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我在一家賣影音光碟的小店閒逛等人，一股消費的欲望莫名生起，於是站在一小排紀錄片前猶豫了一會，不知該買張《與CEO對話》，還是《香港UFO實錄》，最後我挑了後者。請不要誤會，我對CEO沒有任何意見，只是UFO實在比較有趣。

過去幾年，CEO這頭銜實在太過威風，乃至於不少只有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也要創出一個CEO的職位，讓有志者過過英才癮。那些在電視上“高管對話”之類的節目真是好玩，假如亮相的是外國大企業的高層，他們就喜歡說些其實你我都懂得說的人生大道理，但台下觀眾還是如癡如醉，彷佛在聽先知的啟示。假如是國內的富豪與執行官，則愛談一些很宏大的戰略分析，可是很神奇，後來你聽說其中有幾個戰略家居然進了大牢。

坦白講，我們如此愛聽這些人說話，不是因為他們說出來的話字字珠璣，而是因為他們很有錢。克魯曼查閱美國聯儲局的研究，發現1970年代美國102家大公司的CEO的平均薪資相當於今日幣值的120萬美金，是當時全美平均勞工所得的四十倍。到了西元兩千年，CEO的平均年薪已經到了九百萬美金以上，是平均勞工薪水的三百六十七倍。克魯曼認為這個變化其實一點道理也沒有，因為“主管的品質與品質的重要性，都無法以明確的數字呈現”。而且就算“企業董事會能正確判斷主管的品質……他們實際支付高階主管的薪資也有一大部分取決於其他公司的作法”。甚至“金融市場會質疑一家支付執行長薪資不大方的公司”。

為什麼今天的一般勞工並沒有比幾十年前賺多了幾倍（照克魯曼引用的數字，他們的實質所得甚至還比從前低了），而高層主管的所得卻像火箭一般直線上升呢？主要是“過去可能譴責主管領太高薪資的新聞媒體，現在卻歌功頌德他們的經營天才，過去領導平民控訴企業主管自肥的政治人物，現在卻奉承巴結政治捐獻的金主”。這是幾代人心態變化的結果，從前要是聽說有人的薪水是其他員工的幾百倍，不只一般人會生疑，連股東也會感到不解甚至憤怒。但是現在，我們只會羡慕他們，看他們平常吃些什麼，好奇他們的家居裝潢。我們早已不再覺得公平是種重要的倫理情感（ethos）了。很多評論家也注意到全球貧富差距擴大的傾向，但是除了再三保證“滴漏效應”必將出現之外，他們只會告訴你“至少人人最終都比以前過得好了”，甚至坦白承認“這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趨勢”。

然而，每個人的日子都比以前過得好了嗎？資本主義就要無可避免地拉大收入的鴻溝嗎？克魯曼說了一個相當有趣的寓言：“如果蓋茲（Bill Gates）走進一家酒吧，酒吧裏顧客的平均財富將直線上升，但跟他同在酒吧其他人並沒有比以前富裕。所以經濟學家想描述一群人的典型成員生活的情形──不是少數過得特別好或特別差的人時，通常不說平均所得，而會說中位數所得，也就是一個比半數人口有錢，但比半數人口窮的所得。那家酒吧的顧客中位數所得在蓋茲走進去時，不會像平均所得那樣直線上升”。

現在的美國就像比爾·蓋茲走進一家平民酒吧，一方面多了不少超級巨富；另一面，“2005年全職工作男性的中位數通脹調整薪資，略低於1973年的男性”。身為新凱恩斯主義者，克魯曼特別懷念美國從新政到大社會那一段貧富差距大壓縮的日子。當年的美國以薪資控制大幅縮短薪資的差幅，對富人大舉加稅，工會的勢力大為擴張；按照標準經濟理論，這種違反供需法則的政策會使得投資萎縮，阻礙生產力提升，從而摧毀經濟。不過克魯曼認為歷史實況恰好相反，那段平等時期正好是一段史無前例的繁榮期，且後來一直未曾重現，即便是眾口稱譽的列根時代，也遠有不及。

相對于注重個人謀利自由的傾向，克魯曼比較關心平等的價值，這是傳統左右光譜之分的兩端。對富人加稅，重新恢復工會的活力，以及擴大政府福利開支這些建議當然會引來不少非議，但是這個世界的鐘擺的確在回擺，從右翼向左翼搖盪。無論你站在什麼立場，起碼也要看到克魯曼政治經濟學的一點提醒：加稅和擴大福利開支固然是用政治干預經濟，不過減稅和縮減福利措施也不見得是不干預，它同樣也是種政治行為。經濟從來不曾運作在一個真空的政治背景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