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话找话》是从1992年开始酝酿的。我第一次去德国，开始的时候语言的障碍难住了我。后来与人交流采用画画的方式，我与谈话的对象都放弃了惯常的语言方式，用图画代替文字，调动全身心表达的可能性配合图画，取得不错的效果，我自己觉得比会说外国话的人交流的结果并不差。

我当时曾为此写下一段文字记下自己的感受。

当我以笔下的图形向朋友诉说，当朋友以笔下的图形与我交谈，我们之间因为文字言语不同而造成的屏障毁了，图画使我们相通。

绘画本来就是人类表达自我的一种语言，它可以超越种族、国界、行帮、阶层。

我突然觉得我生在一个没有文字言语的实际，享受着一种此处无声胜有声的诗境。难道从古到今得没幅图画，也都是在永远的向今天和未来叙说着曾经发生的事情？那些或流利或缭乱的线条，或绮丽或雅致的色彩，应是人类交流永恒的本能。

但我必须否认我的虚幻。

我的躯壳、我的官能依然是这个有文字言语的时代的产物，它注定要适应闹市般的社会喧嚣。

我曾不明白先人的一番告诫，“人言可畏”——为何可畏？“少说为佳，言多必失”——失去什麽？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说了一辈子的话，却从来也没有一次用有限的字词把无限的心说透。

无能为力之中，我只好让精神走进艺术的僻静天地，用人类永恒的语言工具，去和人类所有的灵魂沟通。

我竟然记起，梦境中一个消解文字言语的世界……

我积存了很多对话的结果——有图画的各种纸片儿，记录着我与不同的人交流的语言符号——艺术的语言，图画的文字。它证明了不仅我会画画，天下人都会画画；它也证明了不仅职业的艺术家善于使用造型艺术的语言表达内心情感，普通民众也会使用造型艺术的语言完成表达的愿望。

1995年开始到1996年，我花了很多时间作图画符号的推敲，计划以聋哑人的身份在国内专门做一次“没话找话”的艺术行为。

这个计划可以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农村蹲点”，在河北或陕西选一个合适的村庄，用100天的时间住在那里，和当地农民建立关系并进行图画方式的交流；第二种是“都市流浪”，就在北京的街头、公司机关办公场所、商店、餐馆、旅游景点等地方“流浪”，寻找与人交流的机会，30——100天的时间内，可以间断式的进行。

这计划的延伸形式还有与人的通信，而用图画代替文字与朋友通信我早已实践了很长时间，效果也很好。

问题也有很多。

一是我的身份问题，首先我必须让人相信不会使用文字语言——做一个聋哑人兼文盲并不太难，难的是我的来历——既不能是大学里的老师，也不能是艺术家，必须有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正当”身份才行，否则，在一个村子里住得久了就没有充分的理由，必定令人生疑，万一警察干预进了收容所，也别中断了我的计划。但做了很多身份设想，都觉得不是特别合适。

二是行为的记录问题，按一般的行为艺术常规，是需要用图像记录过程的，这不仅是为了展出的形式需要，过程也许可以提示出更多有意思的问题，也是对艺术家真诚与否的一种监督。但有人随着一个流浪者不时地拍照或录像，肯定露馅。

三是辅助语言的使用问题，包括肢体、声音、现成图像，这肯定会增加“表现力”，交流对象是相对任意自由的，我如果要使用则必须进行一些技术和尺度上的把握。

四是表演性的问题，在国内做这个活动比在国外有难度，难就难在我能听懂普通人的说话，而普通人往往会一遍念叨着一边与我用这种特殊的方式交流。我能听得懂，也可以接着用图画的方式与之对话，但这无疑为“以画说话”的平等关系与纯粹性打上了一个不小的折扣。

后来，我放弃了这个行为，主要是因为最后这个问题，也过于注重以“艺术”的名义去实施“行为”了，也就是说，太想做成一个“艺术品”了。

我自己和朋友们都觉得：原来，我在满世界游走的时候与人交流的那些“行为”的结果，以及与国外朋友“图画”方式的通信，是最真实的，也是有用和有效的——这已经构成一件很自然、很纯粹的作品了。

到底没有遇到展出的机会，也是我觉得它已经存在了，展出不展出并不影响《没话找话》在我心中的意义。

近来在网上看见尹吉男《纽约杂感·三》，其中有一段说到我出国时与洋人沟通交流的方式，题为“鸟语·鸟语”——

  吕胜中去德国的时候一句德语也不会﹐一句英语也不会﹐他只会几句“考尼奇瓦”。吕胜中把洋人恢复到原始人的状态﹐他用画图来表达他的意思﹐也逼迫别人用画图的方式与他交流。几年前﹐他想把这些与洋人交谈的图绘纸片编辑成一本小书﹐名叫《看图说话》﹐但一直没有出版成。去年一句英语也不会的吕胜中又到了曼哈顿来办画展。尽管如此﹐吕胜中的装置作品和剪纸作品不仅会说中文﹐还会说德文﹑英文和日文﹐不需要任何翻译。帮助吕胜中布展的艺术家潘星磊是刚从香港来到纽约的﹐他原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他在香港做了一件足以让他坐牢的行为艺术──把公共场所的英国女王的塑像用油漆泼成了红色。潘星磊会讲英语﹐我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小型艺术讨论会上听过他的英语演讲﹐当然他主要在讲他是如何把伊利莎白女王泼成了红色。潘星磊看来也很公平﹐他不仅把英女王泼成了红色﹐也把自己泼成了红色。一个活生生的“红人”走在香港的街头。吕胜中的小红人是用剪子剪出来的﹐不会动﹔而潘星磊的小红人就是他自己﹐从街头走进监狱﹐从香港飞到纽约。潘星磊这个“小红人”所讲的英文不懂艺术的人也能听得懂。

1999年底在成都的一个综合性展览上，我曾经选了四封与友人的通信展出，取名《两地书》，但人们好像并没有仔细看它。

我却很在意这些保存下来的纸片，经常拿出来欣赏一番——因为这些”语言”真的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