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清与热烈的交织中坚持不断呐喊的文人们能力是有限的，在这个长期的过程中，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守望者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无数珍贵的东西消失……等到有了某种“抢救”或“保护”的物质支持之时再回头去寻找，往往花费几倍的力气才见成效，甚至完全要依靠某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偶然机会。

在四川考察的时候，四川省群众艺术馆的史维安[1]先生给我讲了他在1960年代收集年画的故事。

1960年四川省拨专款抢救绵竹年画，省上派群众艺术馆和美协的画家到绵竹，在文化馆的配合下，组织年画艺人走乡串里，搜集到门神年画手稿二十多套，木刻版近二百套。

当年4月，搜集工作即将结束，突然喜从天降。一位居民急匆匆找到在街上散步的史维安说：“你们不是要收年画吗，废品收购站正有人卖。”赶到收购站的时候，一批废纸刚过完秤，有200多斤，全是旧年画——门神、年画、神像什么都有。原来是一家倒闭的老纸铺以前的存货，这家的后人清扫阁楼，当成废纸一起卖了。这批纸本年画由省上的画家带回成都，在四川省群众艺术馆保存。史维安先生经常感叹这次的“幸运”：“幸好抢救及时，过几年就是四清和文化革命，这批东西想保也保不下来了。”

那幅由绵竹清末画师黄瑞鹄花费几年时间创作，表现丰富多彩的民间迎春活动，生动地再现当地的民俗风情的巨幅年画长卷《迎春图》[2]，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而它成为绵竹本地年画收藏的珍宝却完全得之于偶然———

据说，临近解放军入川，收藏此画的黄膏子为保平安而遣散店员和家产，嘱帮工凡看得起的但拿无妨，管账周先生便取走了这幅《迎春图》。周先生后来把这图传给儿子周文星，周文星并不十分在意，将其束之高阁。直到1979年，在绵竹县医药公司上班的周文星手头拮据，才想起有这么一件旧物，或许可找个买主。他将画卷寄给四川美术学院请他们酌价收购，美院的经办人认为年画俗气无价值，便将原物退回。

当时绵竹县文化馆馆长、县年画社社长侯世武[3]正在四川美院进修，逢巧见到画作，便赶回绵竹，因文化馆和年画社都无分文收藏经费，侯世武无奈，便找到当时县医药公司经理一起动员周文星将《迎春图》捐献给县文化馆，周文星应允了。文化馆付了80元酬谢费，县政府颁发了一张奖状，这件绵竹年画的重要作品总算没有流落他乡。

有了这两次“恰好”，奠定了绵竹年画形象的完整性基础，但我们仔细想想，如果那一天史维安先生不到街上散步，那一年侯世武先生不到重庆进修——结果会是怎样？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初的20年代到如今，历史一直放慢脚步，等待着我们有条不紊地去做这样一份工作，到了90年代初，它终于等得不耐烦了，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这首先提醒了中国的农民，他们开始认为，家中保留了若干年的旧物件的确成了他们今后生活的累赘，便拿到旧货市场上随便买个价钱；同时，这也提醒了都市中有些经济能力的收藏爱好者和文化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们很快觉出这是“传统民间文化物品”最后的搜集机会，便慷慨倾囊。于是，在全国大小城市几乎都极具规模地出现了专门经营这类物品的“旧货市场”，传统民间的老物件从低廉的价钱旋即变成价格不菲的抢手货。这样的“买卖”很直观地给了包括民间美术品在内的“传统民间遗留物”一个具体的“价值”定位，这个价值定位说明了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全面认可。

尽管学者们知道，搜集的工作最好的方式是实地考察，这样可以详尽地记录有关的背景材料，而在旧货市场购买的物品很难得到可靠的相关信息，对将来的研究会是很不利的，但这已经是没有办法弥补的事情了。

在各地的旧货市场上，都有很老的民间年画出现，我在北京、济南、天津就卖到百余种清末的作品，倒是没有见到包括绵竹在内的四川年画上市，这也许是四川省有关部门组织收集工作开展得比较早的缘故。

在我们为将要流失的传统民间艺术品感到惋惜时，也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说法——该流失的就让它自然流失，该留下来的自然会有人保存，外国人买走了没准比在中国保存得更好。

听见这种声音，我想说：因为我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因为这些东西与我们的精神生命息息相关，因为它是不断孕育滋养主流文化的艺术母亲，为了她的的形象更加完整，我们应该尽全力将他挽留在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