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相对来讲，天津的舞台演出非常寂寞。中老年人有京剧可看，年轻一点的喜欢听相声，但对于看话剧、看明星演唱会、听交响音乐会，甚至看摇滚现场，天津人似乎并不太习惯。但人们真的不喜欢舞台演出吗？天津音乐厅的运营公司——驱动传媒经理钱程至今仍记得80年代初在一宫连演39场《茶花女》场场爆满的盛况。正如赖声川所说，我从没见过哪个城市、哪个地方的人们是不喜欢看戏的。

舞台演出是一种商业，一种生意，同时它更是一种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评价系数。也正是因为城市的升级更替，似乎在不知不觉之间，天津的舞台演出，特别是有一定重量级别的演出多了起来。纵贯线的全国巡演，能容纳6万人的水滴体育场几乎爆满，隔天在大馆举行的赵传演唱会，上座率也达到了8成以上；从8月到10月，作为天津市文化产业重点推广项目之一，开心麻花系列话剧《江湖学院》、《阿翔》、《都市囧人》连续上演17场，一时间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经典音乐剧《猫》和英国TNT剧院带来的莎翁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相继出现在天津的舞台上，西洋古典与中国现代在时空转换中交流碰撞。接下来到年底之前，草蜢复出演唱会、陈佩斯话剧《阳台》、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话剧版《杜拉拉》、爆笑喜剧《武林胜经之鼠你最2》等演出都将登陆天津，在文化艺术开始市场化运营的时代，这也体现了天津这座城市对舞台演出的需要。

追溯源头，天津堪称是中国舞台演出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正因为这种暗含在城市背面的历史基因，当我们开始重新回到戏剧舞台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自信与力量。早在100年以前，舞台便曾爱上了这个城市。

1871年，天津英租界的侨民组织了业余剧团，用英语演出《我们的孩子》等戏剧。1888年4月，伦敦汉密尔顿戏剧公司的职业剧团来津，在兰心戏院进行了数场演出，这是最早天津演出的外国职业剧团。1904年4月6日的《大公报》有一篇文章，写道在戈登堂经常上演“外国新戏”、“英国名戏”，观众大多是各国侨民，也有少数中国人。

李叔同和曹禺两个天津人是中国话剧史最重要的代表。李叔同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中国人的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并在《茶花女》中扮演女主角。曹禺15岁时便加入了南开新剧团，18岁担任《南开双周》的戏剧编辑后开始构思《雷雨》。1934年，他在天津的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又开始创作《日出》。30年代的天津话剧舞台一派繁荣，中国旅行剧团、上海影人剧团、上海银星旅行剧团、南艺剧团等舞台剧团体不断来津演出。到后来，1951年成立的天津人民艺术剧院，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演员。

天津同样也是京剧的大码头，梅兰芳、马连良等大家都将天津当做最重要的市场。1936年中国大戏院开业时，马连良为戏院剪彩，并演出了《群英会》、《借东风》等京剧。随后梅兰芳在此连演25场爆满，这一年梅兰芳42岁，也是他舞台艺术的鼎盛时期。

9月，津湾广场一期标志性建筑——天津市歌剧院工程完工，这座红顶白墙的法式风格建筑内部有着复杂的设计，独特的升降舞台可以延伸到观众席，实现了舞台表演和观众的“零距离”互动，也标志着天津拥有了一座现代化的专业歌剧院。而在此之前，历时4年扩建的天津音乐厅也已投入使用。歌唱家程志在这里试唱后说，天津新音乐厅的声场效果是国内最好的。8月28日的开幕首演，著名大提琴家王健、作曲家陈其钢与中国爱乐乐团一起，为天津音乐厅留下了最经典的一幕。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硬件的升级，好剧场本身就可以吸引观众走进来、坐下来。最近几年，天津的演出舞台有了一次整体提升，新落成的中华剧院、光华剧院，翻建、改建的滨湖剧院、八一礼堂、二宫大剧场，这些功能现代的剧场都为城市营造了全新体验的舞台空间。奥运之后，水滴体育场也让天津有了承接超级巨星演唱会的能力。

同样在努力发展的是戏曲和曲艺的舞台。估衣街的改造给主打相声、曲艺演出的谦祥益茶楼创造了更多的展示空间；古文化街和鼓楼商业街分别引入了名流茶馆的两家分号；一个名为“津味相声风景线”的茶馆演出模式也对传统相声的保护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来天津听相声的北京人越来越多。

西岸艺术馆的演出策划人王卉认为：“天津应该有更多提供各种演出的平台，让高雅艺术与舞台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各种类型的演出本身也被誉为“正在流动的金子”，文化演出市场的繁荣，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更能给城市带来一种荣誉感。演博会正是促进这种繁荣的最好的机会，而更好的结果还需要所有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以及城市本身的自觉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