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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天堂杭州西湖风光旖旎的夜景。

 

    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地理区域上偏安东南一隅的杭州何以成为历史上天下人趋之若鹜的人间天堂？翻开杭州厚重的历史，透过扑面而来的脂粉香尘，人们不难看到，其主要的动因，便是两宋时期风生水起的美女经济的倾力打造。

    杭州，三面云山一面城，一城山色半城湖，可谓是拥山抱水，怀瑾揣玉。杭州的山水钟灵毓秀，孕育了丰富灿烂的华夏文化的东南一页。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设钱塘县。隋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钱塘县改称杭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得以在历史上出现。此后州治曾迁至凤凰山麓，依山筑城，州城方圆达三十六里。当时杭州作为南北大运河的终端，交通的发达极大促进了杭州商贸市易经济的发展。随唐以后，五代时期的吴越国在杭州建都，一面在城内建造宫室、官署和宅邸，一面在西湖岸畔广造佛寺、佛塔和经幢，杭州因此而有“东南佛国”之称。北宋时期，杭州一跃而为“东南名郡”，连宋仁宗赵祯也在赋诗赞扬杭州说，“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洲”。人们盛传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也足见杭州的繁华，富贵，美丽，温柔，非同一般。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美女经济的拉动。

    两宋时期，由于大宋王朝的重文轻武的政策，文人学士的地位大大提高，各地州府的主要官员无不是清一色的文人学士，许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风流才子进入地方的领导管理高层。在北宋杭州的历史上，一代文豪苏轼就曾两次来杭州做官。一次是杭州通判，一次是杭州太守。苏轼虽是一介文人，但也深谙美女经济之道。原来大宋自开国以来，虽然边境狼烟不断，但国内九州承平，社会安定，人人有生逢熙和盛世之感，加之朝廷因“陈桥兵变”而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更觉扬眉吐气，一登龙门，便顿觉风生水起，立即竞相奢华，放浪形骸，尽情恣纵。苏轼虽然居官清廉，处事勤俭，但身处红尘之中，这些迎来送往的宴会也难以推辞，每当身临其境，苏轼就不禁感叹，官场之中，宦海之内，不沾声色者，真是寥若晨星！即便是苏轼忘年之交的江南词人张先，此时高龄已八十有五，虽致仕归隐多年，但依然是妻妾成群。苏轼曾赋诗戏曰：“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而张先并不在意，竟然又新娶一房小妾。苏轼又赋诗调侃曰：“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张先对此也不过一笑了之。

    其时，苏轼在杭州虽身为通判，但他文坛名声甚盛，为朝野所推重，自是社会名流，才望远播，凡杭城大小官员，无不以与苏轼同席共座为荣。因而苏轼以美女经济拉动杭州的经济发展的决策，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响应。当时杭州有一年一度的官府开煮新酒的风俗，为了推销新酒都要“点呈”，酒库雇来许多容貌秀丽的大牌官妓来大造声势，苏轼不仅积极参与组织活动，而且身体力行带领这些官妓走上街头进行广告宣传，一时引得成千上万的杭州百姓密密排列街道两旁驻足观看，形成了万人围观的盛大场面。“点呈”活动一般都要到深夜才散。而这夜间的“点呈”活动更是美不胜收。这些大排官妓，华服纵马，踩着月光，异香馥郁，光彩夺人，恍如仙子下界。观看这支香艳娇美的广告宣传的千骑队伍，成为了当时杭州城的一大胜事。

    苏轼一次出游就可集合起千余官妓，不仅反映了风流才子苏轼的强大的号召力，而且也说明了杭州的“烟花业”的兴旺发达。据史料记载，当时杭州各处都有妓院歌馆，从上、下抱剑营、漆器墙、沙皮巷、清河坊、融和坊、荐桥、新街、后市街，到金波桥等两河以至瓦市，每逢夜晚都是一路灯火，一路歌声。《钱塘梦》中就说道，杭城“有三十六条花柳巷”。美女经济带来杭州的繁华，可见一斑，而杭州只不过是北宋时的一州而已。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重湖叠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凤池夸。”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一阙《望海潮》，使人们看到了美女经济对杭州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巨大影响。

    经过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发展的鼎盛时期。南宋建炎三年，公元1120年，朝廷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治所，升为临安府。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南宋定都于此，一时皇亲国戚、王公重臣，还有豪富巨贾纷纷争相在杭州城中兴建庭院，以便金屋藏娇。一百多年间修建的大小花园不计其数，各家“因缘包占，增叠堤岸，日益填塞”。官府为了满足朝廷歌舞升平的需要，在杭州西湖周边兴建起亭台楼阁。当时文人祝穆所写的《方舆胜览》中就记载了平湖秋月、苏堤春晓、断桥残雪、雷峰夕照、南屏晚钟、曲院风荷、花港观鱼、柳浪闻莺、三潭印月、双峰插云等西湖十景。《武林旧事》卷三《西湖临幸》和《梦梁录》等书中都记录了西湖景色别具风采，亭台楼阁巧夺天工，美女歌妓每天莺歌燕舞，西湖景色四季各有不同，但都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宋高宗赵构偏于江南一隅的美色美景之中，更是乐不思蜀。南宋诗人林升写诗讽刺曰：“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宋孝宗时大学士俞国宝面对西湖丽人美景，曾写了一手《风人松》，词中写道：“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玉骢惯识西泠路，骄嘶过，沽酒楼前。红杏香中歌舞，绿杨影里秋千。东风十里丽人天，花压鬓云偏。画船载取春归去，余情在，湖水湖烟。明日再携残酒，来寻陌上花钿。” 宋孝宗观赏后认为：“此词甚好，但末句未免儒酸。”建议把“明日再携残酒”改为“明日重扶残醉”。俞国宝因此官运亨通。好一个“再携残酒”、好一个“重扶残醉”。后来做过参知政事的蜀人文及翁刚登进士第时，有人问他：“西蜀有此景否？”文及翁即赋《贺新郎》一首。开头一句是“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杭州西湖的美色美景不仅熏醉了天下游人，更熏醉大宋王朝的皇帝和王公大臣。杭州这一美女经济打造的人间天堂，在给后世留下名满天下的游览胜地的同时，也成为了南宋王朝沦落到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的奢靡风气之中的历史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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