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孔子学说，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将社会关系的融洽，个体人格的建树，紧密联系社会实践建立起来的。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将孔子仁学思想模式和结构的四个因素概括为：

        （一）血缘基础，（二）心理原则，（三）人道主义，（四）个体人格。其整体特征则是（五）实践理性。_（P.10）

在血缘关系之上建立的“仁”，是孔子礼学理论的基础。孔子本来的目的是讲“礼”，为了讲“礼”而采用“仁”的论证手段和立场，而实际上，“仁”在事实上成为了孔子学说的主要部分和成就。用一种能够普遍为不同阶级层面的最大受众所接受的劝谏方式宣传自己的人生观念，最终臻至服务于社会的实践目的，是孔子的聪明之处。我们还要看到，孔子学说的时代环境，是造就孔子以“仁”说“礼”的时代必然。西周东迁、以及春秋战国的古代中国，刚刚由部族向家国的社会关系过度，最为大家认同的社会关系就是血缘为纽带的氏族裙带生产关系，孔子把自己的礼学理论建树在“孝弟”的“仁”学之上，是最朴素的方法论。

    在《论语》中，有60多处提到“仁”，10多处提到“孝”。《论语》对于“仁”，解说为：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

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

子曰：“刚、毅、木、讷近仁。”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

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在《论语·颜渊》中，专门收录了孔子对于诸弟子提问“仁”的含义分别做的解答：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后来的孟子将“仁”解释为：

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人心也。

朱熹把“仁”解释为：

爱之理，心之德也。

《论语集释》载陈善《扪虱新语》：

        古人多假借用字。《论语》中如“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又曰“观过，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窃谓此“仁”字皆当作“人”。

“仁”，当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修为。朴素的讲，“仁”是作为一个社会个体的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特质。古文径以“仁”为“人”，亦不无道理。孟子认为“仁”即“人心”，故有“孝弟”者方得为人。人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因子，“仁”是人的最基本道德底线。在一个家庭、家族、家国中有充裕的“仁”的存在，对长者之“孝”，对兄弟之“悌”的观念得到普遍认同和遵守，大而化之的“国”自然也就以小见大了。

    孔子的最终极目的在于建立一种完善的社会秩序，而“仁”的价值标准是这一切的根本，“本立而道生”，“本”与“道”合而为一，社会关系自然天成，得以在宇宙乾坤之中运行。

    李泽厚认为，孔子是

在制造中国人的心灵。

这是颇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意义的。商品经济和自然科学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迷失了宗教般的哲学艺术体验。有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原来科学不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万能金钥匙，艺术却启迪并且成功约束、调节了人类精神这种特殊的物质。何况数学中，模糊数学的建立解决了科学自身难以解决的自我悖论。

哲学是具有宗教意义的“艺术自然”学科，而在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中，儒学更体现了自己实用的准宗教性质一面。孔子学说更体现为一种无人格神的宗教，或者是以修为个体代替人格神——建立自我人格神的宗教，注意讲求自身的修养，历练。经过近三千年的自我完善，儒学这种以自我修为代替盲目崇信的修为方式，给因科学进步而引起的宗教空间地沦灭以适时地填补，为人类的精神寄托展开了一个广阔的充裕空间，这是所有中国人应该骄傲地认识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