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人与品书的尴尬——赵孟頫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又号水精宫道人、欧波等，世称“赵松雪”。宋太祖子秦王德芳十世孙。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后人称“赵吴兴”。幼聪慧，读书过目成诵，为文操笔立就。他出仕后，从元世祖到元英宗，共经历了五个皇帝，先后在济南、浙江任职，又在中央担任兵部侍郎、集贤直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学士承旨等职。“荣际五朝，名满四海”。卒后追封“魏国公”，谥“文敏”。所以后世又称他为“赵集贤”、“赵承旨”、“赵文敏”、“赵魏公”等。《元史·赵孟頫传》说：“（仁宗）以赵孟頫比唐李白、宋苏轼子瞻。又尝称孟頫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赵孟頫的一生历宋元之变，仕隐两兼。投靠朝廷经世济民和“忠臣不仕二主”的儒家礼教始终折磨着他，使他进退皆辱，难以自解。而中国文学艺术关于人品与书品的批评方法在才身上尴尬的不能通用，难以通解。朱和羹《临池心解》说：

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同，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故以道德、事功、文章、风节著者，代不乏人，论世者，慕其人，益重其书，书人遂并不配于千古。

我国书法批评史有一个重要的传统观念，即重书亦重人，强调立品为先。早在西汉晚期扬雄就说过：“书，心画也。”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则进一步指出书法不仅表现人的性情，而且表现学识、才能和志向。这些论述，都将品评的矛头指向书法家的人品道德。朱和羹《临池心解》还说：

世称宋人书，必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亦书姿媚，何尝不可传？后人恶其为人，斥去之，而进端明于东坡、山谷、元章之列。然则士君子虽有绝艺，而立身一败，为世所羞，可不为殷鉴哉！

之所以形成这种观念，源于我国深厚的道德评判方法。首先，我国有个传统，即喜欢把美的事物同伦理道德观念联系起来，认为只有该事物同时具有较高尚的道德精神意义时才值得特别崇敬或才算较高级的美。书法艺术是一种欣赏品，在欣赏作品时自然要联想到创作者其人。假如作者是一位为人们所敬仰的英雄，或是一位人品很好的人，在欣赏其作品时，得到美的享受之外，也受到其高尚道德情操的感染。明代遗民傅山在《作字示儿孙》诗中：“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

那么，一个多才多艺的文人，其诗、文、字或画，一定是和人品统一的吗？中国历史上的书法家，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的政治体制下，曾有学仕兼一的特色。品评的伦理道德照准各个时期也不尽相同。赵孟頫以宋赵宗室的身份仕元。一方面，他的书法成就为“元朝第一”，他极力倡导回归晋唐，为改变日趋颓废的书风，做出了卓越贡献。另一方面，他却违背封建道德中“忠臣不事二君”的儒家气节伦理。其书法潇洒飘逸、清韵婉雅、筋骨遒秀，而书法批评上，惯以其人“殊乏大节不夺之气”而强认为字里行间充满奴颜媚骨之态。这种将对人格的审美标准强加或代替书法艺术审美标准的以人格品评书格的评论，实际上是有欠公允的。况且在赵孟頫所生活的封建社会形态下，元朝的统治地位已经无可动摇。一个人若要为这个世界做一些事情，舍入仕为官一途而外，是没有道路可通的。实际上，书品属于“艺术道德”范围的评价常常是相对固定的，而人品属于“人格道德”的范围，其标准是常常波动变换的。这正如对待“太平天国”运动的评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和范文澜、翦伯赞的学术观点就南辕北辙，判若霄壤。

赵孟頫青少年时期，正值南宋王朝大厦将倾，朝不保夕之际。11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每况愈下，度日维艰。成年后以父荫补任真州(今属江苏镇江)司户参军，可不久便随着南宋灭亡而被罢官。30岁正值壮志凌云之际，他却闲居里中，无所事事。在其母亲的激励下，赵孟頫向当地名儒敖继学习经史，向钱选学习画法，经过十年的发奋努力，学问大进，成为“吴兴八俊”之一，声闻遐迩，达于朝廷。

元朝建立初期，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相当尖锐。尤其江南为南宋故地，知识分子反元情绪异常炽烈。元世祖忽必烈接受御史程文海的建议，在江南搜访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委以官职，借此笼络江南汉族知识分子，缓和矛盾。赵孟頫自然成为元廷笼络的重点对象，出仕为官。

赵孟頫初至京城，立即受到元世祖赞赏，惊呼为“神仙中人”，给予种种礼遇。随着元世祖的年迈，皇室政局莫测变幻，为了躲避是非，赵孟頫力求出任外官。至元二十九年，赵孟頫出任济南路总管府事。在济南路总管任上，赵孟頫尽力想做个好官，他平冤狱，办学校，以德感人。但仍受到蒙古官员的中伤，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元贞元年，因世祖去世，赵孟頫被成宗回京城修撰《世祖实录》，因惧怕卷入元廷重重矛盾之中，赵孟顺便借病乞归，夏秋之交终于得准返回阔别多年的故乡吴兴。

赵孟頫在江南闲居四年，寄情于山水、诗文、书画，颇感自在。他时常到山清水秀、人文荟萃的杭州，与鲜于枢、仇远、戴表元、邓文原等四方才土聚于西子湖畔，谈艺论道，挥毫遣兴。

大德三年，赵孟頫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土行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官位虽无升迁，但此职不需离开江南，“统诸路府、州、县学校、祭祀、教养钱粮之事及考校呈进著述文字”，与文化界联系密切，相对儒雅而闲适，比较适合赵孟頫的旨趣，他一直干了十一年。在江浙当文化官员期间，他广交文人学士、书画家和文物收藏家，遍游江浙佳山秀水，心摹手追，创作进入旺盛时期。同时在江南文化人中的声望也随“儒学提举”之职而更为隆盛，许多人依附其门下，求教问艺，赵孟頫俨然成为江南文人首领。

至大四年，赵孟頫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继承皇位即位，是为仁宗。登基不久，立即将赵孟頫升为从二品的集贤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管夫人亦被封为吴兴郡夫人。延祜三年，元仁宗又将赵孟损晋升为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推恩三代”；管夫人也被加封为“魏国夫人”。至此，赵氏政治地位达到了一生中的顶峰。元仁宗把他譬作唐朝的李白、宋朝的苏轼，称他“操履纯正，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及”。

赵孟頫认为，自己因出身亡宋宗室，政治上受元廷摆布，成为“花瓶”，做了一些没有选择余地的违心事，或许也不为同代人所理解，心情矛盾而惭愧；但是在艺术上，他通过自己辛勤努力，诗文书画作品却可流传后代，颇堪自慰。管道昇也认为丈夫这种忙忙碌碌、受人使役的处境没有意思，曾填《渔父词》数首，劝其归去。其一日：

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吟风弄月归去休!

延佑五年，管夫人脚气病复发，经赵孟頫多次请求，次年四月，方得准送夫人南归。五月中旬，途经山东临清，管夫人病逝舟中。赵孟頫悲痛万分，相濡以沫的管夫人撒手西去，给了赵孟頫很大的打击。他对官场的虚名，也因此彻底看破。由于丧偶，长途跋涉，操理丧事，赵孟頫晚年的健康状况急剧下降。延佑七年，仁宗特遣使臣赐衣缎，并召赵孟頫返京，但此时赵孟頫因病已不能长途跋涉了。次年英宗即位，再次遣使召赵书写《孝经》，赵以年迈体弱要求致仕，终于得到朝廷的应允。此时赵孟頫耳鸣眼花，颓然老矣。但他倾心于佛、道之旨，以书写经文为乐，并写下许多书画作品和题跋。他认为“人谁无死，如空华然”。英宗至治二年 (1322)六月，他逝于吴兴。享年六十九岁。

一代书画大家矛盾复杂而荣华尴尬的一生，终于安息了。赵孟頫死后，其子赵雍等将他与管夫人合葬于德清县千秋乡东衡山“阳林堂”别业东南侧。至顺三年，元政府又追赠他为荣禄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国公，谥文敏。后至元五年，赵雍将其诗文《松雪斋集》辑集付梓。

在中国美术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赵孟頫都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他的绘画、诗文、考据学、音乐上都有盛名，并在篆刻艺术、鉴定古器物上有一定的成就。其书法篆、隶、楷、行、草，无所不精，更为一代之冠。

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这句话基本上客观地道出了赵盂頫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无论是研究中国绘画史，还是研究中国文人画史，赵孟頫都是一个不可绕开的关键人物。历史上每遇沧桑变易之际，文化颇易失范，人们总是以史为鉴，从古代的启示中去寻找医时救弊的良方，如孔子的“克己复礼”、魏晋“竹林七贤”的返朴归真、唐宋的“古文运动”等，重视传统成为中国文化的特色之一。赵孟頫提倡“古意”的出发点亦不例外，他引晋唐为法鉴，批评南宋险怪霸悍和琐细浓艳之风；不仅如此，作为一位士大夫画家，他还一反北宋以来文人画的墨戏态度，这是十分可贵的。

赵孟頫所作诗文清俊有致，记事、抒情相得益彰。《松雪斋集》所收四百余首诗歌，风格流转圆润，直抒胸臆，大多表达了他对祖国山川景物的热爱和追求自由的情感，较为奔放、疏散。可以说赵孟頫的诗歌既是他矛盾人生的折射，也是他文学修养的高度反映，因此倪瓒对赵氏诗作有“珊瑚玉树，自足照映清时”之誉。赵孟頫也善于填词，除写闲情逸致之外，也有歌颂新朝的应制之作，风格和婉，格律优美，如美女簪花，典雅清丽。

诗文词赋之外，赵孟頫笃于儒家经史典籍，曾对《尚书》进行专门研究，收集《尚书》今文、古文及前人注解，编成《书今古文集注》，以明其复兴儒学之意。他还针对儒家礼崩乐坏的事实，专研音乐，自操“大雅”古琴，探究琴理声学，著《乐原》、《琴原》，对乐律作丁总结。可惜这些文献今皆亡佚，仅有序言收录《松雪斋集》中。

赵孟頫对篆刻也有专门研究，他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依《宝章集古》之古印样式钩摹了二卷本《印史》，对宋末元初士大夫徒以“新奇相矜”的俚俗之弊大加纠正，以倡导古雅质朴之风。他的《印史》从书法、章法、刀法、风格上收录三百四十方古印，以作范例。这种“印中求印”的研究方法对后世编选印谱起到有益的启迪作用。

在文物鉴赏上，赵孟頫因宦游南北、出入内廷，故所见甚广，三代钟鼎彝器，魏晋书法碑帖，隋唐古画，两宋砚印，寓目极多，收藏甚丰。他为古代书画文物写下了许多题跋识语，颇具功力。
　　赵孟頫自五岁开始学书，几无间日，直至临死前犹观书作字，可谓对书法的酷爱达到情有独钟的地步。他书法以王羲之《兰亭序》、智永辑王羲之《千字文》为宗，后学王献之、锤繇、李邕、宋高宗等，泛览百家，而一直以二王为本，追溯东晋之风。他曾说：“右军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于献之，超轶特甚。”对王羲之十分崇拜。在赵孟頫的大力倡导下，宋代以来苏、黄、米、蔡“书札体”独领风骚的局面得到改观，王羲之不激不励、秀丽平正、蕴藉沉稳的乎和书风得到复兴。

综观赵氏书法，始终有遒媚、秀逸之特色。他在追取古人法度中，不论师法何家，都以“中和”态度取之、变之，锺繇之质朴沉稳，羲之之蕴藉潇洒，献之之流丽恣肆，李邕之崛傲欹侧，皆能融人笔端，但华美而不乏骨力，流丽而不落甜俗，潇洒中见高雅，秀逸中吐清气。这是赵氏深厚的功力、丰富的学养、超凡脱俗的气质所致。明人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称他为“唐以后集书法之大成者”；王世贞在《彝山堂笔记》中称他为“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复二王之古，开一代风气”，这都并非虚言。同时名家鲜于枢说：“子昂篆、隶、正、行、颠草俱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

近人启功先生在《论书绝句》中对赵孟頫在书法上的贡献与地位总结得比较公允：

赵孟頫书，承先启后，其开元明以来风尚处，人所易见；其承前人之规范，而能赋予生气处，则人所未多觉也。盖晋唐人书，至宋元之后，传习但凭石刻，学人摹拟，如为桃梗土偶写照，举动毫无，何论神态。试观赵临右军诸帖，不难憬然悟其机趣，其自运简札之书，亦此类也。至于碑版之书，昔人视为难事。以其为昭示于人也，故体贵庄严，而字宜明晰。往往得其整齐，失在板滞。赵氏独能运晋唐流丽之笔于擘窠大字之中，此其所以尤难及者也。……昔人论诗，病朱竹坨贪多，王渔洋爱好。吾谓赵书亦不免渔洋之病。然“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爱好究胜于自弃也。

赵孟頫的楷书作品绝去唐人颜、柳顿挫之笔，而增以飞动之势与峭拔之力，风姿流动，深得晋人灵髓，如《瞻巴法师碑》、《仇锷墓碑铭》、《故总管张公墓志铭》、《三门记》等。他吸收众家之长，又参以李北海笔意，辅以行草笔法，因而庄重而不失流媚，严谨而富于生机，是大楷书的新进展。

《福神观记》，楷书。纸本，乌丝方格。全称《杭州福神观记》。书于元延佑七年（1320），其时赵孟頫六十七岁。书法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畅圆润，与《胆巴碑》，《仇公墓碑铭》相类。是赵书的代表作之一。

赵孟頫的小楷尤为世人所重，往往首尾万言，而字字结体妍丽，落笔遒劲，流畅绵延，气韵生动如一。有《法华经》、《心经》、《道德经》、《洛神赋》、《汲黯传》等传世。他自称《汲黯传》得唐人遗风笔意，而清代冯源深评云：“此书方峻，虽据欧体，其用笔之快利秀逸，仍从《画赞》，《乐毅》诸书得来。”倪瓒也说：“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隋唐间人”。

在“赵书”各体中，成就最大者当首推行草，传世最多，对后世影响也最大。他的行草直入右军之室，形聚而神逸，秀美潇洒，宛若魏晋名士，风流倜傥，从传世的《归去来兮辞》、《兰亭十三跋》、《赤壁赋》等，可窥见一斑。

《洛神赋》，行书。纸本。是赵氏四十七岁时所书。其书法运笔和间架出自王羲之，书风清新妙丽，兼得《兰亭》、《圣教》两序的法度。元人倪瓒称此卷“圆活遒媚”，并推赵为元朝第一书人。

《兰亭帖十三跋》，行书。纸本。元至大三年（1310）秋，赵孟頫由湖州乘船去北京，时至吴兴南浔镇，独孤和尚送给他一卷五字已损本的《定武兰亭》拓本，喜之不尽，途次舟中不断展阅此卷，多有书学心得体会，皆跋记于卷尾，计十三段，并自临《兰亭》一过。后此件遭火毁，但有烧残本传世，已流入日本。

赵孟頫的行草书数量非常多，其行书追踪晋唐，以王羲之为宗，尤其得力于《集王圣教序》，深得其风流妍妙、清新峻健之致。纵横放逸，得心应手，气韵高古，笔法精熟，却无草率之弊，于其尺牍中可见之。历来学王，推为第一。在赵氏所擅各体中，章草颇见特色。他主要临写《皇象急就章》，虽从刻帖中来，但由于其熟谙二王法度，故所作《急就章》毫无枣木之味，用笔刚劲有力；晚年所书，杂以苍茫，高雅古朴。虽然赵氏之章草与汉简章草朴拙之风不同，但从文人书法角度审视，其章草则有潇洒、精巧之风，颇具创意。他所写的《绝交书》、《酒德颂》等行草书中，亦融人了许多章草笔意，成为康里子山、俞和、宋克等元明书家秀逸章草流派之嚆矢。

赵孟頫还善于篆书，古朴大方，却不失典雅秀丽，将金石之味与笔墨之趣融为一体，如《故总管张公墓志铭》等。其隶书法梁鹄、锤繇，肥瘦得体，平稳而蓄有灵动，舒展而富有筋骨，在《六体千字文》中即可领略其散朗而端庄之风韵。

对于赵孟頫书法的评论，褒贬兼而有之。明代的王世贞在《艺苑卮言》说得比较恰切：

自欧、虞、颜、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自成一家。若赵承旨，则各体具有师承，不必己撰，评者有书奴之诮，则太过；然谓直接右军，吾未之敢信也。小楷法黄庭、洛神，于精工之内，时有俗笔；碑刻出李北海，北海虽佻而劲，承旨稍厚而软；唯于行书，极得二王笔意，然中间逗漏处，不少不堪。并观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则隔一舍。

赵孟頫以全面向古典尤其是晋唐学习的方式，在楷、行、草、隶、篆等各个领域重新建立严谨的法度，树立古典风格的权威价值，从而矫正了南宋书法重时风、轻法度的巨大缺陷，使书法发展迈入一条较为健康的轨道。他的书法思想、风格，不仅主宰了整个元代的书法，甚至直接影响了明代前中期书法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