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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史官与史学起自何时?

(2019-07-11 07:30:00)
标签:

历史

文化

史官

杂谈

分类: 随感杂谈一

中国的史官与史学起自何时?

中国的史官与史学起自何时?
   

西周有职业史官,“史”的职能已经具备。周人烁金为鼎,铸鼎纪事。从金文的内容来看,凡大事、大功、王命,往往做一吉金为铭,刻辞以扬王法成命,以显赫王命之尊,以记身世之威,以佑子子孙孙永保用。铸一吉金为纪一事,铸百千吉金便成史。周史记王室之事而成为史,以此作为起点的中国古代史学,自然就有官史色彩。近代学者反思传统史学,将之蔑称为官史,并以近代西方史学的多样性,作为批判传统史学的参照,用两百年以来形成的西方史学观,作为标准去批判三千年的中国史学,这只能说是对传统文化反思过程中出现的矫枉过正。

因为西周以来职业官史的存在,因此孔子便有《书》可读,有《春秋》可删。这对古代思想史的推进、文化品格的行成,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孔子的读本只可能来自西周盛世和春秋中早期,春秋各大国均做国史,蔚为大观,他们的源头当然是西周王室的一种文化习惯。从今文《尚书》的文辞来看,不乏跟金文颇为接近的。二者的区别则在于一个是西周文献原型,一个经过后世传写。传写过程中可能包括字形、字义、句法等随着时代变迁而引起的讹异等,但是大体上保留着几分神采。根据各国史书,“夫儒之职业,诵法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儒学或其他学派于是逐渐在官史的基础上形成,古代史学对于思想史的决定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西周、春秋有官史,而战国则开始出现有私史色彩的著作。如果《春秋》是官史,那么《左传》就有一定的私史色彩。《左传》不知为何人所作,虽然来自多人手笔,但一部分内容与孔子思想十分接近,接近于孔子的《春秋》教本。《左传·昭公十七年》云:“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周王室的有史官之职,是否上承于殷商不得而知,影响到诸侯各国却是事实。《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战国乱世,依然有史官。就连来自西戎之地的秦,也有官史,只不过其官史过于简陋。以前以为秦史没有编年,但从睡虎地秦简的相关文档看,秦史也是有编年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转述司马谈语:“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司马谈所言或有失实之处,但战国史官地位降低、官修史书不如春秋时期详实应当可信。

官史将君主政治行为或日常行为上升为文化内容,当然也有如《诗经》者,既有来自上层社会的咏叹也有来自下层士人的声音,《礼仪》则是从上到下均可各自得到适用内容的行为规范。这一切都依赖“史”以保存下来。“史”几乎从文明自觉时期起就成为中华文化的主要基础和重要部分。看巫、史、卜三种职业:巫通鬼神,主持神判,卜则以天意主人事,史是将卜的内容刻于龟壳牛骨上的操刀手。“卜”完成了问天的工作,“史”负责将这个过程和结果记录下来。“史”完成了中国文化第一批档案记录,可谓不辱“史”命。《礼记·礼运》云:“王,前巫而后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无为也,以守至正。”随着西周思想中人文主义色彩的日趋成熟,周王室对神的依赖较殷商王室大幅度降低,巫角色的重要性大幅减弱,卜的职能也逐步融入“史”中。官史文化的进一步成熟,使得《尚书》、《诗经》等早期文献应运而生,这些都是先秦诸子尤其是儒家思想的重要来源。作为古代思想史核心的儒学,对于史学的倚重更是极为突出。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并不能因为“史”的早期活动形式与占卜的密切相关,而认为中国史学起源于占卜。史,作为远古社会最识字的阶层,殷商时代不自觉的史学工作者,两周时代自觉的职业史家,他们地位或许并不高,他们的职业工作所生成的成果并不能体现出个人人格或情怀,却奠定了中国史学最初的基石。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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