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有一首从台湾传到大陆的流行歌曲，其中开头几句唱道：“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歌中的“野花”指的是什么？说白了指的就是风尘妓女。而风尘妓女并非是现在才有的，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到了秦、汉时期，虽然以封建集权的行政、法律等措施大肆推行男女之规与女子的贞节，加以限制，但是，由于上至帝王、下至官僚、贵族的肆意淫乱，致使坠入风尘的女子大量地增加，形成上下一体的官场淫侈之风。

据《汉书·禹贡传》记载，这种淫侈之风，到了西汉末年成帝时愈演愈烈，一些官僚、贵族、富豪大多仿效皇帝，“设钟鼓，备女乐”。而另一部史书《西都赋》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在东汉后期，外戚与宦官争相专权，政治腐败，淫侈之风更甚。到了两晋南北朝时期，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在两晋和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士大夫把蓄婢狎妓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藉以表示放浪形骸，自命风流，玩世不恭，而且被视为一种审美的境界。

而历史上性放纵、性泛滥的最典型的朝代便是两宋时期。在这一时期，尽管朱程理学的影响和对社会加强控制的需要，对性放纵、性泛滥采取了压抑、禁锢的措施，但是，它依然挡不住妓女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前朝相比真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所谓“存天理，灭人欲”，这“人欲”是消灭不了的，对自然现象加以压制，其结果只能是加强，而且是病态的加强，这既是某种性文化的渊源，也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应该说，两宋时期朝廷对文臣武将的控制比前朝严格得多，由于理学渐炽，吏议渐严，这种控制又逐渐从政治上发展到社会生活上。在北宋仁宗前后就开始对官吏狎妓加以限制，违者要予以严厉的行政处罚。按照当时的朝廷规定，不论是朝中，还是地方上的文武官员，虽然可以官妓歌舞佐酒，但是不能私侍枕席。宋神宗熙宁年间，祖无择出任杭州知府，与年轻美貌的官妓薛希涛互相敬慕，打得十分火热，有人举报到宰相王安石处。结果薛希涛被鞭笞处死。但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名风尘歌妓至死不肯承认与祖无择有染。

这一时期更为有名的是色艺双全的台州营妓严蕊。这名歌妓原来姓周，字幼芳，自小习乐礼诗书，因家庭贫寒沦为台州营妓，改艺名为严蕊。此时的严蕊，歌舞弹唱，无所不精；琴棋书画，了然于胸，学识通晓古今，诗词语意清新，一时名动天下，常有不远千里慕名相访。南宋淳熙九年，即公元1182年，台州知府唐仲友为严蕊、王惠等四人落籍，回黄岩与母居住。同年，浙东常平使朱熹巡行台州，因唐仲友的永康学派反对朱熹的理学，朱熹连上六疏弹劾唐仲友，其中第三、第四状就论及唐仲友与严蕊有伤风化之罪，下令黄岩通判抓捕严蕊，关押在台州和绍兴，施以鞭笞，逼其招供。严说：“身为贱妓，纵合与太守有滥，科亦不至死；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污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其辞既坚，于是再痛杖之，仍系于狱。三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

从以上两件涉及歌妓的风化案例看来，当时对官吏狎妓的处分是很重的。然而，薛希涛和严蕊这两位风尘妓女都是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出卖情人，这种义妓之举无疑令人扼腕长叹。而朱熹以道学先生自居，“欲摭与正之罪，遂指其尝与蕊为滥”，这是先进行犯罪认定，再去求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为达到这卑劣目的，严刑拷打妓女，真可谓无耻之极。

当然，官吏与妓女私通，只要不被发现，也可逍遥法外。如张安道守成都时，和官妓陈凤仪私通有时，两情甚洽，张还给陈写过多封情书。几年后，张升任尚书，恐人摘其隐私，便委托姻亲王仲仪致书陈凤仪，把所有情书交王仲仪一起烧掉，才消除了心头隐忧。但也有不少官吏因此而受处罚。例如，刘涣知并州，因与营妓有私而谪为磁州通判；蒋堂知益州，因私官妓而迁河中府；苏舜钦提举进奏院，因召两军女妓置会为人告发，竟被削职为民。熙宁年间，“两浙路张靓、王庭圭、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

尽管朝廷不断地整顿吏治，杜绝官吏狎妓的行为，但是，上至皇帝，下至群臣，对青楼歌坊依旧流连忘返，狎妓之风日盛一日。

路边野花偏要采：揭秘最龌龊的两宋官场

首先是皇帝率先垂范。这个率先垂范的就是风流皇帝宋徽宗。据有关史书记载，“宋徽宗般乐艮狱中，久而厌之，更微行为狭斜游。累至汴京填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礼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清人史梦兰在题为《宋艳》的诗中讥讽说：“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

据南宋文人张端义的《贵耳集》中说：道君幸李师师家，偶遇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词。李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时邦彦为开封府监税，命蔡京以周职事废驰，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之，知送周监税，至更初始归。道君怒云：“汝从何往？”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道君问有词否，云有《兰陵令》词，唱一遍看，曲终，道君大喜，复召邦彦为大晟正。

这里所说的道君即宋徽宗，因信道教，所以起了这个名。周邦彦是宋代的一个著名词人，风流倜傥，精通音律。看来两人同恋一妓，宋徽宗权大势大，但在李师师心目中，可能周邦彦更有吸引力。宋徽宗可能也感到这一点，所以先由于吃醋而贬周，后又叫周为大晟正以免得过于得罪李师师，也算是煞费苦心了。

李师师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妓女之一，后世有许多戏剧、小说、诗词都涉及李师师，对她还有一些研究与考证。小说《李师师外传》说她吞金自杀，但又有人考证她在汴京失陷后流落到南方，潦倒终生。南宋文人刘子翬《汴京纪事》中有诗云：“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缕衣檀板无颜色，一曲当年动帝王。”另一位南宋文人张邦基的《墨庄漫录》也说：“靖康中李生（指李师师）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毬、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于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

而到了南宋时期，政治更为腐败，官员生活更是腐化。不仅是皇帝纵情声色，狎妓淫乐，而且朝中的一些权臣，如王黻、秦熺、贾似道等几乎无不狎妓淫乐，腐化已极，令人无不侧目。

王黻做宰相时一次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千，沿途作乐，固已遭物论。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择取浙西一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艧之饰。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彩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渺若在云问。熺处之自若。

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会其妹入宫，有宠于理宗为贵妃，召赴廷对，擢太常丞军器监，益恃宠不检，日游诸娼家，至夜即宴游湖上。”又载：“似道既相，进娼优奉帝为游宴，台谏有议者，宣谕使裁去，谓之‘节帖’”。直到南宋即将覆亡，“贾似道南窜，犹携所谓沈生、王生者自随，二生天下之绝色。”这真是十足的亡国之风了。以上这些做法，可谓放僻邪侈之至。更奇怪的是王黻，“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俱与民间娼家相似，与李邦彦辈游宴其中，朋邪狎呢。”住室都要模仿娼家而筑，对嫖妓宿娼的迷恋可谓登峰造极了。皇帝如此，权臣如此，其他大小官吏狎妓也十分普遍，在史书与其它古人著述中，这方面的逸事与丑闻真是连篇累牍。如韩之纯“平日以浪子自名，喜嬉游娼家，好为淫媟之语，又刺淫戏于身肤，酒酣则示人。”当时官员又有“纳妾求知”、“售妹入府”、“献妻入阁”等等丑行，不一而足。甚至谈禅也和淫乐混在一起，例如张镃说，如“于有差别境中能常入无差别定，则酒肆淫房，遍历道场；鼓乐声音，皆谈般若”。

两宋时期，文臣如此，一些武将更是肆无忌惮。如吴玠抗金屡立战功，《宋史》记载他 “晚节颇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抗金名将韩世忠也有类似情况，《中兴遗史》说他“晚年好游宴，常赴诸统制之请，莫不以妻妾劝酒，世忠必酣醉而后归”。常以部下的妻妾劝酒，可见已经放纵到什么程度。

为什么两宋时期，官场狎妓之风愈演愈烈，这无疑与这一时期的政治腐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南宋政治腐败什于北宋，因此，官员生活糜烂和官场的淫乐龌龊的腐败之风也甚于北宋。而贵为九五至尊的皇帝率先垂范，也是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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