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颖志《中国书法鉴赏系列：帝国风度——东汉书法》

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漫长，其中最为发达的，是汉和唐，以及末世的清帝国。学术界习惯将汉和唐两个时期连在一起来表述中国的古代史，即为汉唐。汉，又分西汉和东汉，中间有新莽政权的十几年。汉是中国封建政治格局的发端。公元前206年，由刘邦建立政权。唐王朝则建立在公元618年，至太宗李世民渐成一统局面。这两个阶段性的鸿盛帝王伟业，完美地标志了中华民族的博大和不可战胜，昭示着属于中国汉民族的文化个性。

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封建制度时间漫长，几乎代表了整个中国历史的社会形态，这是中国历史文化固有的特色。在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制度的盛世，是在17至19世纪。清王朝也是极为鼎盛的一个时代。但作为中国近代史意义上的中国，更多地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屈辱交加。清政府和列强签定了数不清的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这是一个不断被列强瓜分和欺凌的社会时期。这一动荡是和国际形式紧密相关联着的。我们发现，19世纪不仅仅是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而是世界上所有的种族、部落，都将走向一个开放的格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放在历史的进程中去看，是一个必然的事件。其根源在于地球人类数量的膨胀，而与之相对应的是资源的日渐减少。生产、生活资料的匮乏，使每个民族都面临着生存的思考。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刺激了人们在更新的、更大的地球空间中开发新的原料场。这种开发所使用的手断，只能是野蛮的杀戮和疯狂的掠夺。任何一个政府，在当时的状况下，要么成为刽子手和强盗，去掠夺别人的资源；要么就是被动的等待别人来侵略自己。也许是中国人在道德伦理上面有了太多太过陈腐的约束，也许是资源的问题还远远没有引起清政府的足够重视——地大物博的中国，自以为拥有取之不竭的资源库存，因而当掠夺的风暴席卷之时，中国这只巨狮才刚刚被从梦中吵醒。

而此前，在东方巨狮尚未入睡的时候，在中国的北部草原，也曾经崛起过一个在地球有史以来最最强悍的帝国——蒙古帝国。公元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在北京建立了蒙古人的政权，这是一个极盛一时的帝国，其地域面积历史上无人可与之匹敌。

面对着汉与唐、元与清这两组影响世界的帝国时代，我们是否发现，我们竟然有两种并不相同的情感反映。不管客观理由有多么的完备和丰满，我们还总是不能如对汉唐一样的对待元和清这样的帝国阶段。我们自豪而且敬爱着地谈论着汉和唐的文化，而对于号称十三朝的清宫，以及铁骑纵横过欧洲的蒙古人，总是显得有些隔阂的因子。元代是蒙古人的帝国，清代是满族人的帝国，而我们中华民族拥有着更多的汉族的子民，我们的文字叫做汉字，语言叫做汉语，全部中国文化的代表，就是这个“汉”。

早在“金文时代”的东周、春秋、战国时期，在长江和黄河流域，在汉民族的聚居圈，中国哲学已经萌生并且迅速形成系统。诸子百家是在这个历史阶段产生的。中国人早在公元前的几个世纪里，就开始探讨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了。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赢政横扫六国，结束了诸侯割据的战乱局面，统一了中国。并且实施了诸如书同文字、统一度量衡等措施来保证自己政权的顺利运行。但毕竟秦王朝的政治制度是建立在一个旷古未有的历史时期，没有足够为用的实践经验可以借鉴总结，因而秦王朝国祚不永，仅仅支持了十多年。

汉承秦制，当汉代帝王从秦的废墟上崛起之际，已经意识到治理一个国家不再可以单单凭借武力的威慑便可巩固的时候，他采纳了大臣的建议，从制定百官上朝、启奏秉事的规则入手，继承了孔子所创立的“礼”学，整理了混乱的意识形态领域。东汉的董仲舒进而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彻底改变了乱纷纷的思想格局。对于孔子理论再行注疏，使儒学理论成为能够适应帝国要求的普遍规则。至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格局初步确立，而后成为数千年封建政府的取法之源。

在文学上，汉代的成就在于“赋”，这种工稳的骈体文，是中国文学史的基础。如果没有汉赋这样的文学类型，我们的格律诗，我们的散文，简直不可想象会有如此之大的成就。现在我们使用的词语，有很多都是形成在这种意识之下的，诸如稳妥、友爱、兄弟、思念、支持等等，这些并列关系的词语，都是汉赋留下的影子。

在中国，许多艺术、学术、制度、风俗的渊源都在汉代初具规模。这些重要的、具有自身改良属性的意识形态的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巩固与繁荣奠定了基础，并实施至公元1900年左右。时间证明了它的成功。

从书法的角度讲，汉代是各种书体臻于完备的时期，学术史称其为“隶变”。中国文字字体由籀篆变隶书，又伴随着隶书的成熟，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为章草、行书、真书。汉代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以及碑额上还普遍使用，并且由于审美趣味的变迁，汉代的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

作为书法艺术的汉代隶书，呈现了丰富的面貌。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仅东汉碑刻，见于著录的就有700余种，现存传世的有400余种，由于汉代本身就是一个字体变革的时期，书法家个人的审美喜好不同，便书写出各不相同的样子。传世作品一品一格，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各有其审美价值。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书法界，一直有这样的说法：学习隶书，很容易就能学得很好看、端正。但写得有味道，却可能是穷尽一个书家一生也未必能够完成的。我个人认为，按照我们大学生这样的智商，经过内行的指点，用两三个月的时间，把隶书写写规范，写成作品给人家看一看，是件完全不费力气的事。但想隶书写得有韵味，有内涵，有某种精神，传递某种情绪与思想，倒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些人，写了一辈子隶书，只是在点画的细枝末节上做文章，越写越匠气，越写越油滑，最后描摹得甜蜜蜜、软粘粘，形成了更多的习气，俗气，缺乏汉代精神，还是在认识上不得法。宋代的黄庭坚和已故书家林散之老先生都说过：百病可医，为俗难医。想要不俗，唯一的办法就是多读点书，在文学、哲学、艺术等诸多学科知识的滋养下，建立起和传统文化合拍的审美方法，则人可不俗矣。

我们学习汉隶，难点并不在于怎样学像一本帖，这种外形上的描摹并不是难事。难的是在众多的汉碑经典中，找到它们的共通之处，即要做到孔子所谓的“君子和而不同”，这是最难的。

大家知道李白和杜甫，他们是唐代中国诗歌颠峰时期的两个巨匠。他们诗歌的风格不同，作为中文系的大学生，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1）”和“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2）”的不同；我们知道“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3）”与“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4）”的不同；我们知道“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5）”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6）”的区别。对于书法，我们的诗仙和诗圣也有不同见地，李白说“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而杜甫则说“书贵瘦硬始通神”……

但是，李白和杜甫又毕竟是同时代的诗人。电视专题片《唐之韵》说：

盛唐的诗歌好比就是一座山，山顶的两侧则是李白和杜甫。李白站在往上走的一侧，头是仰着的，看到的是无穷无尽的蓝天，悠悠的白云和翱翔的雄鹰，因而心胸开阔，歌声豪放；杜甫站在往下走的一侧，头是低着的，看到的是小径的崎岖，深沟的阴暗，因而忧心忡忡，歌声凄苦。李白是盛唐气象的标志，盛唐过去以后，他就凝固成一座无法攀登的危峰，使后人感到可望而不可及；杜甫是由盛唐转入中唐的代表，他从忠君爱国的立场出发，痛斥祸乱，关心人民，因而随着封建秩序的日益强化，他成了后代诗人学习的楷模，成了我国古代影响最大的诗人。

作为后人学习取法的对象，李白和杜甫毕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两人曾同游东鲁，诗文唱和。我们应该看到他们之间共通的东西。我们对于古典的学习继承，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般的大谈某家某派，而是要从经典之中总结得失利弊，为我们自己的再创造积蓄后劲。我们应该把明晰经典的文化精神放在第一位。

在书法的学习中，不善学者，必定斤斤于自己临过多么多的字帖，而不问在其中得到些什么；斤斤计较于自己和法帖写得多么位置相合，而不注意精神上的是否一致。我们应该学会提纲挈领的学习方法，正如我们看狗，或者狗儿看我们：我们看狗，可以看出是“黑背”或者“京巴”，至于两个狗儿们，哪一个更漂亮一点儿，另一个有些丑陋，我们往往是不在意的。正因为不斤斤于这些小地方，我们才抓住了狗儿共性的东西。在众多的汉碑中，在诸多风格的隶书碑刻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到作为同时代的书法作品，它们中间有些什么相互重叠的审美因素，这就是真正的汉代隶书的精神风貌。因其高屋建瓴，所以是经典中的主要方面，将这些抓到了，就得到了汉代书法的精神实质。

我们今天将要罗列的一些经典常见的隶书作品，并不是要为大家选择一个可以临摹的范本，而是把它们放在一起，作为一个汉代隶书的整体队列出现。大家要极力在这几个拓片中，具体找出它们在点划、结构、章法、神韵上的共有成份，从而提炼汉代的书法精神。这样，在以后我们动笔临摹饿时候，就会有的放矢，带着预想去学习领会。即便我们以后不专门学习书法，通过这样鉴赏方法的训练，我们会学会一种方法论，可以用这样的方法通晓我们汉民族的其他艺术门类，了解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核，这尤其是我们开设书法鉴赏课程的重要目的。

汉代隶书中，最具有通俗、普遍、代表、一般意义的是《乙瑛碑》、《华山碑》与《史晨碑》等。我们现在不讨论它们的艺术品格的高低，只是通过它们的并举，使大家清楚如上所说的通俗的、普遍的、代表的、一般的意义上的汉代隶书。

《乙瑛碑》，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153）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是碑记述了司徒吴雄、司空赵戒请求“为孔子庙置百石卒史一人”之事。《隶释》云：“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这是它的历史学、制度学意义。此碑书法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雁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文流畅。”何绍基以为：“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我个人愿意以“雍容”二字诠释此碑书法。

《华山碑》，全称《汉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年（161）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金石文字跋尾》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刘熙载《艺概》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我个人以为，当代隶书大家刘炳森先生隶书的笔法就来自此碑。

《史晨碑》，又名《史晨前后碑》，碑体两面刻字，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169 ）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9）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在《卒吏（乙瑛碑）》、《韩敕（礼器碑）》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古人常以庙堂之碑称呼汉代隶书碑刻，一方面是说它们大部分是刻立在殿堂、祠庙。另一方面也是说它们有端正、肃穆的艺术品格。《史晨前后碑》就是立在孔圣人家庙里的，并且书法也是肃穆庄严，可以从中领会汉代隶书的精神。

此外，在汉隶中有许多碑刻具有强烈的个性风貌，为后人的取法提供了很可资借鉴的范本，体现了汉代审美在统一大旗下的多元性。

《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灵帝中平三年（186）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利。用笔以方笔为主，古劲沉着、力气雄健。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多有意趣，为书家所称道。历来对此碑的写法与刻法多有讨论。有人认为，这是一通写得不好，但刻得好的作品；有人认为是写刻俱佳。我倒是觉得，抛开学术研究之外，只把它作为临摹、学习古人书法的范本，这种争论的意义就不大了。形成现在我们看到的作品面貌，是脱离不了写和刻任何一个步骤的。书法作品一旦离开墨迹的原有形态变成刻石、刻帖，再经过捶拓得一系列的加工，和原本的墨迹是一定有很大差距的。而因铸刻附带来所谓的“金石气”也在发展中成为书法审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为新的审美原则。作为学习的参照而言，我们重要的是问问自己，在看到的经典中，你得到了什么。

《礼器碑》，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156）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劲爽，尖挑出锋十分清晰，雁尾精彩绝伦。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其点划气质颇有钟鼎之铸造韵味。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曹全碑》，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185）十月刻，1956年入藏陕西省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学此隶书，最要避免临入甜俗一路，我们所看到的笔画光洁是因为此碑所选用碑石较细腻造成的，故我们临习中可选择稍硬的羊毫，不要写的过大，在精神上，还是要借鉴其他汉代隶书的共通的美学评价，把注意力放在骨力上。

《石门颂》，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摩崖石刻，字径较大。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刻。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该石刻据我个人的想法，是以较小的毛笔写过大的字，造成现有风貌的。另外，在模仿这种刀石味道上，我们可以把它和《散氏盘》铭文结合起来欣赏和临摹，他们是经过铸造和镌刻后，呈现出现在我们看到这种金石气息的。

对于隶书的形成，一直相传为秦代程邈所创。程邈是秦朝的徒隶，因为得罪秦始皇，被关在狱中。程邈看到当时狱官的公文繁忙，使用篆书书写很麻烦，就作了改革，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创立为一种新的字体。秦始皇看了很满意，不仅赦了他的罪，还封他为御史，并将这种字体规定为官狱中通用的官方字体。因为程邈是个徒隶，起初又专供隶役应用，所以把这一书体称为隶书。这个故事并不可信。实际上任何书体都是经过日常的草写，逐渐演化成新的面貌，再在这个新面貌基础上加以厘定，成为一种新的字体。古人往往愿意给一个事物找到一个出处归属。秦代的小篆实际上基本也是这样的情况，而李斯和程邈所作的，大概是整理的工作。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代一些木牍和竹简上的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笔划，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已有了明显的隶意。在当时实际的使用中，还是类似简牍一类的书体式样是主流。标准的秦小篆和东汉时期刻成碑的隶书式样，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印刷体。而日常书写，则草化的现象非常普遍。书法意义上的隶书成熟于东汉。汉桓帝(147—167)、汉灵帝(168—189)时代，是隶书的鼎盛时期。

汉代书法的雄强朴茂之风与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汉代隶书蕴含着一种博大的气势，充溢而涌动着雄健的力量。它的点划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雁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结体或险峻跌宕，坚挺雄健，或秀丽工整，圆静妩媚，或坚守中宫，凝重端庄，或大开大合，意气飞扬，可谓千变万化，各臻其极。康有为极力推崇汉隶，《广艺舟双楫》认为：

书莫盛于汉，非独气体所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代书法，除碑刻外，还有书写在木板(北方)和竹板(南方)上的木牍的汉简。简板上的书法由于是日常的手写体，展现出来的是活泼灵动、变化多端，甚至漫不经意，富于幽默感的样子。如果把碑刻喻为工笔，那么，汉简则如同写意。汉简的字体自然天真，粗头乱服，不修边幅，甚至草率，其中一些似乎透露了晋人行草的信息，近年来，被书法界广泛取法。

注释：

（1）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

（2）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主上顷见征，歘然欲求伸。青冥却垂翅，蹭蹬无纵鳞。甚愧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于百僚上，猥诵佳句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踆踆。今欲东入海，即将西去秦。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

（3）李白《将进酒》：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4）杜甫《月夜》：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5）李白《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

（6）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

（7）李白《王右军》：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山阴过羽客，爱此好鹅宾。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8）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复得，吾甥李潮下笔亲。尚书韩择木，骑曹蔡有邻。开元已来数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剑长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龙盘拏肉屈强。吴郡张颠夸草书，草书非古空雄壮。岂如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东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

（9）程不识：将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