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見南亞地震及海嘯的慘重災情之後，就發現香港果然是塊福地，既不在地震帶上，也少有海嘯的風險。又有很多人發現印尼亞齊省及斯里蘭卡居然有人為了食水和麵包，幹起搶掠打劫的事，於是瞭解到自己的生活幸福，不愁吃穿，實在要感恩一番。這讓我想起曾經有非政府組織帶一批香港中學生去泰國農村考察，目的是看看全球化對傳統小田農夫生活的影響，結果學生們回來之後的最大感慨竟然是：「我有錢買野，又有書讀，真系好幸福。我以後一定要努力讀書，珍惜光陰」。這種從他人的苦難身上發現自己優越的情緒，好的一面是重新肯定了自己現有生活的價值。但壞起來的話，又何異于有些父母故意帶孩子去看乞丐，然後教訓他們「睇下，唔努力讀書，第日就會變成咁啦」。這些廉價的憐憫只不過是自私的最佳盾牌。

傳媒廣泛報導誘發善心，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感論》裏有一個出名的「中國地震」比喻，說一個普通的英國人由於距離遙遠、情感陌生，因此不會對遠在中國的地震災民生起太大而持久的同情心。對那些認為道德建立在情感之上，而情感又決定於關係親近與否的人而言，這是個經典比喻。近年興起全球倫理學，強調一個人即使對於遠在天邊素未謀面的異國人，也該負有道德責任。這一派學者也喜歡引用亞當．斯密這個比喻，儘管他們不同意道德可以因為距離關係的變化而變化，但是這個比喻可以用來指出人類願意行善的動機，的確和距離長短相識與否有關。所以在教育學生當世界公民時，多點讓他們認識其他地區老百姓的生活是有用處的，因為這會使學生更能代入他人的處境，同情共感繼而有所行動。所以前面說的那個非政府組織才會乾脆領著學生去泰國實地考察。

如果善心來自親近的感受，那麼這回傳媒對印尼大地震的災情報導，就實在是最成功的全球公民教育了。直至執筆一刻，各國宣稱捐出的善款就達到了二十億美金，離災難爆發還不到十天。這麼驚人的動員能力，這麼迅速的反應，絕對與世界傳媒鋪天蓋地的報導有關。我們每天都在電視、電臺、報紙和網路上看到無數的故事和影像，遙遠的難民透過傳媒的仲介漸漸成了我們的鄰居，對他們施以援手變成我們不可抗拒的良心指令。

可是我們也得小心，傳媒能夠激發我們的善心，卻也可以遮蔽我們的視線。印尼大地震固然是極端可怕的災害，但這世界上其實還有不少其他種類的災害，甚至天天都有災民致死。只是它們是曠日持久的苦難，沒有一場巨大的海嘯那麼具戲劇性。只是它們可能是人為的苦難，反而沒有天災那麼容易令人動情。我們的世界每天都有三萬多兒童因為營養不良和欠缺潔淨食水死亡，還有十億人活在極度窮困的環境之中，他們的處境在很大程度上是人類自己造成，甚至是我們可以出一分力去改變的。但是傳媒固然沒有持續報導和跟進的興趣，我們對於無力防止的自然災害的同情，也遠比我們可以付諸行動去加以阻止的人為破壞大得多。

有美國傳媒把印尼大地震比喻作亞洲的「九一一」，可見對於很多美國人來講，「九一一」就是他們所知的最大災難了。但是早在「九一一」之前，英美帶頭實施的伊拉克經濟制裁，就造成了數十萬伊拉克平民死于饑餓和疾病。而「九一一」之後正當美國預備攻擊阿富汗時，它更要求巴基斯坦切斷對阿富汗的糧食援助，導致數百萬與塔利班無關的平民立刻陷入饑荒。「九一一」當然可怕，但是世界各地的人為災禍不見得就比「九一一」的規模來得小，它們的災民也不見得要比紐約居民更富裕更不需要援手。

回到這回海嘯的受災地區，印尼的官僚作風和亞齊省基建不足，是救援行動受到阻礙的主要原因。但印尼身為世界銀行口中「全球化的模範生」以務農為生，才到沿海區域靠補魚過日子。

再說專家們宣導的印度洋海嘯預警系統，其實就算真有這麼一個系統的存在，當警報發出的時候，住在印度沿海貧困漁村的老百姓能收到警報嗎？他們可能整條村子只有一台收音機，對著那半小時內來到的海嘯，事前如何通知全村居民呢？可見救災不是短期的食物供應和醫療複康這　簡單，它還是整個社會發展的長遠工程。

個人消費掀動他國發展，全球倫理學的基礎之一，是我們每一個個人的行為都可能會影響到地球另一端陌生人的生命。例如我們的消費行為就不再只是衡量個人消費能力然後購買滿足感這麼簡單了，它們可能還會影響到世界某個角落居民的生活環境。因此香港這一刻對於鄰邦史無前例的同情心，有必要轉化成一種真正具有全球公民意識的道德情感，而這種道德情感需要知識去理清我們和地球上其他人的關係，需要不斷反省的韌力，還需要行動的勇氣。要做世界公民，光有一時的同情心氾濫是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