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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从故宫到洛阳,国宝千里赴洛

(2011-02-20 20:3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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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珍宝

洛阳

1973年

文化

分类: 文化洛阳

2011-2-20 19:16:41    [来源:洛阳网-洛阳日报]  

【核心】说起洛阳博物馆里的2000多件(套)宫廷文物,许多了解洛阳历史的人都知道,它们是经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复,于1973年从故宫调拨而来。

    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文物是如何从故宫安全运抵洛阳,这是一段怎样不同寻常的搬迁?日前,三位直接参与当年搬运工作的老人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首次向我们揭示了那段埋藏已久的往事。

    洛阳博物馆一楼展厅里, 73岁的陈长安老人驻足在此,久久注视着展厅里的佛龛、佛像。

    如果不是偶然听到他在轻声指点工作人员,我们不会知道,38年前,他曾是这批文物从故宫到洛阳的直接见证者。

    38年前,和陈长安一起参与这批文物搬迁的,还有洛阳日报原副总编辑孙德侠,洛阳博物馆退休员工苏健等。日前,我们分别采访了这三位老人,顺着他们回忆的思路,了解到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38年前,在市文物、文化等多个单位工作人员的努力下,来自故宫大佛堂的2000多件珍贵文物“千里赴洛”。

    迎接西哈努克亲王  故宫文物调拨洛阳

    故宫的文物为何会来到洛阳?

    陈长安老师向我们回忆说,1973年,笃信佛教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计划访问中国,并提出要到中国第一名刹白马寺朝拜。于是,洛阳市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对白马寺进行整修。但由于白马寺在文革中被严重破坏,虽然进行了大量整修工作,仍缺少镇寺之宝。

    孙德侠老师回忆说,时任洛阳市文物局副局长的蒋若是与国家文物局及故宫博物院的人都非常熟悉,了解到故宫大佛堂有许多佛教的文物后,就向上级领导打了报告,请求调拨到洛阳。上级领导对这一报告很重视,很快就有了回音。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慷慨应允,决定将故宫慈宁宫大佛堂的全部文物调拨给洛阳。“是周总理的亲自批示呢!”孙德侠说。

    关于陈长安和孙德侠的说法,我们在市地方史办公室也查到了相关了资料予以印证。在一段关于北京故宫慈宁宫大佛堂文物迁洛的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1973年,为接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洛阳市决定修复白马寺。因寺院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佛像被毁,经书被烧,为早日恢复佛寺,洛阳市革命委员会报告国务院,请求从故宫博物院调拨佛教文物充实白马寺,最终得到国务院批准。市革命委员会随后责成市文化局经办,文化局把任务交予分管文物工作的蒋若是副局长具体负责。稍后蒋若是与温玉成去故宫博物院和吴仲超院长协商挑选佛像。为了保持文物的完整性,吴院长决定将慈宁宫大佛堂的全部文物调拨洛阳市,并对文物搬运提出两点要求:第一,保证文物拆卸无损。第二,保证文物运输安全。

    殚精竭虑苦思良策  2000多件文物安全拆卸

    2000多件故宫文物千里赴洛,在今天看来该是一件举国震惊的事情。可在当时,这一切却是悄悄进行的。

    陈长安告诉我们,1973年3月,蒋若是从北京给他捎信,让他迅速到北京。到达后他才知道,是让他负责大佛堂文物的拆迁工作,并提出不准损坏文物的要求。

    陈长安说,自己当时特别紧张,因为全是故宫的文物,一旦损坏,后果不堪设想。

    故宫大佛堂,位于慈宁宫后殿,建于明嘉靖十五年,是明清两代后妃们的礼佛之所,也是紫禁城内最为重要的传佛殿。但自解放至当时,一直没有对公众开放。 

  一直到今天,孙德侠都清晰地记得第一次进入故宫大佛堂时的场景:佛堂内的尘灰足有两寸厚,走进去就像踩在雪地里,一脚一个窝。稍微一动,就会尘土飞扬。

    大堂内挂满了锦缎幡帐,大小佛像布满佛堂;佛像前整齐地摆放着供品和七珍八宝;墙壁上全是香泥壁佛,成排成行……佛堂庄严肃穆的气氛犹在,只有那厚厚的尘土仿佛在告诉人们,这里已近百年没有香火。

    进入大佛堂之后的两个多月里,孙德侠、陈长安和其他几名同事就开始了没日没夜的拆卸工作。按照资料的记载,这次文物搬迁工作应该说是建国以来最大的文物搬迁工作之一。自1973年的3月至5月间,几十名洛阳的文物工作者对2000多件文物进行拆卸、装箱、运输、整理、拼装等一系列复杂的过程,于是也有了许多让他们铭记一生的回忆。

    佛堂的佛像都是活动的,且为夹纻干漆工艺,重量不大 ,搬运没有太大的问题。但让工作人员感到棘手的是,佛堂内的大龛和佛塔,由于个体大,不拆卸就搬不出佛堂,因此必须拆开分运,可拆卸后还能否保证到洛阳后再完好无损地拼装起来?

    最终,陈长安和同事们请来了洛阳市曲剧团、市豫剧团及市木工厂的多位经验丰富,技术熟练的木工,共同研究、查看佛龛的衔接处、转角处,而后又设法把佛塔的顶部拿掉,让其中一个木工钻进塔的肚子里,仔细寻找接缝。通过研究,大家最终得出了三点认识:整个佛龛、佛塔全部为木制结构,合缝严密,但未用一个铁钉;所用木材质地坚硬,没有腐朽之处;表面没有上布,没有油漆,拆后不会损伤表面。有了这些认识,陈长安才终于松了一口气,要做到无损伤拆卸可以办到。

    得知洛阳的文物工作者有胆量拆卸这些文物,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吴仲超也感到很惊叹,吴院长告诉陈长安,以前曾有其他地方的文物工作者也来看过,但一看这些文物的构造,又听说拆迁不能对文物造成丝毫的损害,最终都没敢答应。

    之后,拆卸工作正式展开。陈长安向我们回忆说,当时的拆卸工作因为任务量大,同时还要考虑最后运输中路途遥远的问题,因此每一项工作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整个工作的流程是:对所有的文物进行拍照、拆卸、登记造册、编号、包装、装箱、装车。这些工序听起来容易,可实际操作起来却是相当烦琐。

    无论多大的部件,都要一一进行编号;为保证在运输途中的晃动不对文物造成破坏,所有的文物都必须用软包装纸包裹数层,然后再放进箱子,而后再用草纸将箱子内的所有空隙都填满,最终要使包装即使被摔打也不会损坏文物。

   为确保搬迁万无一失,指挥部定期对每一辆参与文物运输的车辆进行安全检查,对每一位参与文物搬迁工作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从每一细小环节杜绝安全隐患。陈长安回忆说,通过一段时间的拆卸,他发现,其实文物也是有脾气的,只有摸准了它的脾气,它才能妥帖听话。比如在搬动文物前,要先对文物进行仔细观察,采用合理的取放方式,不能手持文物的柄、梁、耳等部位,要轻拿轻放,双手最好要捧住文物的下腹部……

    此外,文物的包装工作也要非常讲究。如书画库的箱子应该是长方形的,便于轴画的存放;再比如很小的器物,得先用棉纸把它们包起来,之后在棉纸上贴上签,标上号,然后把它们装进囊匣,囊匣里垫上小棉垫。垫子要薄厚合理,太薄会磕碰文物,太厚则不稳定。把囊匣贴签标号后装进文物箱,文物箱仍然要贴签标号。这些工作需要非凡的细致与耐心。如果编错了号,日后查找起来将非常麻烦。

    装箱是木工依据包装好的文物来做箱,内装的东西必须悬空固定,即便把箱子放在地上滚动,箱子内的东西也要安然无恙。

    装车,是一项最为繁重的劳动,需要大家一起努力。由于汽车只能停在慈宁宫门口,而货箱都在慈宁宫的第二殿,因此只能靠人力搬运。在整个搬运中,要上下六个高台的台阶,过三道高门槛。箱子又大又重,又怕碰撞,大家宁可挤破手,也不让箱子受到撞击;宁可扭伤腰,也坚决不让箱子落地。难以想象,那数百个箱子全是搬迁组的同志们用双手从慈宁宫中运出来并装在汽车上的。

    装箱后,还要把箱子捆绑固定,经检查后,方可启程,运往洛阳。

    国保千里赴洛  一段艰辛而难忘的路

   2000多件文物完好无损地拆卸,还只是这项浩大工程的一个开始。更艰难的是,如何将这些国保级的文物安全、顺利地运到洛阳。

    日前,在洛阳博物馆退休的苏健向我们回忆了那一段令他终身难忘的路途。

    苏健回忆说,接到这项任务时他正忙着市博物馆的文物陈列工作。上级一声令下,他和其他几名同志就立即行动起来。

    据资料记载,为妥善搬运这批文物,洛阳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最终是由市革命委员会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抽调洛阳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轴承厂、黄河冶炼厂等大型厂矿的司机、车辆,无私支援。由苏健和市文物部门的其他几名同志具体负责守护车辆、沿途押运文物。大家深知这次搬迁工作时间紧迫,责任重大,容不得半点耽搁,更容不得半点闪失,因此都投入了十二分的努力。

    苏健笑着说,以今天人的想法,如此大规模的搬运肯定得有武警或警察开道才能进行。可在当时,这些所谓的“待遇”是都没有的。在这次搬运中,十几辆大卡车以七八天往返一次的频率行驶在从洛阳到北京的道路上,先后往返8趟,每趟使用卡车4至6辆,历时大约3个月。

    在整个搬移过程中,艰难的路况是整个车队和押运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30多年前,从北京到洛阳,道路坎坷,险象丛生。苏健说,空车去北京,还能开得稍微快一点,可从北京回来时,车上装满了文物,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大家都特别小心,司机开得小心翼翼,押车人员还要不时观察周围的环境、下车观察前面的路况,生怕碰到沟沟坎坎的,晃动到了文物。

    可即便如此,危险也是无处不在。苏健清晰地记得,一次从洛阳到北京的路上,卡车行至邯郸一带时,开车的司机因为过度疲劳竟睡觉了,等猛然醒来时,车已开始溜着路边的深沟行驶了,司机猛转方向盘,最终卡车撞倒了路边的四棵柳树才停了下来。“幸亏当时是去北京拉文物,要是押着文物回来出这样的事,我们真是无言以对了!”苏健说。

    不仅有危险,整个押运过程中还会碰到许多突发的棘手问题。

    一次从北京回洛阳的路上,由于车上装的东西太多、太高,卡车经过一个铁路桥下的涵洞时被卡住,退不得、进不得,这可急坏了苏健等人。荒郊野外,万一有人发现车上装的是文物,起了歹心可咋办?东西装得那么高,卸下来还能否再装得上?最终,大家决定所有运送车辆同时停下来,司机们负责看管车上的文物,几名押车人员爬到车顶,小心翼翼地卸下一部分文物,卡车最终才开出了涵洞,前后耗时约六个小时。

    然而,体力上的这些辛苦还远不抵精神上承受的压力。苏健说,在那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他和几个同事几乎从未睡过一个安稳觉,一想到自己押运的车上装的都是国宝级的文物,自己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他时时处处都提醒自己:2000多件文物蕴涵着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这些珍贵而不可复制的文物属于整个中华民族。如果搬迁工作出现了差错,珍贵的文物遭到损毁或者遗失,我们将无颜面对世人,无颜面对子孙后代。

    “如履薄冰,如坐针毡,每天都犹如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直到今天,他仍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

   历时3个月,洛阳的文物工作者们最终将存放在故宫的元、明、清时期的2000多件文物安全运到了洛阳,其中主要是大佛堂文物,有三世佛、护法力士、十八罗汉、壁佛、暖阁、贴金佛龛、佛塔、帐幔、供器等珍贵文物,以及大佛堂左右厢房的各类小佛龛、佛像、台座供案、七珍八宝等。为了保证文物观赏的整体效果,故宫还特意配备了一些瓷器、字画、木雕桌椅等。

  这些文物运到洛阳后,最终被分配在了洛阳博物馆、白马寺、市民俗博物馆等地,成为洛阳人引以为豪的“国宝”。(洛阳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记者 李燕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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