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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指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全盘否定

2020-11-16 08:00:00评论 历史 文化 明朝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指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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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是改革的必备条件,要改变朝廷的腐败局面,必须掌握真实的权力。

张居正多次试探,万历皇帝对他掌权的态度。万历四年(公元1576年),御史刘台疏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目无朝廷;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一些同僚参劾张居正父死不奔丧,在于留恋首辅大权;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户部员外郎王用汲弹劾张居正擅作威福,独揽朝纲。张居正多次上疏请求退休,以谢弹劾之人,都被皇帝恳切挽留而止。

张居正从中掂出劾者所扣帽子的分量,明白“高位不可久窃,大权不可久居”,担心这些言论会引起皇帝的疑虑,自己可能“中奇祸而不能自保”。皇帝对张首辅说:“先生功大,朕无以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便了。”

万历皇帝懒惰成性,他不习惯张居正遇事兢兢业业的作风。皇帝贪奢淫逸,热衷于宫廷气派,多次要求增加宫中的奢糜用度,屡次受到张居正的谏阻。

皇帝派心腹太监张诚,刺探张居正的行居,张诚听信反对派的恶言,密报张居正“宝藏逾天府”。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皇帝命令内阁拟旨晋封自己的岳父王伟为永年伯,两年后,又命令内阁拟旨将王伟的弟弟、儿子晋封爵位,要求世袭。张居正引用祖宗对外戚封爵的先例,在外戚官职世袭待遇上,坚持不能破例,这让皇帝心埋抵触与不快。

张居正忤旨独断,得罪了皇帝,得罪了皇后,也得罪了外戚。张居正结怨于皇家,身后付出惨重代价成了必然的事情。

万历皇帝支持张居正掌权处理朝政,完全出于迫不得已,是从皇家自身利益考虑的一种选择。对于朱明朝廷来说,张居正不过是一条善于捕猎的走狗,小皇帝需要张居正去挽救颓危的朱明朝廷,一旦张首辅弃世归天,这具尸体对于皇帝来说,己经没有任何用处。

张首辅威风凛凛的形象,帝师严厉斥责的声音,权臣行使权力的姿态,太师以身作则的身影,一幕幕,都在已经亲政的皇帝的脑中闪现。至于首辅当年劳瘁心骨、弃家忘身的精神,非议满朝、左右受敌的处境,使大明国库积金四百余万两、存粮可支十年之需的功绩,统统都化为乌有。

  这时,皇帝心中燃起的是权力旁落的妒忌心理,一心“追仇居正”,抄家得银。而抄籍张家所得,还不及万历皇帝此后的一次性奢侈花费。张居正去世的第二年,万历皇帝以各种名目从国库中支取银两,一年即超支一百七十六万余两。

  天启、崇祯年间,国力衰微,险象丛生,这时,人们开始记起了起衰振隳的张居正。先是御史邹元标,建议肯定张居正的功绩,接着礼部侍郎罗喻义,为张居正讼冤。至崇祯十三年(公元1641年),尚书李日宣等建言说,张居正“功在社稷,日久论定”,思宗准奏,至此,张居正才得到朝廷公正的评价。这时候,有人在张家的故宅题诗说:“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崇祯年间,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敝,与安徽一位叫俞塞的朋友,议论说:“先相国的事实具在,史家为何多批评文字?”俞塞说:“有人诋相国为奸相,过头了,我以为是位权相。然而,权相与奸相的距离只有头发丝那么一点点。可惜,当时没有用贤相的头衔勉励他,以至给世人留下议论的口实。”张同敝默认俞塞的这番评论。

以后数百年,大多数人肯定张居正富国强兵的功绩,也有人批评他气量狭窄、不能容人的缺陷,不少人则在交结冯保、不奔父丧之类事情上纠缠。明朝有宰辅一百七十余人,有谁能像张居正那样受到人们的关注?崇祯年间的苏汝良称说:“几人相业似江陵?”清初蔡瞻岷干脆说:“明只一相,张居正是也。”异口同声,人们在为张居正打抱不平。

张居正以首辅扶佐皇帝的权力没有用去谋求私利,明末清初的祝石说他是“振绝古今之大英雄”。直到民国初年,甘肃梁士选还称他为“救时之才”。

“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是指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全盘否定,推翻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明代后期,朝政腐败肮脏,是对张居正改革的一种报复。

万历皇帝推倒了张居正,也将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推倒了。崇祯皇帝思念救国之才,给张居正恢复名誉,然而,时过境迁,想要挽救濒危明帝国大厦于即倒,已经来不及了。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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