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和圣祠与历史上柳下惠的崇祀
提
关键词：和圣祠；和圣；柳下惠；泰山
“维岳降神，首锺和圣” 【1】（p725）。春秋大夫柳下惠，世代被尊为泰山圣贤之首；奉祀其人的和圣祠，也在泰山众多神祠中占有突出地位。考察这座泰山乡贤名祠的沿革历史，有助于探索柳下惠与泰山文化的多层联系。
一、和圣祠创建与重修
柳下惠道德功业，彪炳春秋，盛誉战国，唐宋尔后，声望日隆，被奉为“道继唐虞，学开孔孟”的儒学宗祖之一。但明代以前，由于岱麓柳下故里未引起学界关注，柳下惠其人亦未被视为泰山文化的组成部分。如明弘治间所修《泰安州志》，便未有记录柳下惠的只言片语。嘉靖以后，随着柳里祠墓的发现，柳下惠之名方才见于泰山典册。最早著录其人其事者，当属明嘉靖时汪子卿所撰之《泰山志》——汪《志》卷二《遗迹》云：“柳下惠墓：在州治东南一百里，至今村人尚多展姓者，村名曰柳里村。” 【2】（p208）汪《志》简记了柳下惠在泰山的故里、墓葬及后嗣等情况，留下了极为重要的相关信息。继之万历时宋焘《泰山纪事》中也踵迹作了相关记录：“先圣姓展氏，居于柳下，既殁，乃谥为惠。今州城南六十里柳里乃其故处也。……至今柳里村有柳下惠墓。”
自此而后，泰安方志与泰山典籍几无一不标举柳下惠，视为乡邦圣贤的代表。甚至被视为泰山主神，如明人陈继儒《太平清话》卷三称：“老子云：东岳，柳下惠展禽司之。”【3】（p54）诚如清宋思仁《泰山述记》所论：泰山“自和圣而下，代有英贤，是亦岱灵所锺。”延至万历年间，柳下惠进入泰安官方的祭祀系统，和圣祠开始在泰山出现。
明末萧协中《泰山小史》于“柳下惠墓”条首先记录此一事件：“……近州守以创（和圣）祠，立胤为祀，请之上台，议未有成。”按《小史》所言“州守”，当指泰安知州侯应瑜。应瑜万历四十四年（1616）至天启三年（1623）任泰安知州，其创建和圣祠，时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康熙《泰安州志》卷二《祠祀》记其祠云：“和圣祠：祀柳下惠，在城东南。明万历四十五年，知州侯应瑜建。”其祠址在岱庙东南，鲁两先生祠西北（即今泰安军分区西院南部）。祠设正殿、庑门，殿中奉礼和圣像设，据光绪十八年（1892）《展氏族谱》所绘“泰邑和圣祠庙神像图”，殿中柳下惠博衣宽带，头结发髻，双手执圭，居中端头，书僮二人，各持图书、卷轴，分侍左右。天启元年（1621）应瑜亲书祠额，刊石勒于影壁。《族谱》又载侯应瑜撰有《修泰安和圣祠碑记》，碑石今佚不传。
和圣祠建成后，虽请设奉祀生之议未获允准，但被列为地方祠祀，即由地方官府举行春秋奉祭。此项礼仪迄明清两朝而不废。崇祯时进士、吏部郎中吴本泰过泰安时曾谒祠下，有《和圣祠》诗，为今知第一首吟咏圣祠之作：“栖栖三黜吏，巍巍百世师。岩岩泰山下，和风今在兹。云来洞府阔，日煦霜林迟。野蔓萦穿屋，山樵看打碑。人间多薄鄙，谁复叩荒祠？” 【4】
明清易代，泰山和圣祠祀却相沿不废。清代圣祠之修，始于顺治十三年（1656）。据《泰安县志》载：“顺治十三年，济南守道毕振基重修，戴京曾记之。碑在祠过厅中。”振姬顺治十年分守济南道，十三年行部至泰安谒和圣祠，“易敝葺旧，赫然新之”。戴京曾所记之碑，据《岱览》卷十三《岱阳》著录： “《修柳下大夫祠碑》，右戴京曾撰，陈旷跋并行书。顺治十三年五月勒和圣祠壁。” 【1】（p348）碑今佚不传，文存光绪十六年《展氏族谱·庙志》中。其文云：“上党毕公分守济南之三年，行部至奉高，按图书得所谓柳下展大夫祠者，易敝葺旧，赫然新之。……展大夫书堂在县境东南柳里村，有碑在焉，其后裔盖有大者。毕公讳振姬，字（此处遗一亮字）四，世上党人。以名进士为今少参，分守济南路云。” 【5】
和圣祠重修告竣后，顺治十五年（1658）山东学政施闰章敬谒祠下，有《祭和圣祠文》：“泰山岩岩，汶水汤汤，蜿蜒蟠郁，不知其几千里，而作镇乎鲁国之旁。圣哲于焉挺生，亘古今而相望。伊展大夫之令德，依隐玩世而以和自将。当臧孙之窃位，谓申椒曰不芳。乃弗党同而伐异，甘逍遥以相羊。羌直道而自处，虽三黜其何伤？夫固终其身徘徊于父母之国，未尝历九州以翱翔。胡大名之垂宇宙，遂齐声乎莘野与首阳。当其生也蒙耻救民，片言却强齐之侵疆。及其殁也，贤愚同哀，显谥不妨出乎帷房。行人为之叹息，樵采过而悲凉。夫何一死士之垄，而灵爽或过乎生王。斯固孟子所谓圣人百世之师，而闻者莫不兴起而彷徨。夫是以采溪荪而陈醴，敬荐乎先生之祠堂。” 【5】施闰章此文感慨深沉，借柳下惠遭遇，寄寓直道不彰之怀，一唱三叹，实为和圣祠诗文中翘楚之作。
入清后和圣祠第二次修葺，是在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泰安府志》卷七《祠祀》中记此役云：“和圣祠：……乾隆十九年县令冯光宿复加修葺，有碑。” 光宿乾隆十六年（1751年）任泰安知县。任上陆续复建土地祠、先农坛等，今存白鹤泉石坊即其所立。此次重修告竣，光宿自撰碑记之。《岱览》著录云：“《重修和圣祠碑》：右冯光宿撰，真书。乾隆十九年四月勒祠内壁间。” 【1】（p348）惜今又佚而不传。
入清后和圣祠三修，是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其工役肇自泰安知府宋思仁，并得到知县嵇承群、县尉张廷模等协助。工竣，宋思仁撰《重修和圣祠记》，立石院中，文云：“和圣祠在泰郡东南隅，历岁既久，自乾隆十九年雁门冯君光宿修后，迄今三十六年矣。兹值秋祭，瞻拜之下，目击颓垣摧栋，几至风雨不蔽，此守土者之耻也。爰分廉俸，谋之邑宰，嵇君承群亦欣然乐举其事，县尉张君廷模复襄助之。遂庀材鸠工，越半月而落成焉。窃思和圣之仕于春秋时也。直以维风，慈以惠众，所谓鄙夫宽、薄夫敦者，千载而下，犹可想见其风采矣。……思仁幸际圣明，守官兹土，瞻俎豆之馨香，俨声灵之宛在惄焉。私淑之心，盖有徬徨而不忍去者，是为记。” 【6】（卷九）
清代和圣祠最后一次修葺，是在道光九年（1828），修者泰安知县徐宗干。据宗干称：其重修《泰安县志》告成后，以刊刻余资，修治圣祠，“匝月而竣”。徐宗干此次重修，还有一项重要举措，即将与和圣祠相邻的鲁两先生祠中的孙复、石介像设移奉柳下惠西侧，自此孙石神位“借住”和圣祠凡八十年，直至宣统元年（1909）方还祀旧所。告成后徐宗干撰有《重修和圣祠碑记》，立石祠内。碑云：“……城内有和圣祠，自前明州守侯公应瑜建立，至毕公振基（姬）始修于顺治之十三年，冯君光宿重修于乾隆之十九年，郡伯宋公思仁复修于乾隆之五十四年，迄今阅四十载矣。夫式闾表墓，千载而下，闻风兴起，方且徘徊不忍去，而一任颓垣摧栋，而莫之整理。至于禅宇仙观，则金瀓碧灿，孔固孔安，是亦人心世道之忧也。戊子春，与邑人士大春纂修邑乘告成，梨枣馀资，即以鸠工庀治，匝月而竣。并访展氏子孙，世世守祠祀、供洒扫焉……。” 【7】（卷一）
民国时期，和圣祠亦数经兴废。其重修之工，启始于民国五年（1916）。据赵正印《新儒联语录》称：“民初五年由皖归，捐资修柳下祠堂，费千元。”又《重修泰安县志》卷二载：“民国五年，邑人赵正印捐款重修，添置过厅三楹。”正印（1876～1952）字新儒，泰安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乡试第一，后东渡日本求学，归国历任山东提学等，主办《齐鲁公报》。入民国历任商河、宿松县知事，中原大战后任山东赈务委员，主持整修泰山工程。抗战时入川，卒于绵阳。此役中将散落周边的诗刻嵌于过厅壁间，并委展姓族人看守祠宇。民国十五（1926）至二十年（1931）间，张守昌、孙良诚、马鸿逵等部先后驻兵祠内，院落房舍大遭破坏。《新儒联语录》记称：“自十五年后，连年战役，驻兵纷扰，树木砍伐殆尽，祠堂又复破坏矣。”据民国二十年（1931）《（山东赈务委员会）委员邹少白查勘泰山工程条具体意见文》称：“和圣祠正殿东面，有张姓搭住草屋居住，污秽祠宇，不成事体。委员已商同泰安县长饬警勒令拆除。” 【8】民国二十年（1931），赵正印呈请山东省府主席韩复榘，获准将中原大战后所颁抚恤金三千元，以工代赈，将和圣祠、鲁两先生祠、包公祠等并行修复。民国二十五年（1936），泰安县建设局于祠内及周边遍植柳树，县长周百鍠题“霁月光风”，建设局长王传贤题“和为贵”，铭碑立于大殿东西。
侵华日军进入泰安后，和圣祠即遭废弃，祠内殿宇、过厅均破敝漏雨，塑像残剥，惟过厅壁间嵌碣尚存。至日伪统治末期，伪泰安县长张振声方对祠宇有所整饬，工竣后并题书两联，悬于楹柱。其联云：“圣以和称，时中近对尼山峙；地由人重，造化益高泰岱名。”“易介薄公卿，今古和平臻极轨；坐怀昭日月，乡邦矜式托明禋。” 【9】（p54）
抗战方胜，国共内战又起，泰安城前后经历四次战役，其间和圣祠因毗邻城堞，尤成四战之区。民国李东辰《泰山祠庙纪历》中记其祠之旧貌及毁圮经过云：“和圣祠：在城东南隅，祀柳下惠。明万历四十五年州守侯应瑜创建，屡经修建。有正殿三楹，过厅三间，大门一座，左右石狮一对。古槐荫之，影壁嵌明人书祠额。……至顺治庚子（1660），吴南岱刻其《泰山杂咏》十四首，及宋思仁重修碑，亦嵌于壁上。卅六年（1947）冬城围，伐古槐与庭树为薪。越年夏，七三师修防御工事，梁木砖石，滋情拆除，‘岱帖’残刻佚失殆尽。或云作工事，或云作砧石。今仅存过厅、东山墙及石狮矣，瓦砾茂草，杂置其间。”又据泰安耆老吴延文先生生前回忆：“1946年6月，新四军消灭敌军宁春霖部时，和圣祠及南城墙一带，战火甚烈，战阵过后，祠宇成为瓦砾场。”斯一泰山名祠，至此成为历史陈迹，踞其初建，前后共历时三百三十年。
二、历代和圣祠祀的文化背景
上述和圣祠祀的沿革历史，如果结合其时代背景“知人论世”，就会发现柳下惠在泰山崇祀与祠宇重兴，与当时的历史事态与社会心态莫不有着深层联系——作为历史人物的柳下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曾被人多次“发现”与“解读”，赋予不同的形象与内蕴。作为柳下惠接受史的一个个案，或能予人以一定启示。
考和圣祠之肇建，时在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察其时事，便可知柳下惠在此际被人“发现”而推上祭坛，并非偶然。在创祠的上一年，建州女真努尔哈赤自称汗，建元天命，国号后金，大明帝国面临着空前的边疆危急。与侯应瑜同时的萧协中在《谢过城》中感叹：“今日军戎频玩寇，更无人可却莱兵”，专瞩于孔子却齐所建事功，正可见一时心态。在这种语境下，柳下惠以和止战、片言退齐的往事便重现于群体记忆之中。侯应瑜“稽古而创祠宇” 【10】，正反映了社会精英对动荡时局的焦虑与不战屈敌的期冀。
侯应瑜《修泰安和圣祠碑记》文今不存，不知记中是否引申此意，但确有旁证可坐实此案。和圣祠壁所嵌“岱帖诗”中，不少便引入对时局的关注与国势的悲慨，如张民表《谒岱宫》诗中云：“愿祈灵祐销夷祸，封禅白云万岁同。”又郑以伟《登岱四首》其三云:“谁挽苍波扫妖彗，辽阳一况战争埃。”都是有感于辽东事变而发之吟咏。在这种群体心态下，柳下惠祠祀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
清初顺治年间毕振姬等人对和圣祠的重葺，其意旨则与明末有着显著的不同。关于毕氏修祠喻旨，戴京曾碑记中有所阐发：“且公之为是役也，又与寻常举所弗急者不同。……公亦自觉其峻，屡夺其性之所近，而进以学之所未备，佩弦佩韦，迩墨临丹，伐所盈而辅之不足，旦夕孳孳，不啻灯之取影而光之返照也。善医务攻其所胜，良庖务节其所甚。书不云乎，直而温，宽而慄。其祀事柳下大夫意乎？” 【5】以为盖是有取于柳惠既温且和之性情，用以自励，读之似觉多有隐讳而未中底里。窃以为毕氏重恢柳下祠祀，其实别有寓怀在焉。毕振姬是由明入清的汉族士人，虽然他在新朝的仕途尚称通达，然而如其《望昌平陵步郜比部韵》中所咏“此地埋须应有泪，登天谁复记秦声”——作为一个深怀儒家忠君爱国、礼义廉耻思想的故明解元，在其内心深处，却无时不承受着道德与人格的拷问，感受到侪辈的鄙薄与讥讽。如振姬挚友傅山在为其文集《西北之文》撰序时便称：“解元既为当世贵人，而但解元名之，山之知解元，知其为壬午之解元足也。”又云：“吾终惜解元！吾终惜解元！”对其易节仕清语含讥刺。这种心理上的无形压抑和巨大失落，对毕氏来说几至挥之不去，时上心头。其面对故交，何以自解，以赢得其谅解；面对自己时，应寻求怎样的释放，以获得片刻安宁。这几乎是那一代“贰臣”群体的一种共同心疾。在这种深层“焦虑”之中，毕振姬“发现”了柳下惠。——孔子论古之逸民时曾曰：“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为何柳下惠虽然蒙“降志辱身”之耻，而仍被孔子推为大圣巨贤，那是因为其具有“言中伦，行中虑”的行为，所谓“中伦”，用南怀瑾先生之言，便是“就是中于伦常的道理，维护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因此可以说，在儒圣眼中，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维护，其意义更胜斤斤于一姓之兴亡、一族之恩怨。正是在这里，毕振姬找到了与千年前和圣心灵的“契合点”：他虽然在时局变更中，不得不易节仕清，被认为“降志辱身”大节有亏，但胸中耿耿，却无日不思力为汉族文化与儒学“道统”延脉续命。民国学者马骏于《西北文集跋》中论振姬出处云：“毕先生之仕清，蹊刻廉介，不名一钱，酷似永宁于公成龙。当是时，汉人在水火之中，满政府自命入关救亡，而实以救之者亡之。以战胜国治理亡国奴，其痛痒之关切与否可知也。于公不忍坐视而出山，而出山又无以明志，故以自古未有之清苦自处。对于满则操守，相形使之生愧；对于汉则富贵不屑，使之解疑。毕先生之用心，盖亦如此。而又有一节胜于于公者。方明永历帝之流转滇黔也，制命强臣已不成其为国矣。而清政府犹不释然，命洪承畴深入穷追，务以翦灭为期。承畴谓南征军后路粮台当设于湖广，选择众司，谓先生最负才守，特题补湖广布政使，使给转运。先生顾念种族大义，惕然不安，一再请辞，不获命，乃以刀自损其面，弃官匹马逃归。此于公所未曾行也。……先生虽名仕清，仍不忘明，犹王猛沮苻坚伐晋也。闻吾当时士大夫有一公例，曰：‘为汉族苦百姓则可出仕，为满洲新皇帝出仕不可。’陆清献公为尔时第一醇儒，尤守此义，况先生乎？”故顺治十三年毕振姬之重修圣祠，个中旨趣，实以先圣自解兼以自励。今天若摒弃狭隘的民族观念，则毕氏出处大节，亦属俯仰不愧，则其自拟之柳下惠，并非全然不伦。
清代乾隆、道光间三修和圣祠，则是清廷高度崇儒的结果。柳下惠因此为孔孟所推许，因而被视为儒学先导，尊之为“先儒”，受到官方极大的尊崇。清廷入关之初，便有诏“古圣先贤，建有祠庙、列在祀典者，果系本支嫡裔，准其设在祀生”，因自康熙五十七年（1718）起，清廷便以滋阳县和圣七十四代嫡孙展阅充奉祀生，列为圣裔，世袭罔替。作为崇儒祀圣的一环，泰山和圣祠也兴修有常，俎豆不替。
不过终清之世，和圣祠虽屡得官府力维不坠，“有司春秋奉祀”，但始终未被纳入民间信仰，未能赢得来自民间的奉祀。因之当大王庙前盗跖像香火一片时，和圣祠宇却奠献零落，几不能存。此时状况时屡见于清人记录。乾隆时唐焕《游岱杂记》云：“今泰山下有庙，不知何神，相传以为跖也。余每至岱城，观和圣祠漼圮颓落，狼藉苓通，未尝不泫然流涕！” 【1】（p308）其子唐仲冕《岱览》中亦论云：“二祠（指和圣祠与鲁两先生祠）有司皆以春秋致祭，而和圣敝漏奥渫，不能任奠献，亦守土者之过也。” 【1】（p336）不独居民对和圣缺乏礼奉，即便展氏后裔对这位先祖也毫无敬意，赵正印《新儒联语录》记清末祠况云：“柳祠尚有殿三楹，破敝不堪。其后裔展姓业屠者，据作屠场。朱养田（即朱锺琪，光绪二十五年任泰安知县）先生令泰时驱逐之，然第不饲猪于内，展姓仍杂居焉。”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由于和圣祠自创建伊始，其祭祀权便为地方士绅所垄断，视为特权，祠祭被最大限度的神圣化与清洁化。从而造成普通民众与和圣祠祀隔膜与冷淡，一直望门却步，观祭掉头。如果比观小说《儒林外史》中所写泰伯祠的坠废，便会对和圣祠在清代的境遇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历史步入近代社会后，传统儒学面临着新文化的巨大挑战。清室逊国，作为官方祭祀的和圣祠祀也随之告终。然而就在此时，泰安末代解元赵正印发起对圣祠的重修，无疑显示了饱受传统浸淫的保守型文化精英，对传统信仰的极力维护与对新文化潮流的无声抗拒。
如果说以上诸人对柳下惠形象的重塑与阐释，各明一义，尚不全悖于历史真实，那么日伪时期张振声对柳下惠的全新“解读”，则真可谓是“谬托知己”或“错认祖宗”。
张振声其人，民国学者王次通先生《茹荠秘记》卷下叙其宦泰之丑行云：“（张氏）连署两县任，以道秘书升县掾，……后则专事风雅，舞弄文墨，泰山题诗，阿谀者谱为歌，令各校学生歌之，后将在泰公牍诗联用岱人公资印行，自列攀辕卧辙之流，真不知其丑者也。”这位张县长堪称是柳下惠的崇拜者，在其令泰的公文中，屡屡捧出这位春秋乡贤，如《告泰安县各学校教职员书》中称：“仰高贤于柳下，心惟和平。” 【9】（p20）《泰安县政府劝民栽树佈告》又称：“地名柳下，重和圣之里居。” 【9】（p15）另外他所作《柳下惠墓》诗，也有“人和到处有屏藩”的盛赞。张振声频频推尊古圣，究竟意旨何在？观其和圣祠联，则不难察其内心隐秘，那便是借誉柳下“今古和平臻极轨”，为汪伪“和平建国”的汉奸理论张目。
所谓“和平建国”，是汪精卫于1940年抛出的卖国纲领。本年3月12日，汪精卫发表《和平建国宣言》，《宣言》声行“中央政府”即将成立，今后将在“中央政府”领导下对外调整邦交，对内实施宪政，实现和平，要求“重庆方面抛弃成见，立即停战”，共谋和平。《宣言》美其名曰主和息战、共建政府，实质上则是以“和平”为名向日本全面投降。自此“和平”二字成为汪伪的金字招牌，如1941年3月22日汪精卫《今后施政方针》中称：“促全面和平的实现，是今后努力之所在。” 由于历史上柳下惠以“圣之和者”著称，一些汪伪官僚便以“和”入手，试图把柳下惠妆扮成“和平建国”的理论鼻祖，借以兜售其汉奸哲学。以至汪伪统治时期，曾有为柳下惠设奉祀官之议。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汪伪政权档案中有《展傅壁请委和圣奉祀专职案》（1940年），即是关于这一事件的公文。而张振声正是汪氏这一“和平”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如其《泰安县署感怀》之诗中，便公然声称：“愿将历代东封土，尽向和平路上铺。”在这一背景下，张振声重葺和圣祠，敬悬楹联，吹捧柳下惠“今古和平臻极轨”，其政治寓意不言自明。柳下惠若泉下有知，对无端加授的这顶汉奸桂冠，其惊诧愤懑之情，或远过于他人“袒裼裸裎”于其侧吧！
葛兆光先生在阐释晚清对中国传统资源的重现发现时曾指出：“古代中国的经典和经学，实质上就是一种资源，它承担着对各种旧知识进行维护和延续的责任，也承担着使新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得到理解，并获得合法合理的责任。” 【11】（p477）这一状况不独现于晚清，作为“经典”圣人的柳下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便不断被“发现”，被解读，并被赋予、改造成不同的形象。其背后所反映的种种社会形态、政治动向及群体心态，实为泰山思想史上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行文至此，使人自然联想到，二十一世纪柳下惠重新被提上学术与社会论坛，除去出于地方文化、经济、姓族方面发展的需要外，也与大的政治环境有关。自中共新一届领导人提出“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后，一些论者便试图从传统资源上为之寻找历史依据，加深其文化厚度，拥有“和圣”之称的柳下惠遂被再度“发现”，视之为历史上“和谐文化”的一环，进而有“和圣与和文化”、“和圣与和谐文化”等一些论题的提出。虽然这种文化追溯在学理上尚缺乏充足的依据，但若视之为柳下惠形象的当代阐释，仍可予人以一定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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