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志：书法鉴赏系列：沉重的背负——王铎

“艺术源于人生的苦闷”。古来离乱不安的时代，悲苦的个人遭遇，往往成就出许多艺术大家。一部绵延千年的书法史亦可佐证此中道理。上自东晋，有书圣王羲之，誓墓不仕，隐于山林，故世间传其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中唐“安史之乱”，颜真卿丧兄亡侄．奋笔疾书，《祭侄文稿》，遂成佳构；宋代文学大师苏东坡，遭贬黄州，苦雨寒食，书《寒食诗》流布千年；入元称臣的宋朝宗室赵盂頫，自悔一生事事总堪惭，情钟书学，传承“二王”正统；明末清初之际，满人独占中原，兵燹频仍，民不聊生。变幻跌荡的百年间又造就了诸多书坛巨匠，王铎是其中艺术贡献最为卓著者。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嵩樵、十樵、小樵、石樵、痴庵、东皋长、痴庵道人、雪山道人、二室山人、白雪道人、云岩漫士、嵩淙道人、雷塘渔隐、兰台外史、烟潭渔叟、痴仙道人等，河南孟津籍，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明天启二年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1645年在南京被破降清，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

王铎幼年生活窘状，家境贫困到“不能一日两粥”的境地。苦难激励着王铎在清贫中力学，走上干禄仕进之路，以求光宗耀祖。王铎有诗序云：“余少年贫，衣食为艰，鲜有掖者。余复压然，不求人怜” 。1622年三月，王铎31岁时殿试名列三甲第58名，赐同进士出身，同时者有倪元璐、黄道周，当时人称“三株树”和“三狂人”。只是在明亡之际，黄、倪二人与王铎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王铎入选翰林院，进入庶吉士行列，为他日后的升迁提供了最优越的条件。至于以此做为晋升的高台阶，虽然带给他日后的达官显爵，但同时也把他抛入凶险莫测的宦海之中，历尽升沉。王铎初涉政坛的九年，以清流自居。

明崇祯十一年，满州的皇太极发起大规模的入侵，明朝军队接连受挫。内地由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也分别攻战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明王朝已处于颓败之势。此时，兵部尚书杨嗣昌在边事上主张议和，遭到朝中正义之士的强烈反对。王铎上疏主战，使主和派大为恼怒。崇祯帝欲给王铎以“廷杖”的处罚。事隔数日，经筵秋讲开始，王铎以经筵讲官的身份，讲《中庸·唯天下至圣章》并论及时事时说：

力言加派，赋外加赋。白骨满野，敲骨吸髓，民不堪命。有司驱民为贼，室家离散，天下大乱，致太平无日。

此言同朝廷理论、与皇帝直言的做法触怒了皇帝，王铎随即遭到了政治上的失意。这同时表现出青年时期的王铎骨子里的刚直不阿，求真求实的精神。

明崇祯十一年，他的两个幼女于同年秋冬季先后夭折。明崇祯十三年，老父病故，王铎辞官服丧。四个月后，老母亦病故。此时家乡一带农民起义军声势浩大，王铎不得不率家人流落于河北、江苏、湖北之间。明崇祯十五年十一月，结发35年的妻子马氏病故于江苏桃源的一只小舟中。明祟祯十六年，三妹和幼子无争、四子无技都死于逃难途中。

1644年五月十一日，凤阳总督马士英与魏忠贤旧党阮大铖拥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皇帝，诏以明年为弘光元年。六月三日，王铎入阁，马士英为首辅，王铎为次辅，是此王铎在南明出仕为官。明弘光元年三月一日，有自报“太子”者从杭州到南京，王铎以东宫侍班身份首先认定太子是伪。北来“太子”真伪之争发生后，驻守南京城外的一些大臣因不明事态真相，上疏质疑，甚至发起“兵谏”。

明弘光元年四月二十日，清军攻陷扬州，屠城十日。后渡江直捣南京。城内外混乱一片，百姓中又有好事者，声言要救出那位伪“太子”。百姓从中城狱扶拥所谓“太子”上马，直奔西华门武英殿。用从西宫捡出来的弘光遗弃的冠袍，给“太子”加身，然后连呼“万岁”，演出了一场闹剧。其间，王铎已换便装躲避，不料被激动的人群擒拿回来，要他指辩“太子”的真伪。绑缚之下，王铎饱受辱骂痛打。幸有赵之龙出手相救，总算捡了一条性命。五月十五日，豫亲王多铎已率清军进入南京城。惊魂未定、伤体未愈的王铎无奈之下随钱谦益等降清大臣去迎接满族新主子入城。

清顺治六年王铎被敕命以原官礼部尚书管弘文院学士，充《明史》副总裁；同年授礼部左侍郎，充《太宗文皇帝实录》副总裁；十月，加太子少保；清顺治八年晋少保品位。当年向西南旅行，途经陕西汉中，由栈道入川，游历了峨眉山。十二月初六，经裕州返回孟津老家，因长途颠簸，身染重疾而卧床不起了。清顺治九年三月四日，朝廷又授王择为礼部尚书，据推断王铎尚未知道这一任命，就于三月十八日卒于里第，年6l岁。死后，清廷赠太保，谥文宗。

王铎在清出仕的七年间，几乎无所作为。而王铎晚年的命运是凄凉寂寞的，作为明朝的亡国遗老，他得不到清朝统治者重用的，任用他们不过是用来收拢人心，装点门面。惯于直言的王铎只好缄默无声，将内心世界层层遮掩封闭起来。他的故国失去了，他在弘光朝的政治生涯还蒙着灰色的暗影，留下耻辱的回忆。他的父母和同甘共苦的妻子早已逝去，他身为“贰臣”，已无任何前途而言，甚至对于死也充满惶恐，他死前“遗命用布素殓，垄上无得封树”。他的墓至今不知葬于何处。是不敢堂而皇之的为自己树碑立传，还是担忧被人抛尸荒野?我们现在无从得知了。

降清后，王铎的生活态度也发生截然变化。同样降清的好友钱谦益在为他作的《墓志铭》中，隐晦而疑惑地写道：

既入北廷，颓然自放，粉黛横陈，二人递代。按旧曲，度新歌，宵旦不分，悲欢间作。为叔孙昭子耶?为魏公子无忌耶?公心口自知之，子弟不敢以间请也。

这番叙述几近为晚年王铎的素描像。功名利禄，家业国事，皆飘忽不定。除却声色之外，他只有以诗文、书画自娱。往昔交际的部分亡明遗臣，大多也与他同好，他们企图借艺术创作使心灵得到暂时的麻痹。

如果说王铎的宦海人生是场悲剧，那么，王铎死后的声名荣辱就是一场悲喜大戏。王铎的仕清行为，把他自己推上了封建政治的审判台。“忠臣不事二主”是维护封建政治的伦理纲常，“舍生取义”是孔、孟教义中的要旨所在，王铎背叛了这一规矩信条，在他悲剧的命运上又蒙上浓重的暗影。而他的好友黄道周、倪元璐之死则又反衬出王铎的渺小。先是在1644年，倪元璐自缢而死，为国殉节。《明史•倪元璐》载：

李自成陷京师，元璐整衣冠拜阙，大书几上曰：南都尚可为，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敛，暴我尸，聊志吾痛。逆南向坐，取帛自缢而死。

死后黄道周亲自为他撰书墓志。1646年3月，黄道周被俘不屈，从容赴难。《明亡述略》记载；

及明亡，挚于金陵。正命之前夕，赴盟漱更衣，谓仆日：“曩某索书画，吾既许之，不可旷也”。和墨伸纸，作小楷，次行书，幅甚长，乃以大字竟之。又索纸作水墨大画二幅，残山剩水，长松怪石，逸趣横生，题识后加盖印章，始就刑。

死得极其悲壮从容。王铎的两位年兄以身殉国，“杀身以成仁”，成为青史上可歌可泣的英雄。而王铎却“苟活”下来，“为时人所鄙”。“康熙间重修的《孟津县志》对王铎仕明、清各职只字未载，书其亲属，凡涉铎名，其下均保留空白，可见当时王铎其名已败。

清乾隆时，修《清史列传》，王铎的“宣判书”正式颁布于天下，清弘历皇帝谕史臣日：

在明朝身跻朊仕，及本朝定肌之初，率先投顺，游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齿于人类。

若与洪承畴同列贰臣，不示差等，又何以昭彰瘅恶，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

王铎被打入“贰臣”“乙编”，削了谥号，彻底身败名裂，成为几百年来复杂而有争议的人物。但因其有着无法掩盖的书法成就，“人品与书品”的讨论也使王铎成为书法论界不死的精灵。

降清之后，王铎经受着来自外界与内心的双重痛苦。他说过：“平生推服，唯石斋(黄道周)一人，其余无所让。”与其说是讨论书艺，不如说是钦佩黄道周的为人气节。这种悲哀抑郁、寂莫无奈的心理压力，将王铎的晚年推到几乎自残的境地。

吾自知寿命不长，出则召歌童数十人，为曼声歌娱取醉或宵夜不分以为常，间召青楼姬奏琵琶月下，其声噪泣凉蜿辄凄凄以悲。居常垢衣跣足，不浣不饰，病亦不愿服药，久之更得愈，愈则纵饮，颓堕益甚!

降清的七年，王铎的灵魂日夜经受着“丧失名节”的鞭挞，唯有借酒色麻痹自己，但求速朽，这正是王铎的悲哀之处。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的讨论王铎的悲剧人生，并非标新立异，以“翻案为能事”。真正的目的是想唤起人们对艺术家不可言语之痛苦稍加些怜惜。王铎的诗文书画因出自“贰臣”之手，运交华盖数百年，一句“道德沦丧”，就使其佳作变成丑书恶札。艺术自有艺术品评的内容和标准，人的政治品德不能简单等同于书品。刘熙载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所谓“人品”也应是一个学、才、志、情的综合反映。而且关于“志”的问题，如前所述还要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观点加以对待。我们只有将王铎的平庸政治生涯与仕清行为所形成的历史与个人的诸种原因有所了解，才能破除迷障．逐渐深刻地认识王铎的艺术价值。

王铎学书推重古典，特别强调“宗晋”，认为“书未宗晋，终入野道”。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但他的临帖，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再创造。

王铎楷书，主要渊源是唐，特别是颜柳两家，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尤其爱用异体字、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因而气息古朴拗峭，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

　　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晋唐宋兼综，融汇极广泛，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行书深得《集王圣教》和米芾的精神，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其书点划粗者，重似千钧；细者既如游丝，也筋力坚韧；有时用涨墨法，形成浓重的墨块，宛如巨石，得厚重之致。结构茂密雄放，或紧结蹙缩，或开拓纵逸，跌宕多姿，无不如意。

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顿挫转折，用意精到，因此脉络清晰，但又绝不安排，总能以意驱笔、因字造型，故浓淡枯湿、随手生发，疾迟衄挫、取次相从，大小、欹正、展蹙、依倚、起伏，无不能顺势调整，宛如宿构。

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倪元璐说他“以力为主，淋漓满志，所谓能解章法者也”。一般行距大、字距紧，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神妙夭矫，不可端倪，有气贯长虹之势，无轻媚流滑之弊，古韵今情，和合一体，令人目眩神驰、胸豁气畅，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

综观王铎的一生，唯有在书法的天地间，他的灵魂才能自由奔放。他为艺术付出的是心血与痴迷，艺术馈赠给他的则是不朽的声名。王铎的书学实践及其贡献值得人们探讨和梳理。

王铎对篆隶书法曾经大力提倡，他说：“书未宗晋，终入野道。怀素、高闲、游酢、高宗一派，必又参之篆籀、隶法，正其讹画，乃可议也。慎之！慎之!”他在书法创新中把篆隶的学习做为手段，对于以后碑学派的兴起有其前瞻的意义。在书法实践上，王铎不是着眼于篆隶书法的创作研究，而是站在史学与书法艺术的双重立场，运用篆隶的字形订正错讹的文字笔画，汲取汉以前书法的营养，充实作品的古朴气息。因此，他的楷行草等类作品中凝聚着篆隶气息。

行草书是王铎书法艺术成就的颠峰，前文已做介绍不复赘言。王铎的行草书，无论是手卷还是六尺长条，都是飞腾跳掷，纵横捭阖，大气磅礴，以雄强的笔力，奇诡怪奇的体势，酣畅淋漓的墨彩，表达了大起大落、汹涌激荡的情绪和心境。在他的作品中可以感到狰狞、怪诞、狠鸷、险幻及至胡乱的粗犷美、阳刚美，感到一种掀天揭地、踏倒古今的欲望，一颗充满焦灼、苦闷、颓唐、狂逸乃至绝望的不安灵魂。他的书法是忽正忽斜、忽雅忽野、大整大乱、既丑且美的多元矛盾统一的审美组合，是乱世之象，末世之征，当哭的长歌，绝哀的欢叫。总之，王铎的行草书，尤其是狂草，有一种压倒人的可怕力量，令观者心灵震堪，引起近乎“崇高”的特别审美感受。伟大的艺术家不可能满足于逼肖地临仿古人，重要的是能够超越前人。书法这门古老的艺术门类沿续到明代，诸种书体以及风格尝试几乎为古人占遍。后来者惶惶然崇拜尚且不及，创新求变谈何容易。王铎竟能“胆大妄为”，独辟蹊径，做出了多种创造与贡献：

一、巧妙地利用“涨墨”之法增加书作的艺术效果。“涨墨”是指墨溢出笔画之外的现象。王铎以润笔或者掺水的墨对点画有意进行渗晕，或使线条之间互相合并，或使笔触与渗晕交叉以丰富层次，使墨色的变化强烈，显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笔墨趣味，从而促进了以后对焦、润、枯、湿诸般墨色技巧的探索研究与应用。“涨墨”又使局部的点线溶于一处，形成块面体积。增加线条运动中的律动感，仿佛是乐曲的重鼓重锤，铿锵有力。仔细品味，王铎的“涨墨”还在于它的虚灵透澈，绝不是死墨堆积。此法应是王铎取法于画。将绘画的晕染技术引入书法的结果。

二、王铎以“二王”为宗，却不为书奴。他常常运用逸少、子敬的笔墨章法，加以变异，一反温文尔雅的魏晋韵致，构筑出雄强恣肆的个人风格。其艺术功效最突出的是他的“一笔书”。古来对所谓“一笔书”持有不同观点。唐张怀瓘《书断》卷上“草书”曰：

然伯英学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惟子敬明其深诣，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者，起自张伯英，既此也。

说的“一笔书”是一个字的笔画可连可断但血脉不能断，一行末的字与下一行起首的字要遥相互应，笔断而意连。这样通篇就能够以一贯之。而唐张彦远《法书要录》卷二《梁•庾元威论书》说：“敬通又能‘一笔草书’，一行一断，婉约流利，特出天性，顷来莫有继名。”强调一行字是一笔书就，其实两者考察的都是书法线条在平面空间中沿着笔顺先后时间连断的程度问题，前者是追求笔断意连，后者是说一行之中意连笔更连。但是他们所见所论的“一笔书”与王铎的艺术实践有着气势与技法上的悬殊差别。想必号称狂草大师的怀素得见王铎之作也应自觉逊色。“醉素”的《自叙帖》纵不过28．3厘米，笔画连属最多的一行不过八个字。王铎的狂草立轴动辄二米以上，“一笔”书写多达十几个字，有时一行二十余字，仅略有一断笔，最令人亢奋的不仅仅是文字数量的统计比较，而且凭借高超娴熟的艺术技法，以线条不可思议地连续纵深盘桓，构筑出动人心魄的艺术境界。用百炼钢，化成了绕指柔，上承下接，笔势连绵，奔腾跳跃，左突右冲，纵放得意。犹如长江大河，浩浩荡荡，其势不可遏止。王铎“一笔书”确立了狂草的新语汇，仅此“一笔”，就足可以载入书法艺术史册。

三、巨帧长轴的书法作品兴起于明末。代表书家有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以后又有傅山、八大山人等。明代以前大幅作品世所罕见。至于粉壁长廊上的狂草仅见于著录，其面貌已随楼台殿阁的倾圮而荡然无存。明代中后期，高大宏伟的建筑出现，纸、绢等材料制作技术的进步，为巨帧大轴的出现提供了物质条件。但是，这一全新创作样式的完成最根本的是靠艺术家美学思想的形成，靠艺术家敏锐的创新意识和百折不挠的实践。巨帧长轴的形成特性与草书的表现力最相契合，王铎自身追求的又是那种天风海涛的气宇襟抱。此外他内心的抑郁、苦闷和不安更需要一种淋漓痛快的渲泄方式。而艺术表现形式中，在大幅纸绢上，纵情挥毫无拘无碍的狂草创作足以让人一吐快垒，荡涤心扉，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化境。如此恢宏巨制，前无古人，后待来者，其中创作和书写的奥妙也需要有志者研讨解析。明末清初众多书家创作的巨帧长轴可与汉代的高碑大碣相媲美。这一时期也被后人赞叹为“明代书法史上最壮观的一幕”。王铎跻身大潮，成就非凡，是时代风尚的领军人物。

王铎48岁那年曾说：“我无他望，所期后日史上，好书数行也”。中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苦心钻研，伏案终生却默默无闻者不可胜数。而王铎的“好书数行”竟占据了明末清初书坛的一个重要篇章，在书学领域独树一帜，集表现主义与古典主义书风之大成，泽被了中外书坛的众多后学。王铎之愿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