头的制造商,2017年关停。每一个早期用电脑的人对那种方方正正的塑料磁盘不会陌生,它的内存很小,大概只有几兆,老式电脑机箱有一个专门的光驱,用来读这种磁盘,而今,连U盘都逐渐淘汰,我们已经开始使用云盘,这种落后的产品走向淘汰是它必然的归宿。时力电子厂早在1988年在东莞投产,曾经,成为它的员工是一种荣耀,订单多,工资高,出粮准,工厂的文化活动精彩纷呈,甚至组建了时装表演队和篮球队,代表东莞参加各类文艺比赛。

 

没有人注意到它们的消失,官方的媒体没有报道。曾经一万多人赖以生存、生活了近三十年的工厂,它的消失竟无声无息,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当我打开这些照片,流水线,机台,女工,那些被人蹭得发亮的机器设备,一千多平米的生产车间,反着油光的绿漆地板,一字排开的线位和一大片低伏于案上工作的人头,所有这些,他们全都掩埋在历史的尘埃里。我这只言片语的文字,和这些不见天日的照片,如何能担得起那些巨大的存在?那些消逝的人和过往,没有人能记起,这岁月的黑洞,吞噬了那么多人的青春华,我用文字掀开它,保留它,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太大的事物,往往不会有切肤感,大而空,大而隐,文字反而难以置喙。一个人的文字总是小的,小到私密,小到琐碎,小到只与我有关。

 

我曾跟随摄影师占有兵去胜百吉鞋厂拍过几个人,一个台湾高管,一个清洁工,一个马拉松选手。在时力电子厂的无尘车间,东莞摄影师拍了几组中国女工肖像。看着手边的这些照片,我叹了口气,我知道,我的文字将是脆弱的、无力的,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当工厂关停或是迁走,他们的命运也无人关注。厂房,已被推土机夷为平地,所有的,都被抹得干干净净。人和车从那里走过,这冷酷的人世间,流驶的只有光阴。

 

成为一个摄影师,我至今还没有跨过一个心理障碍,我觉得对着一个人,或是一棵树,一朵花,一束与你对视的无辜目光,你的相机都是野蛮的,尤其是,你无所不用其极的用各种角度去拍,微距,甚至是掰开一朵花蕊拍里面的小虫子,各种奇技淫巧去摆弄它们,以致达到符合你想要的效果,在我看来,摄影,首先要克服的是,要下得了狠手。即使是,与一头牛对视,它满含泪水的大眼睛看着你,真要对着它一阵猛拍,我都觉得是一种非文明行为。我曾把这种顾虑讲给摄影师占有兵听,他笑着告诉我,真要成为一名摄影师,脸皮要厚。似有不妥,他又解释,那种为了追求效果而不顾生命尊严、不顾自然规律的拍摄都是走偏的人,有摄影师为了拍小鸟振翅,快迅煽动翅膀的艺术效果,他们把鸟关进小黑屋,用惊吓的手段迫使小鸟奋力扑腾,振翅,这样的拍摄不是脸皮厚,而是丧失了人性。

原来摄影是可以做假的。

最终我只能成为了图片的文字编辑。有一天,占有兵拿给我一组照片,是胜百吉鞋厂的高管张金发,他以叙事的手法跟踪拍了这个人的在莲花山捡垃圾的一天。这位台湾高管从2006年开始,每一个双休日都要爬东莞长安的莲花山,做义工,在山上捡游客乱扔的垃圾,从未间断。多年来,以他为中心,已经发展了一个在莲花山捡垃圾的义工群体,本来,这属于新闻报道中好人好事的题材,摄影师去拍这个过程也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正能量,好发表。这组照片并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直到我第一次去胜百吉厂见到了本人。

 

台湾的工厂相比较而言,似乎特别重视环境卫生,进入厂区,主要干道,绿化带,停车厂真是整洁干净。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就是张金发。他戴了一顶棒球帽,圆领紧身T恤,肩头搭了块毛巾,我们一路走向大堂,他就走在我们身后,一路随手捡地上的落叶,见我盯着看,他笑着说,这是我的习惯啦。

我们照例参观了流水线车间,我对订单如何,市场环境如何这类话题不感兴趣,却好奇地看着那一车车绿色的塑料楦头发呆,传送带上一只只往下游环节漂走的鞋子也让我好奇。一个人脱离出去,在车间瞎逛。

见我脖子挂着相机,一个青年工人上来搭话。他问我们来干什么。我回答说采访高管张金发。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神秘地说,你们要是以后来怕是见不到张主管了。这个工人继续爆料,工厂要慢慢迁到越南了,现在订单不足,只有两条线在生产,张主管也被人排挤,他可是唯一为我们员工说话的好人啊。

他不是年纪到了才要退休吗?

那只是表面的理由。

哦。

这个爆料无法证实事情的真伪,但是,一个员工突然在背地里说一个人的好话,往往比说一个人的坏话更让人信服。我一直倾向于,这个更难。

后来回到他的办公室,他为我们准备了很香的手磨咖啡,我站起身,看着墙上他拍的风光照片。他有极好的艺术审美。

 

谢军是胜百吉的工人,同时也是一位狂热的马拉松爱好者。他曾经重跑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还负重跑完了318川藏线,对于媒体热衷的报道,我一直兴趣不大,占有兵也拍过关于他日常训练的一组照片。这位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大得多的青年人,虽然马拉松给了他很多的荣誉,但他依然只能在工厂维持生计。他对跑步这件事的坚持和理解,让我觉得这是一个看重灵魂之重的人。

我去过他的宿舍,他的床位,除了一个枕头和一张旧席,什么也没有。那张床,得多硌人啊。我无意翻看他的博客,他写道:在慢跑过程中,我考虑到了跑姿、步频和呼吸节奏的协调性,跑步过程中体能、意志与心态的完美结合。在快跑过程中,我一直保持节奏,调整呼吸,感受着风从耳边过,物从身边飞的情景,与各种车辆比速度,跟骑行者比耐力,同时间赛跑,感受心的呼唤,与体能做抗争。

这段文字,显然是有一定的生命体验,它从技术、思想和体感这几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因为经常在外面跑马拉松,有时耗时几个月,作为他的主管张金发一直在支持他,定期给他寄鞋子,也容许在他严重缺工的情况下为他保留了工作岗位。

然而,这些并没有让我有太多的留意,我真是一个冷血的人啊,对于好人好事总是熟视无睹。对于这个人,刺痛的我的是另一件事。镇里举办了一场大型的相亲盛会,作为马拉松狂人,冠军,以及本镇的名人,谢军也参加了这次相亲,有着名人光环的他依然只是一名鞋厂的普通工人,在台上,没有一个女孩子愿意跟他牵手。一个也没有。那种尴尬,那种来自现实的伤害,深深地刺痛了我。至今都难以释怀

我们还拍了胜百吉的一名女清洁工。她叫熊玉芬,四十几岁的年纪,在工厂扫地多年,然而却培养出一名特别优秀的儿子,儿子在英国留学,暑假期间来东莞看望父母。我们去拍的那一天,是在那间拥挤、昏暗、简陋的出租屋里。这是工厂附近的出租屋,楼下的过道满是肮脏的水渍,蟑螂横行,电线乱牵,四处都贴满了治疗性病广告的城中村。熊玉芬从头至尾没什么话,她显得很拘谨,但非常客气、表情卑微。我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在这样的出租屋,长相清秀,着装时尚的优秀男孩子并不忌讳让人知道母亲是一名清洁工,他大方地回答我们的问题,显出极好的教养。他甚至不介意暴露自己家庭的贫困环境,面对采访,这个男孩有让人信服的真诚。

我觉得,做到这一点很难。它挑战人的虚荣,隐私,还有所谓的俗世尊严。这个男孩,他没有弄混淆什么叫真正的尊严。

紧接着,我们在北京举办了中国女工摄影展,作为拍摄对象,熊玉芬应邀去北京,她专门去染了一头棕发,可能药水不高档,严重偏色,头发显得异常的红。坐飞机去的,可还是有很多路段需要坐车,她晕车,吐得一塌糊涂,看上去人很虚弱。我开始愧疚起来,但是,她所表现的总总,那么真实,一个质朴的中国女工,为了去北京染了一头红发,在车上吐得一塌糊涂,光是这两点,我觉得,比展览上,挂在墙上让人参观的那些照片更有魅力。

我第一次见识无尘车间就是在时力电子厂。那个时候,我们在拍中国女工这个主题。主要拍人物的肖像,肖像拍摄影其实难度很大,它要求你在瞬间拍到人内在的精神气质和性格特点。摆拍显然不行,那种木木地,直视镜头的标准照无法表现人物的个性。

现在想起来,穿上整套无尘服的工人很像当下抗击新冠肺炎于一线的医护人员,连体衣,头、手脚都遮得严严实实,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我记得当时,有的摄影师拍得真好啊,有掀开口罩露出笑容的瞬间,那种特别自愈的笑容,有人拍出美丽的大眼睛在显微镜下观察的瞬间,还有人拍出,这些女工在流水线上表现出了一种仪态美,女性特有的娴静、温婉表现在她们的劳动中。

可是,我的采访中有一项必须要问的一个问题,你的梦想是什么。问女工们的梦想是什么。我所得到的答案都非常实在而真切。没有那些虚幻、缥渺的东西,几乎都是为了家庭过上好日子,为了让孩子受好的教育,回县城买房,回乡开一个小杂货铺,游遍全中国这样的朴实答案。我记得有一双大眼睛面对我的问题的时候,迟迟没有表态,紧接着,它开始闪现泪花。女工低下头,不再注视我,我关切地问她怎么啦,她拉下口罩,哭了起来,她哭得肩膀一耸一耸,她低声地啜泣,显得特别悲伤。

我没有梦想,我只是活着。她说。

我不能再继续追问下去。于是我把她拉到一旁,好让她平复下来。我跟她说,好好活着也是梦想,有时候,我们活着是为了自己所爱的人,为了他们活着。

她慢慢恢复了平静。点了点头。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女子,她身上发生了人生中不如意的事,具体无法深究,但我忘不了那一双满含泪水的眼睛,那低声的啜泣,我印象中,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那样深沉,浸透了哀伤。我这个人,对于不幸中的人,对于来自命运伤害的灵魂,总是特别感伤。能说什么呢,我非常清楚,所有的,只能靠那个人,独自捱过来,没有捷径。

最终,我把她的梦想写成:好好活着。可能这个答案有点奇怪,最终,在众多的女工肖像中,她没有入选,但我,依然清晰地记着那个女工。

那次展览非常成功。我觉得,如果真要挑选中国女工的肖像,展览中的照片是不错的,平凡,真实,质朴,没有一张是人为地拔高。

 

应该还有很多工厂消失了,它们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我想着,被掩埋,被遗忘,或许本来就是事物的终极真相。遗憾的事情太多太多,我们唯有珍惜手中拥有的。而那些依然还在的工厂,也许,我们能做的也并不多,就像,我这碎片般的文字,能忆起的几个人,仅仅是这个大事件中的一鳞半爪。也许,他们并不能存在于某博物馆,但是,只要我写下他们,于我,他们就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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