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特色，也是中国文学强调本土化、地城性的重要理由。北方的雄浑辽阔和南方的绮丽浪漫都令我们陶醉，老舍的京味和沈从文的湘情都给我们美感。越是地域的，也就越具有文学的个性，也就越具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不容易看到的最陌生与最为独特的一面。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常常爱引用鲁迅老夫子的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当下中国经济在腾飞，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都大大增强，中国人的自我感觉也越来越好。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文化人越来越注重本土化，越来越强调地域性，民族性。有人鼓吹汉文化的伟大复兴，有人宣扬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众多文化名人签发文化复兴宣言，还有人发倡议编教材要中小学生尊孔读经。正是在这样一种复兴中国文化浪潮的背景下，当下中国文坛兴起了的汉语写作热、方言写作热、地域写作热。

对此，我是一个低调的怀疑论者。

我们一直在用汉语写作，从文言到白话，或曰从古代汉语到现代汉语。相较于外语，过去我们习惯性地称之为中文写作。从“中文写作”到“汉语写作”表面上看只是称谓变了，但它所透露出来的是民族身份感和文化认同感，它有着一种自豪情绪。口口口声声要振兴汉语写作的不是语言学家而是作家，除了口号和情绪之外，请问你有什么令人信服令人鼓舞的论证？与“中文写作”不同的“汉语写作”是什么东东？

方言写作也是近年热点。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猫腔”、张炜《丑行或浪漫》中的登州方言、刘震云《手机》中的四川方言和河南方言、阎连科《受活》中的豫西方言等，随着越来越多的方言“走进”文学作品，方言写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已有人有力的追问：方言能完全进入文学作品吗？某些方言写作，是更接近文学的本质还只是语言的简单嫁接？方言写作就意味着民间立场吗？在方言式微的今天，方言写作又能走多远？如果为了突出乡土精神、地域特色，便把方言生拉硬拽进来，把普通话词汇改成不顺溜的地方话词汇。那么所谓的乡土精神、地域特色，便只剩下方言这张皮，皮干瘪，血肉也不见得丰满，骨骼更是谈不上。方言并不等于民间立场 ，方言不是文学地域性、民族性的灵丹妙药。 

　地域性写作一直是中国作家尤其是乡土作家借以显示个性的方式。就当代小说而言，韩少功的湘楚大地、阎连科的河南乡村、贾平凹的商州、方方的武汉、林希的天津、野莽的乌江流域，聂鑫森的湘潭古城、，在他们各自的小说里，都渗透着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新颖的艺术视角。他们用自己感知世界的方法来辐射社会，以自己独特的“地域性”使我们领略到陌生而新奇的，具有艺术个性的风景。但是，只用“地域的视界”而不是“时代的”、“文化的视界”去观照和描绘地域的文学现象，只写出地域特性而忽视文学的审美共性和人类的共通性是不够的。作家通过对某一地域特性的描写，要为历史、为人类提供价值参照和评判。我国的每一处地域文化都有它的限制，越强化它，越夸耀它，就越病态。我们应该正视它，反思它，不留情面的解剖它，挖出它的毒瘤，使之更加现代化。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鲁迅的这句话被用滥了，被滥用了。成了其些作者沉溺于方言乡土拒绝现代观照排斥人类意识的口实。一个有着三千年太监制度的民族、一个让女人缠足九百余年的民族、一个强行让男人蓄辫子二百多年的民族，它有很多反人性反人类的文化毒瘤。这些毒瘤，长在江南塞北里，活在南腔北调中，中国当代作家不能视而不见。一味唱山歌编牧歌哼小曲，无助于现代化，也无助于文化复兴。小脚和辫子，还有鸦片，这些国粹，这些地道的土特产，这些最有民族性的宝贝，倒是有可能在民族性、地方性的金字招牌下“复兴”的。

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在我们的汉语里包括方言里，在我们各民族各地域里，有不少与现代文明和人类普适性价值格格不如的愚昧落后的东西，这是鼓噪文化复兴、民族优越者必需正视的问题。

我一直强调，我们要坦然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优秀文学的差距，不要以所谓民族性作为自甘平庸、自我满足的借口。20世纪中国不乏优秀的作家作品，但整体而言，缺乏全球视野，缺乏人类胸襟，太局限于地方性、民族性、当下性是致命伤。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一战” 之后的全球化进程中发生发展的，它本身即是中国社会力图融入“全球” 、 被“全球化” 的一部分。鲁迅担心中国人被“世界人” 开除球籍，胡适说中国百事不如人，周作人要 “辟人荒” ，无不是期望中国人融入世界人、与全球先进文化靠近。中国现代文学价值完全是重建的，以现代的文学文化价值取代传统中国的价值，在文学观念、表现内容、文体形式方面都参照世界优秀文学进行了全新改造。新诗被称为用汉语写的西诗，小说戏剧散文的文体和技巧也有了大幅度的革新，与当时全球的文学面貌有了更多的相似性。人们常指称的包括美国和中西欧在内的“西方”的影响虽然是主要的，但不是惟一的。日本、印度、东北欧的文学也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

还应该强调的是，每当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越大（全球化进程较快）时期，文学就越兴盛。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反之，在向民族化一极摇摆而较为封闭（全球化进程缓慢成停滞）的时期，文学成就则相对弱一些。如40年代、50到70年代。

    全球化理论力图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确立某些符合人类共同利益的基本观念，并且在此基础上把全球视为一个整体。强调人类共同利益原则，各种文明、文化的平等共处是其重要内容。这些原则正在社会各个层面逐步普及，逐渐成为共同的价值取向。从文化和文明角度，把全球化视为人类各种文化、文明发展要达到的目标，是未来的文明存在的文化。这是一种积极乐观的文化理论，以人为本的文化理论。

    针对有人对全球化压倒本土文化的指责，秘鲁知名作家略萨2000年9月20日在华盛顿美洲开发银行系列讲座上发表的演讲《全球化：文化的解放》一文说得非常精辟。在略萨看来，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控诉完全是出之于误导。事实上，全球化并不会窒息本土文化，相反，它将把本土文化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认为，过份强调“文化身份”的概念是危险的。而从政治观点看，它则威胁人类最宝贵的成就：自由。他这样看待民族化与全球化的关系：

    人们嘴里来来回回不离文化，然而他们的言论可能被那些无知的人用来掩饰其真实的意图：民族主义。如果说对普遍主义的文化倾向还存有什么争议的话，那就是民族主义者试图强加于文化生活的狭隘的、排外的和混乱的看法。全球化并不会使本土文化消逝，在一个全球性开放的框架中，本土文化中一切有价值的和值得保存的因素，都能找到适合其繁衍生息的沃土。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知识分子的观点，对有相同处境的中国有特殊启迪。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解放。文化的民族性是不可抹煞的天然事实，但文化的指归在人的自由和幸福，这是我们思考的立足点。

     文学具有对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的超越性特征。因此我们不必太在意当今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冲突，要以世界优秀文学为参照来审视和评估中国现代文学。弘扬和创造优秀文化比保卫民族文化更重要，人类的共同进步比民族主义的自卫与自慰更重要，文学的人性探寻和审美创造比地方风习展览和方言比拼更重要。   因为在全球化视野下，任何文化的受益主体是个人和人类。克服“焦虑” 的方式是建立在价值理性上的认同，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自卫与自慰。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全球化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解放。文化的民族性是不可抹煞的天然事实，但文化的指归在人的自由和幸福，这是我们思考的立足点。

 由于传统思维的巨大惯性，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由于中国作家和读者鲜有对于外国文学的深入理解，由于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较为短暂，20世纪中国没有产生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大师，鲜有能与世界经典比肩的作品。因此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的整体评价不宜太高。我们要坦然承认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世界优秀文学的差距。不要以所谓民族性作为自甘平庸、自我满足的借口。

    以“全球”眼光来看，哥德式的穷尽人类理性、莎士比亚式的精妙情节和语言、托尔斯泰式的道德审视；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灵魂拷问、罗曼·罗兰式的心灵激情、卡夫卡式的关注异化、加缪式的揭示荒诞，马尔克斯式的民族画像，昆德拉式的横扫媚俗、博尔赫斯式的智性写作，在中国都不乏模仿者、追随者，但绝没有比肩者，更没有超越者。即便近邻如日本，这个与中国文化“同根”的民族，它在20世纪的音乐和文学远远超过了中国同时代文艺，喜多郎世的魔鬼式音乐、川端康成的诗意时空、大江健三郎对人的“性”世界的探微和对“进步”“习俗”的人性审判，我们哪一个音乐家文学家能够与之相提并论？

文学是对人的本质的探寻和追问，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言，小说（文学）如果放弃了对人的探索就是小说（文学）的死亡。20世纪中国不乏优秀的作家作品，但整体而言，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世界各地读者对人性的理解？他们到底提供了多少强烈的、久远的审美愉悦？从这一角度而言，他们的文学生命是虚弱的甚至是速朽的。中国作家缺乏全球视野，缺乏人类胸襟，太局限于地方性、民族性、当下性是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