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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颖志《中国书法鉴赏系列：书中圣人——王羲之》上
一、家世
今天的课，我们从一首大家都熟悉的唐诗讲起。刘禹锡的《乌衣巷》说：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朱雀桥在南京，横跨在秦淮河上，是由市中心通往乌衣巷的必经之路。东晋时，乌衣巷是高门士族的聚居区，开国元勋王导和指挥淝水之战的谢安都住在这里。旧日桥上装饰着两只铜雀的重楼，就是谢安所建。《景定建康志·十六》引《旧志》云：“乌衣巷在秦淮南，晋南渡，王谢诸名族居此……今城南长干寺北有小巷曰乌衣，去朱雀桥不远”。
王家和谢家是东晋时期的旺族，因为是有功于国家的重臣，社会地位显赫。历史上很多人到南京的朱雀桥，都会不由地想起这两个家族。孙元宴《咏乌衣巷》说：“乌衣巷在何人住，回首令人忆谢家”；唐带无名诗人也有句名流传：“无处可寻王谢宅，落花啼鸟秣陵春”。
其中的王家，指的就是王羲之家。王导是王羲之的伯父。王羲之出自琅邪王氏，父亲王旷。琅邪王氏自西汉时由琅邪皋虞迁至临沂，至西晋王羲之祖上王祥、王览成为士族。西晋末年，司马氏政权外受北方新起势力刘渊的威胁，内则有“八王之乱”，元气大伤，政局岌岌可危。王羲之父亲王旷献策琅邪王司马睿移镇江南以求自保和发展，与羲之伯父王敦、王导辅佐司马睿渡江，并拥立司马睿登基，建立东晋王朝。故而极功显赫，受到司马睿的极度宠信，名重一时。甚至在司马睿登御床时，也要王导同坐。此时，王氏家族成为江左第一大族，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居江南王、谢、郗、庾四大家族之首。但是后来，王敦起兵反叛，王导晚年昏聩，都导致王羲之家族的势力日渐衰落。
王羲之（1）五岁随家族过江，入住建邺(今南京)乌衣巷。不久父亲失踪，年幼的他虽身在名门大族，却“不蒙过庭之训，母兄鞠育，得渐庶几”。特殊的环境养成了他骨鲠孤傲的性格。
《晋书·王羲之传》记载：
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婿于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门生归，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然闻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独若不闻。”鉴曰：“正此佳婿耳。”访之，乃羲之也，遂以女妻之。
说的是王羲之二十岁时，太尉郗鉴（2）派人到王导家去选女婿。当时，人们讲究门第等级、门当户对。王导的儿子和侄儿听说太尉家将要来选婿，纷纷盛装等候，希望被选中。只有王羲之，好像什么也没听到似的，露着肚皮，躺在东边的竹榻上吃着东西。太尉郗鉴派来的人看过一番，回去禀报给郗太尉。当郗鉴知道东榻上还靠着一个不动声色的王羲之时，不禁拍手赞叹道：这正是我所要的女婿啊！于是郗鉴便把女儿郗浚嫁给了王羲之。这故事就是“东床快婿”和“袒腹东床”两个典故的由来。
魏晋时代，朝廷推行“九品官人法”。郡、县设中正官，州设大中正，负责搜选、荐举管域内的人才，分别评为从上上、上中到下中、下下九个品级，上报吏部，吏部据以选用、递升各级官吏。起初，评定品级，是“以论人才优劣，非为世族高卑”，但由于世家大族势力的影响，实行不久就发生了变化，大小中正皆取著姓士族充任。到了晋代，官僚队伍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琅邪王氏迁居江南，居大族首位。王羲之身为名门子弟，成年后当选择“清贵起家”之官，及时出仕。王敦叛乱失败，王导的地位受到影响，虽然仍为司徒，但是威信大减，手中的权力也逐渐旁落。他的失势影响了朝中王氏，却没有影响到王羲之。因为王羲之岳父郗鉴已升任兖州刺史，都督徐、兖、青三州诸军事，镇守广陵，握有江北的兵权。叔父王彬内调为光禄勋。在王彬、郗鉴荐举下，王羲之约于明帝太宁三年，按当时贵族子弟出仕惯例，起家为秘书郎，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
东晋时期，玄学兴盛，清谈成风。士族子弟及各级官吏浸淫于清谈，崇尚风雅，不以政务为要。王羲之对此极为反感，在护军将军任上，他深入调查，发布《临护军教》，提出：
今所任要在于工役均平，其差太史忠谨在公者，覆行诸营，家至人告，畅吾乃心。其有老落笃隆，不堪从役，或有饥寒之色，不能自存者，区分处别，自当参详其宜。
这段文字足以证明，王羲之不出仕则已，一出仕就忠于所事，居文职则为循吏，任武职则为名将。在会稽内史任上，他针对吏治腐败与赋役黑暗，努力推行慎选吏与均平赋役之策，救民于危难。这样务实仁和的官员，在东晋一代是很少的。
东晋偏安江南，收复北方国土的呼声不断，并成为政要权力之争的砝码。王羲之洞察时政，对历次北伐之举、将帅人选有着清醒的认识。永和八年，殷浩为与桓温对抗，上疏请求北伐。王羲之以为此举必败，便致书竭诚劝阻，殷浩不听，终致大败。永和十一年，骨鲠气傲的王羲之在53岁时，率子女在父母墓前立誓：永远不再出仕，从此退出官场。其誓文曰：
是什么原因促使王羲之在父母坟前发誓，永不做官呢？据《晋书·王羲之传》载：
时骠骑将军王述少有名誉，与羲之齐名，而羲之甚轻之，由是情好不协。....及述蒙显授，羲之耻为之下，遣使诣朝廷，求分会稽为越州。行人失辞，大为时贤所笑...... 述后检察会稽郡，辩其刑政，主者疲于简对。羲之深耻之，遂称病去郡。”
这是最通行的一种说法了，认为王羲之不肯为官的原因是他与王述的矛盾，因而耻于为王述的手下。另外，王氏家族势力的衰落也是导致王羲之辞官归隐的重要外因之一。王羲之伯父王敦的两次叛乱，等于是琅邪王家与皇室的正面冲突，作乱篡权。王羲之身处如此敏感的危险之地，他当很清楚形势对自己的不利。
但我个人并不这样看。其实我们通过王羲之作于永和九年的《兰亭序》文本，也是可以窥测王羲之当时心绪的。他在文中写到：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在天郎气清之时，感受宇宙的宏富，可以畅怀在天地之间，是一件很可以欣喜的事情了。但是，到这里，情感突然直转，感叹道：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後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以人生的不可预料为感触，不禁悲从中来。感情突然转变，简直是猝不及防。方道“信可乐也”，马上“知一死生为虚诞”，连过渡也没有。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作者当时的心情，是从极度的欢愉之中，忽然地低落了下去。这种心情上猝然之间的大起大落，是不可能毫无缘由的。大凡人总是因为心里有难以消解的痛苦，才会在极度的快乐当中一下消沉下去。王羲之到底有何痛苦，我们在读《兰亭序》的时候未必可以领会，而读过两年之后的这篇《誓墓文》，便恍然可以明了了。另外，王羲之在《誓墓文》中还说“常恐死亡无日，忧及宗祀，岂在微身而已！”看来，他是已经预感到自己将蒙受某种事件，为了全家的安全，为了祖上的名节，他只有辞官，离开这个是非的场所。
魏晋时期，战争频仍、民不聊生，人们处于一种非常艰难，朝不知夕，生死来去无由的境况中。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个体的命运是脆弱的。脆弱和失望且不能自主的王羲之从官场的倾扎中挣拖出来，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献给笔墨，完成自己本来属于书法的宿命，这是历史的选择。
王羲之生性敏锐而高傲，这段为官的经历，不能不让他去重新思考自我存在的价值和生命的意义。王羲之在与殷浩的书信中说：“吾素自无廊庙志”；《晋书·王羲之传》也说：“羲之既少有美誉，朝廷公卿皆爱其才器，频招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吏部尚书这样的官位实在是不算低了，而且朝廷还是频招，也就是说在留着位置等着他。这种诱惑在历朝历代，都是不能不让人动心的。可王羲之却“皆不就”，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王羲之内心世界的不同流俗。
世俗社会对一个人的价值衡量体系在王羲之这里没有得到验证，这也和魏晋时期知识分子的价值崇尚有一些关系。后人对这段历史时期的文人气质通常归纳为“魏晋风度”或“魏晋风骨”，成为后世文人追求的一种人生风范。文化学者肖云儒说：
这样最典型的，我从背景上来谈有两个，一个是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刘伶，这都是好酒、嗜酒、行为乖张、狷介，不与世事同流合污，就是拿现在来说，非常地异类、另类、酷。你看刘伶他不是，他喝酒到什么程度，后面拿一个棺材抬着跟着，我什么时候喝死了，你就地就埋了。他说天地是我的房子，房子是我的衣裤，他不欢迎的人来了，他说你怎么跑到我裤子里来了。就是非常乖张，跟社会对立，自由性格。但是就这种人，最后在唐墓里边，魏晋这个墓里边有他们的画像石，表明那个时候社会上很认可他们，觉得你另类好，就是唱出了我们的心声。王羲之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是说由外向内、由动向静、由粗犷到精细，整个审美风格转移的这个历史时代，王羲之诞生了。
魏晋玄学兴起，且与佛学、道学思想融为一体，成为魏晋士人的思想基础。释家的‘空’，道家的‘无’，玄学的‘玄’，为书法家的创作意境，营造了极佳的氛围。士人以旷达超俗、不涉世务为清高，以高谈玄远、轻毁礼法相标榜。他们尊重人格上的独立，主张无为与真率；他们蔑视礼教，轻视轩冕，寄情山水，品第风流，过着极为自由潇洒而又闲雅的生活。无意于佳的逸笔草草，表达了晋人空灵的精神境界。也正因为如此，晋人创造出了后人无法企及的清逸韵味。今人宗白华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
中国独有的美术书法……这书法也是中国绘画艺术的灵魂……是从晋人的风韵中产生的。魏晋的玄学使晋人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晋人的书法是这自由的精神人格最具体最适当的艺术表现。这抽象的音乐似的艺术才能表达出晋人的空灵的玄学精神和个性主义的自我价值。
这样就使书法家敢于大胆想像，丰富形象思维。正如张怀瓘《书议》所说：
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
辞官以后，王羲之的生活是闲适的，我们并不知道他在辞官之后有没有失落感。《晋书》记载了他晚年的生活
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
从这段文字的记载中，我们大概可以了解王羲之隐逸以后的生活。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江南的青山绿水间尽情地享受着生命的欢愉。晋穆帝升平五年，王羲之因长年服散致疾，辞世而去，果然应验了自己所说的“我卒当以乐死”。终年五十九岁。葬金庭(今属浙江嵊州)。诸子遵其遗嘱，辞却朝廷“金紫光禄大夫”的赠官。
二、继承与创新
书法是王羲之家族世代相传的家学。这正象诗学上的圣人杜甫所说的一样：“诗是吾家事（3）”。在当时的东晋时代，上流社会很注重书法。王羲之的父亲王旷，伯父王敦、王导都有书名。王羲之受家学熏陶，自幼即勤于临池。少年王羲之随卫夫人学习书法。传为王羲之所作《题卫夫人〈笔阵图〉后》载：
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时年五十有三，恐风烛奄及，聊遗教于子孙耳。可藏之石室，勿传非其人也。
这段话交代的王羲之的书法师承，而历史上，卫铄确有其人，年代也相符合，是可以相信的。但以王羲之的士族修养，是断不会说出“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耳”，这样话的。后来康有为在引用这段话的时候将这句删除。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载：
右军曰：“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遂改本师，于众碑学习焉。”右军所采之博，所师之古如此，今人未尝师右军之所师，岂能步趋右军也？
现在我们也来分析一下：王羲之随家族过江，入住乌衣巷，是在五岁。五岁的孩子还不足以有“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月”这样的领悟，因而说，这段话当是后人的附会之说。但是，王羲之在“过江”后，“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锺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又于从兄处见张昶《华岳碑》”，眼界开阔，却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这些新鲜的书法式样，激发了王羲之的变法思维。
王羲之生活的时代，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美学家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在这一时期，新的审美观念和标准在文人个性自觉的基础上得以确立，古拙浑朴之美向妍丽飘逸转换，各种艺术形式在要求表现自我情志的同时，开始追求形式的妍美。文学、书法、绘画等各个领域的一大批极富天才、敢于创新的文学家、艺术家，冲破传统的樊篱，以“画乃吾自画，书乃吾自书”的气概，建立了新的体式法度，开拓出文学艺术的新境界。王羲之就是书法领域中最杰出的代表。
在王羲之以前，汉字书体上承汉魏，虽说已开启今体草、行、楷书的体式，但以锺繇、张芝为代表的书体，尚未脱尽隶意，稚拙古朴。为了揭示王羲之书法的书法史意义，我们先来看看他所师承的锺繇和张芝。王羲之对这两位前辈也有评价，唐孙过庭《书谱》云：
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锺张信为绝伦，其徐不足观。”可谓锺张云没，而羲献继之。又云：“吾书比之锺张，锺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此乃推张迈锺之意也。
锺繇（4）曾任黄门侍郎，董卓之乱时，锺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信任，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太子曹丕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锺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锺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写了著名的《与锺大理书》以示谢意。后来曹丕成为魏文帝，赐“五熟釜”给锺繇，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锺，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锺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这是锺繇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在书法上，锺繇对中国书法史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锺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锺繇对于书法的学习，甚至到了痴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
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繇苦求不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
是说锺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笔法秘籍，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锺繇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
蹶而奄奄一息。经太祖曹操用五灵丹急救，锺繇才免一死。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锺繇无奈，耿耿于怀。待到韦诞死后，锺繇派人掘墓而得此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情本不足信，实际上锺繇卒于230年，韦诞卒于253年，韦诞死时，锺繇早死了23年，盗墓之说，纯属妄谈。据陈寿《三国志
锺繇的书法成就正如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的：
锺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
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行押书”指行书。
锺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大部分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认为有“五表”、“六帖”、“三碑”。“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魏上尊号碑》、《受禅碑》，是否锺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锺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锺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王羲之对于锺繇书法的继承，是在楷书方面。他的小楷书传世的有《黄庭经》、《乐毅论》等。王羲之的小楷，在继承锺繇的基础上，也有发展，并且王羲之自己的小楷作品也是一品一格，各具特色。唐孙过庭《书谱》里评王羲之小楷为：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乐毅论》是王羲之小楷代表作，其笔画灵动，横有仰抑，竖每多变，撇捺缓急；结构上或大或小，或正或侧，或收或缩；分布则重纵行，不拘横行。从整体上言，在静穆中见气韵，显生机。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梁代模本有题款“永和四年十二月甘四日书付官奴”。据说原石曾与唐太宗同葬昭陵，或说《乐毅论》之书在武则天当政时散入太平公主家，后被人窃去，因惧来人追捕，遂于灶内焚之。
王羲之小楷作品还有《黄庭经》，俗称《换鹅帖》，一百行。原本为黄素绢本，在宋代曾摹刻上石，有拓本流传。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此帖其法极严，其气亦逸，有秀美开朗之意态。《黄庭经》有诸多名家临本传世，如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赵孟頫等，他们均从中探究王书的路数，得到启示。然而也有人认为小楷《黄庭经》笔法不类王羲之，因此亦有真伪之辨。
关于黄庭经，南朝《论书表》还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实际上《黄庭经》本身就是道教的经典的读物。
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
太傅即指锺繇，始兴是王导的字，而王导是王羲之的伯父，亦善书，王羲之年少时即随其学书。从这段话看，王家是有锺繇真迹的，这对于王羲之以及其子王献之书法的进步是很有意义的。
张芝（6）的时代，使用的是章草。他善长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桀，成为“今草”。三国魏书家韦诞称他为“草圣”，可见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晋代受传统和师承的影响很深，书风极盛。书写工具在这时也有了普遍的改进和提高，为这一时期众多的书法家发挥艺术才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加上书体具备，书家能各擅其长、各极其妙，促使晋代书坛形成光前裕后、繁花如锦的局面。但由于晋代禁止立碑，刻石不多，书法作品主要写在缣素纸张上。而缣纸又难于长久保存，所以晋代的墨迹少有流传。
王羲之传世草书作品有《十七帖》、《初月帖》、《快雪时晴帖》等。《十七帖》为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因卷首有“十七”二字而得名。原墨迹早佚，现传世《十七帖》是刻本。其点划清健峻快，结体灵动多姿，富有情趣，是历来写草书的最佳范本。为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记载了《十七帖》原墨迹的情况：
《十七帖》长一丈二尺，即贞观中内本也，一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是煊赫著名帖也。太宗皇帝购求二王书，大王书有三千纸，率以一丈二尺为卷，取其书迹与言语以类相从缀成卷。
《十七帖》内容是信札，是写给他朋友益州刺史周抚的。书写时间从永和三年到升平五年（公元347-361年），时间长达十四年之久，是研究王羲之生平和书法发展的重要资料。清人 包世臣有《十七帖疏征》一文考证详细，可以参考。此帖前人评价甚高。如宋黄伯思说：“此帖逸少书中龙也”。朱熹说“玩其笔意，从容衍裕，而气象超然，不与法缚，不求法脱。所谓一一从自己胸襟中流出者。”也有人认为此帖“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这些评价都很中肯。尤其说它写的从容、不受法的拘束，好像从自己胸中自然流出一样，最为深刻准确。孙过庭曾说过：“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即王羲之以下，都是在写字时故意用力，故意要表现自己有艺术风格，这样就反而失去书写时的自然之美了。
王羲之顺应书体发展的趋势，引入时代审美意趣，在精研锺、张书体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改革。楷书变横向取式为纵向取式，端庄匀整。行书脱尽隶意，欹侧取妍，遒媚紧敛，势巧行密。笔法上中锋、侧锋互用，运笔迅疾，便于书写，加强了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草书则改章草的作书缓慢、多波挑、笔势不连贯为今草的运笔自由、笔势连贯、减省笔画而不失字形。至此，草、行、楷书体式定型，汉字书体的发展基本完成。王羲之书法艺术堪称备精诸体。王羲之不仅完成了汉字书体的定型，而且完成了中国书法艺术从质到妍的重大转变。其妍美流便、飘逸洒脱的书风，千余年来令无数书家心驰神往。梁武帝评其书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唐太宗《晋书·王羲之传》则赞叹他“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唯王逸少乎!”
楷、行、草三体，自汉魏以来，在逐步演变。演变的方向，是删繁就简，趋于快速实用。演变的途径是民间匠人、官方书佐和达官显要、清流雅士各自努力，相互影响，再经由高门大族杰出书家的锤炼升华，汇成主流。王羲之便是这些杰出书家的典型代表。
王羲之的用笔，一改锺书的隶笔起止，在起笔处有挫衄的按笔动作，多以方笔入纸；而收笔处不着意折笔重按，而是轻提回带；在运笔速度上是缓前急后；在笔画形态上求其匀整遒紧，势如列阵。经过这样的改造，楷书字体在王羲之手里，笔画之间的配置关系基本确立，结体变横张为纵展，规整劲健，雍容尔雅，仪态大方。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经过这一鼎革，王羲之将楷书引入了端庄而生动的“今体”阶段，为唐朝法度森严的楷书笔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其主要作品有：
《兰亭序》，作于东晋永和九年（353）三月三日。是王羲之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雅集，其间得诗汇而成集，由王羲之为之作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平生得意之作。后人评为“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天下第一行书。
《快雪时晴帖》，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頫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孔侍中帖》、《频有哀祸》，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皇室。帖上还印有朱文“延历敕定”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其书法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