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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熙宁变法的宋神宗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支持熙宁变法的宋神宗是一位怎样的皇帝?支持熙宁变法的宋神宗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穷一生之力支持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宋神宗赵顼,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皇帝呢?这是后人想知道的答案。赵顼,原名仲铖,宋朝第六位皇帝,是宋英宗和高皇后的长子,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生于濮安懿王宫邸睦亲宅。赵顼出生当天,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聚集成云。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位,时年二十岁,是为宋神宗。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即位后,北宋正值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宋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势。

因赵顼在即位前已闻知王安石,“由是想见其人”。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今江苏南京)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宰相韩琦执政三朝,由于不赞成王安石入阁,坚辞相位。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的序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破坏了宋初君相分权制度),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旧党”(反对新法派)的反对。他们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

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他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宋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

神宗即位之初,对王安石富国强兵的变法主张极为欣赏,并在变法的前一阶段,即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以前,对新法的推行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没有神宗的支持与配合,王安石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是不可能的。随着变法的逐步深入,变法在实施过程中的变味,与民争利的弊端也逐步显现出来,反对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于是,神宗开始左右摇摆,他希望在平衡各派势力的情况下,勉力维持新政。熙宁七年春,天大旱,久不雨,朝内外旧党以“天变”为由,又一次反对变法。这一次得到了太皇太后、皇太后和向皇后的支持。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外戚参与反对变法,不能不对神宗产生巨大影响,这是因为英宗、神宗一系实非仁宗嫡嗣,只是由于仁宗无子,才把英宗选为皇储,最后继承皇位。所以,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对神宗有较大的威慑力。由是,神宗开始动摇,当王安石对“天变”反驳时,神宗不再听从王安石“天变不足惧”的解释了,相反他认为“天变”不是小事,是因人事不修所致,“今取免行钱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逊语。自近臣以至后族,无不言其害。两宫泣下忧京师乱起,以为天旱更失人心”。

四月,神宗终于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再次流涕,向神宗哭诉“安石乱天下”的情况下,罢王安石相,改知江宁府,变法受挫。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宋神宗重新起用王安石,但随着旧党势力的增强,新党内部意见的分歧,宋神宗对王安石专任程度大大降低,“王安石再相,上意颇厌之,事多不从”,变法不能推进。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天上出现彗星,旧党又以“天变”对变法提出非议,神宗更加动摇。他对王安石说:“闻民间殊苦新法”。十月,王安石不得不复求罢相,出判江宁府。

王安石两次罢相,都是神宗向旧党妥协的结果。神宗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变法富国强兵,但他一怕得罪两宫太后,二怕出乱子。当“人情咨怨”、朝议汹汹,变法碰到较大阻力时,他要调整政策了,他要相对平衡地对待要求变法的“新党”和主张守祖宗规矩的“旧党”这两股无法调和的政治势力。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给自己留有余地;一方面仍然体现了自宋太祖起就有的传统家法。其实,在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的时候,就注意抚慰旧党中罢退的元老重臣,以示恩眷。韩琦罢退河北,上疏反对青苗法,神宗虽然最终没有接受,但仍夸奖曰:“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文彦博罢枢密使,便诏与其子孙推恩,特表恩宠。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神宗任用貌似“中立无与”,实际上则为旧党的吴充为相。又先后重新起用曾被罢退降职的旧派人物吕公著、冯京、孙固等,以平衡新、旧两派的政治力量。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八月,神宗正式启动官制改革,诏令撤销只领空名的官职,原作为虚职的省、部、寺、监各官皆实际任事。并采用旧文散官的名称编成官阶,作为官员俸禄及升降的品阶标准。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以《唐六典》为蓝本,颁行三省、枢密、六部新官制。元丰年间中央官制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宋初以来君相分权的政治体制,奠定了北宋后期和南宋中央官制的基本构架,因而使皇权更为集中了。

在熙宁变法期间,王安石任用王韶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出兵抗御西夏,拓地五州,形成对西夏的包围,史称“熙河之役”。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西夏皇室内乱,神宗以为有机可乘,遂出兵五路进攻西夏,围灵州城(今宁夏灵武县)十八日不能下,深入夏地各军因粮草不济,冻馁死伤,先后溃退,无功而返。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神宗听给事中徐禧之计,筑永乐城,谋攻占西夏横山地区,进逼西夏都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西夏发三十万大军围攻永乐城,城陷,徐禧等战死。宋军两次战败,损失军兵、民夫及助战的羌兵数十万人。神宗闻永乐城陷,“早朝,对辅臣恸哭”。至此,神宗希望攻夏雪耻,节省“岁赐”白银七万两、绢十五万匹的计划彻底破产。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五日,赵顼崩殂于福宁殿,享年三十七岁,庙号神宗。十月二十四日,葬神宗于永裕陵。

赵顼之所以称为神宗,多少有些贬意。“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这与变法的不成功有很大的关系。

(本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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