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里寻她千百度】

当标志新的文明曙光的“五四”运动开始以后，人们就料到了传统文化即将在中国新文化模式登台的时候必然退场。随着近百年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果真如此——竹子悄不作声地离开了，绵竹年画也说不清在哪一天告别了乡村新春的门户。

珍贵的东西就在身边往往并不觉得珍贵，当失去它的时候才会真正觉出它的价值，这句十分通俗的大众格言用来描述文化转型期人们对待传统民间文化的普遍心态倒是十分确切。于是，几乎在意识到将要失去它的同时，便有人开始了“寻找”——

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风俗调查会”，成立之初便意识到：“风俗调查的事业，除记述以外，要从物品的搜罗作起；然后才能得到好的材料来研究。 ”将“征集关于风俗之器物，筹设风俗博物馆”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很快“征集各地的新年风俗物品（如神祗、年画之类）……共二八六件。 ”，在南方，隶属于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的中山大学民俗学会设立了“民俗物品陈列室”，之后几年间就已收集“首饰、衣服鞋帽、音乐、应用器具、工用器具、小孩器具、赌具、神的用具、死人用具、科举遗物、官绅遗物、民间唱本及西南民族文化品物十四类陈列品凡数万余件。 ”

当年，一代文豪鲁迅也极力推崇中国的民间木版画传统，并广为收藏，呼吁人们对他重视保护：“古代的东西，因为无人保护，除小说的插图以外，我们几乎什么也看不见了。至于现在，却还有市上新年的花纸……这些虽未必是真正的生产者的艺术，但和高等有闲者的艺术对立，是无疑的……注意于大众的艺术家，来注意于这些东西，大约也未必错。 ”

1937年，杭州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生将收集的年画为主的若干民间艺术品在杭州做了一次“民间图画展览会”，钟敬文先生曾撰文向大家推介，“民间的画家，往往能够用那简朴的线条，或单调而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民众所最关心、最感动的事物的形象” 。　　

这期间，在蔡元培的倡导下，中央研究院和中央博物院组成民族学和民间艺术、手工业的调查团，凌纯声、马长寿、庞熏琹、芮逸夫、李霖灿、谭旦冏等人在1930年前后、1937年至1942年两个阶段，分别在东北、西南、四川和台湾等地进行了科学而系统的田野调查，收集了服装、饰物、手工业工具、用品及技术资料、模型、图片等数千件，由中央博物院作为“民族文物”类藏品收藏。

在延安解放区，文学艺术家响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号召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去、到民间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优秀的民间文化传统学习。诗人艾青在陕甘宁边区收集到大量的民间剪纸作品，并在这之后与鲁艺美术系系主任江丰先生合作，编选出版了中国最早的民间剪纸专辑《西北剪纸集》；画家张仃早在1938年就开始收集陕北、甘肃、宁夏、陕南、陇东以及雁北、察哈尔、东北、京津等地的民间剪纸，并注意考察各地不同的风格特征，并将自己的收藏介绍给新中国的美术工作者学习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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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1926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二十三期《征集各地关于旧历新年风俗物品之说明》。

[1] 1928年《民俗》第15--18期容肇祖《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的经过》。

[1]见《歌谣周刊》1924年第58期《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开会记事》。

[1]见1985年10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张紫晨《中国民俗与民俗学》第324页。

[1]见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鲁迅全集》第六卷。

[1]见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民间文艺谈薮》第238页，钟敬文《民间图画展览的意义》。

[1] 南京博物院前身，1952年更名。

[1] 《西北剪纸集》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艺术系搜集，艾青、江丰编选，晨光出版公司1949年9月印行，本书20开，有目次5页、序言9页、图版11——209页，分别以黑、蓝、红、绿、桔色作单色印刷。

[1]见张仃收藏编选 大东书局1951年7月初版《民间剪纸选》（新美术丛刊第二种，本书20开，有序言2页、目录2页、图版123页，分别以黑、赭、红、绿单色印刷，收入陕北、陇东、三边、雁北、察哈尔、山西及地方待考的民间剪纸作品123幅，封面与内封另各有一幅剪纸，计125幅剪纸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