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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语言与思维:从塞尔简单讲一下

转载 2016-07-02 02:37:29

Q:塞尔关于语言与意向性关系(的观点)是什么?在格式塔学派那里,语言地位比较低,让位于绘画,符号与标记。思想依赖于语言?你是怎么理解的?

 

A:总览地看,探索和构建言语行为意向性结构社会实在人类文明结构这样的体系是塞尔长期工作中的明显线索,这显然既不是格式塔学派从事的系统的背景,也很难说是他们关心的研究对象,所以在二者那里语言大概也很难有机会得到同样的重视吧。

至于塞尔关于语言与意向性关系的观点,不妨置于他自己在《社会实在的建构》中对社会/制度性institutional事实进行的系统性刻画(§5.2)中来理解

意向性,尤其是集体意向性,在建构社会实在中发挥非常核心的作用:当人类通过集体的意向性赋予某些现象以功能时,在这些现象中,功能的实现不可能仅仅以物理学和化学为依据,同时还需要持续的人的合作。这种合作的特殊形式即是对被赋予功能的新地位的认可、接受和承认。这就是人类文化的一切制度形式的起点,它必须总是具有XC中算作Y这样的结构。”“在连接物理学和社会的这座桥上,集体的意向性是最重要的一个跨度;而在创造社会实在的过程中,在这座桥上所进行的决定性的运动是集体地有意向地赋予那些存在物以功能。§2.2

社会实在的建构有时以述行话语为手段:一般说来,在X项是语言行为的地方,这种构成性规则就会使语言行为作为述行性宣告而被执行,这种述行性宣告创造了Y项所描述事件的状态。由于说出某种话语就算作缔结一种契约或者使一个会议延期,你可以通过说你在执行这些活动来实现这些行为。§2.5)语言在这里还有其他作用:认识功能、交流功能、表示复杂信息、让事实在时间上持续下去。§3.5

语言本身也被视作一种制度性实在,我主张这样理解:音响-符号通过集体意向性获得在交际等情境中具有语言功能地位的东西就是语言(语言[的本质]是什么、语言的功能是什么,都是另外视角下的问题,在这里重要的是语言是一种具有集体认可的功能的东西,而功能总是相对于意向性的)。塞尔进一步指出语言恰恰是自我认同的一种制度性事实”,所以不需要对语言赋予功能地位的另一层语言,因而不会导致无穷后退。塞尔进进一步强调,XY的转换本质上已经是语言性的转换,因为对一旦赋予X要素以功能它就使某种另外的东西(Y功能)符号化了。仅当集体地把这种转换表征为存在的,它才能够存在。前制度性的符号化能力是创造一切人类制度的可能性条件。§3.4)这里语言性之“语言”应从更广义的表意符号系统的意义上理解,语言通过约定来意指代表表示某种在词语本身以外的东西“X算作Y”即是一种符号操作。

狭义的语言与意向性的关系在《心灵、语言与社会》中有较集中的概述。在第四章塞尔指出:意向性是表示心灵能够以各种形式指向、关于、涉及世界上的物体和事态的一般性名称。接着:我们不可能借助语言的意向性来解释心灵的意向性,因为语言的意向性已经是依赖于心灵的意向性了。”“一切语言的意义都是派生的[即依赖于与观察者、使用者等关系的]意向性。具体地,第六章:说话人在说出这个语句时所意谓的东西,在某种限度之内,完全是属于他或她的意图问题。[...]说话人的意义是语言学意义的首要形式,因为语句的语言学意义所起的作用是使说话人能够在说话时运用语句来意谓某种东西。意义是派生的意向性的一种形式。说话人的思想的原初的、或内在的意向性被转换成语词、语句、记号、符号等等。它们如果被有意义地说出来,它们就有了从说话人的思想中所派生出来的意向性。一种语言的语词和语句的传统的意向性可以被说话人用来执行某个言语行为。当一个说话人执行一种言语行为时,他便将他的意向性赋予这些符号。到这里应该已经十分清晰的是:塞尔继承奥斯丁的重要发现——人使用语言总是要做一些事情(人做事情,并非语言做事情)——而将语言行为和社会实在借助意向性赋予的功能放置在了同一图景中。

人做事情要心灵与世界交互,言语行为是人做事情,则言语行为要心灵与世界交互;心灵与世界的交互具有意向性特征,则言语行为具有意向性特征。塞尔事实上详细刻画了为相似的意向性和言语行为的适应指向和满足条件等方面的特征。结合《社会实在的建构》中强调的语言恰恰是自我认同的一种制度性事实,即语言规定了其自身的功能地位(更严格地,人使用语言规定了语言在被使用时的功能地位),也就规定了自身功能地位之实现条件即其使用法则,可以总结得到:人通过集体意向性建构的语言,语言同时规定了自身的用法,人使用语言(尤其是宣告式言语行为)通过集体意向性赋予功能而建构更多的社会实在。(说更多的而非全部其他的社会实在,因为有一些边缘和特殊案例存在,塞尔自己对此补充了很多讨论。)这里即使存在某种循环,也是类似解释学循环那样并不坏的循环。

在语言不需要额外的语言来规定之论证中,塞尔声称“X算作Y”“这种符号性的转换需要思想。用来进行思考的最好对象就是语词,因为思考的东西就是语词所表示的一部分,构成某种东西为语词的条件就是它是可思考的。(《社会实在的建构》,§3.4)我们借此进入思维和语言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广泛关注据我所知是始于沃尔夫-萨丕尔论题(Whorf/Sappir hypothesis, 1956),它的最强形式是“实在是社会建构的”,但在长期论战中已被弱化为“不同语言会对人的思维造成不同影响”(想不起来是哪本认知科学的书上提到过的了…)。塞尔在§3.1中区分了依赖于语言和不依赖于语言的思想,其中依赖于语言的思想一种动物如果没有语词或其他语言手段来考虑这个思想,那么它就不可能有这种思想。(按这个界定,这里“依赖”更像是“作为…之必要条件”的意思,就像康德说纯粹的审美鉴赏判断不借助于概念的“借助”一样含混。但且在这样粗犷的用法上继续好了,应该不至于引起严重的混乱。)不依赖于语言的思想的例子,根据塞尔,比如动物对饥渴感的意识。渴是喝水的欲望,欲望是具有完全意向内容的意向状态,用时下的行话来说这些欲望是命题态度这样塞尔是明确承认存在非语言思维的。即使争辩说仅仅意识到自己的命题态度只是一种心灵状态而非思维(过程)还有比如狗看到猫跑开而修正自己之前猫在树上的信念这样的例子。可以进一步补充一些经典的发展心理学实证研究,比如前语言阶段的人类婴儿能够对卡通几何形状形象的交互行为进行道德归因这类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处于前语言阶段的人类被试进行了充分的非语言的推论活动,来例证非语言思维的存在。除非,比如,将思维界定为通过操作心灵中的表征而检验或形成知识而将语言界定为通过形象或抽象符号来表征对象的装置”——这样一来思维将分析地是语言的——在大多数话语系统中以及在通常的意义上讲,非语言的思维都是存在的。

因而“思维的是语言的缺乏一种可能并不很重要的必然性:无有语言的情况下也可思维。但在更日常的情境里、在语言能力充分发展的人群中,语言与并非无语言情况下的思维具有复杂联系。以下事实是明显的:思考通过语言建构或由语言符号表征的社会实在对象时,无论如何离不开(在“作为…之必要条件”的粗犷意义上)语言,否则我们将无法理解婚姻”“货币这类概念,甚至无法对今天的日期形成理解;语言会影响思维,如德语和西班牙母语者由于词性不同而对桥持有宏伟阴柔的不同典型印象,现代汉语对国家多种义项的不明确区分使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想更容易流行等。文科中具身认知、意识形态批判、话语-权力分析等时尚领域格外感兴趣于思维是否,和/或在何种程度上被语言决定,并且在社会文化关照的层面上,比如,理解以语言为载体的一项宣言时,语言完全决定了正确理解它的方式,成为琐碎的问题;概念和修辞等对意识形态的塑造,如前边提到的例子,甚至也不是重要的问题。真正重要的问题是这种塑造式的影响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广到更深刻广泛的讨论中去,例如,对于使用不同语言的人,生活世界是否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式。对此问题(蒯因在完全翻译之不可能的论证中给出了这个问题的深入到形而上学层面的详细刻画,此处从略)塞尔给出了事实层面的否定回应。在《人类文明的结构》§4.2塞尔指出,前语言形式的意识与语言的[意识]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拥有前语言形式的意识的动物已经能够操作相当多的传统哲学范畴。能够有意识地应对环境的动物已经具有了对象或事物的范畴,因为它能够将它遇到的事物相互区分开来。类似地,它还会有时间和空间的范畴,能动性的范畴,对象的范畴。对象这一范畴又引出了同一性和个体性范畴,继而又有共相,属性和关系。依据自然主义框架下的这种“先验演绎”,塞尔断言:像我们这样的以及那些在生物学上有相似天赋的动物,其前语言性的意识经验已经由形而上的范畴结构化[]蒯因在完全翻译之不可能的论证中借gavagai思想实验指出,建立完整的世界图景,可以有不止一套融贯于经验的形而上学体系。塞尔也构想了一种语言,对于一个人正向我走来,这种语言的表达是:“It is manning now towards me comingly.”其背后的形而上学结构是我们看作物体的东西被当作翻来覆去重现的过程,正如“It is raining now on me heavily.”然后可能为了摆脱这些演绎得到的麻烦的预设,将其“悬置”起来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意识到看见物体并看见它们有这样那样的特征。因此,完整句子表达出的命题统一性已经由前语言性的意向性准备好了,而且内在的诸结构也是由我们的现象学向我们表征命题内容的方式所提供的。然而这个论证的力度来自于其现实的前提:人类是单一物种(因而人类个体分有其“类本质”),且只有一个生活世界。在这一我们可以安全地对其真实性抱有极强信心的自然主义图景中,将物体,如诸殊相,刻画为诸过程的人类个体或聚落,由于对世界进行了糟糕的对象化、消耗过多认知资源等,都将在自然选择过程中惨遭淘汰,或者为了避免滑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嫌疑用道金斯式的话语表述,那些糟糕的范畴化和对象化方式在文化演化中无法成为模因(memes)而流传下来。存活的人们将遵从知觉现象学中相同的对象凸显性规律。它不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因而不是一个哲学论证、而至多是对一种哲学构想的说明,其有效性来源于最佳说明推理,但毕竟(极可能)是既定的事实——与之相对的反事实假设将只能存在于思想实验中,而思想实验的非事实假设的逻辑结构意味着它们的实现是位于可能世界而非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的确对不同语言/文化中的人呈现不同面貌:不同人对同一概念(concept)的概念化形式(conception,二者的区别参照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和布兰顿等比较日常的用法,而非卡茨《意义的形而上学》里个人术语式用法)是不同的,戴着不同理论眼镜的人看到的艺术作品是不一样的,出于不同的意图制作的均匀涂成红色的帆布是不同的作品(丹托《寻常物的嬗变》)等等。但在最根本的形而上学结构方面世界是相同的——它意味着前边提到的差别总是能够被人们交流和理解的。人类在世界中行动的经验也有相似的形式,具身认知、认知语言学和人类学已经发现了大量的证据并且证据仍在不断增加——它们意味着之前提到的那些差别总是能够被人们交流和理解的,乃至即使在整体论的框架下,已有的大量成功的翻译工作也足以保证各语言整体、各生活世界并非互相隔绝(由于生活世界的普遍关联,各种语言实际上都不会是语义封闭的系统)。

离开时尚领域这些对文化特征等引申的思维的兴趣,可以回到塞尔借用现象学的地方继续考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依据塞尔的规划,前语言的意识由(原初的)生活经验所范畴化,命题语言则由前语言的意向性所结构化,思维并没有获得独立的讨论;但思维显然在这规划中会有自己的位置,毕竟,“思想的特征是其意向性指称性关涉性,关于言语表达式的意指或指称的语义谈论显然与关于思想关涉什么的心理主义话语结构相同。”(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93)塞拉斯在此试图调和两个经典观点:“思想是既非外显行为亦非言语意象且用意向性语汇恰当指称的内在片断”,以及,“关于意向性的范畴说到底是关乎外显言语执行的语义范畴”,(94)从而调和给出静态的一般性说明时将会遇到的人类理解的内在片断的私人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不连贯。他通过著名的琼斯这一构想设计了一个行为主义的发生学的认识方案:虚构一个在人类仅仅使用赖尔式语言、具有且能谈论较为长期的倾向特征、内在片断不可观察时的祖先琼斯,他试图发展一个用来解释他的同胞不论是否围绕外显言语片断均能做出合理行为的理论,这个理论建立的模型将外显言语行为作为一个“始于‘内在言说’的过程的终点”,而理智的非习惯行为(与由思维指导的行为互相定义)以“内在言说”为原因。(103)琼斯接着教会他的同胞们依此用思想表达来解释彼此的外显言语行为,他在行为证据支持理论陈述“迪克在想‘p’”时,对迪克的发声“我在想‘p’”进行正反馈强化,于是人类祖先逐渐开始谈论每个人都拥有谈论自己思想的特权。(107)强化的进程,据布兰顿的导读,一个人“可以产生一个条件反射,来非推论地报告此前只能推论的东西。”因而,“言谈在解释次序上先于思想。”“不过,我们一旦同时学会言谈和思想,思想常常在因果次序上先于言谈。”“语言有意指的观念不能用思想有意指来解释”,而必须反过来,而“言谈的意指必须用别的方式来解释(例如,社会实践)。”(176)这一方案与塞尔的意向性纲领是相容的,只要我们进一步区分前反思的思维与反身的思维:前者仅仅做出推论,后者不仅做出推论且能够报告这一推论的做出;前者与行动、经验等可对言语行为(言语是语言系统的应用)进行解释,后者必须经语言的意向性结构与主体间性而得到解释(这一区分的基础是思维已经具有反身性)。这个嵌入塞尔纲领的带有辩证色彩的发生学说明难以使时尚领域满足,因为它关注的问题场域早已远离了发生情境,就像句法、语义的习得和原初形态对句法、语义的刻画虽然可能有所启发,但很难有实质性的帮助一样,我们现在完全自然化地思维、自然化地使用语言,思维与语言在日常情境中千变万化,它们的具体关系仍然是由认知科学和文化人类学所刻画的。毕竟,“行为主义和物理主义是两种不同且独立的承诺。”(布兰顿,175)

塞尔有关社会实在建构的意向性结构分析也应被视为一个整体纲领的发生学说明部分,他描述了在人类祖先-现代人类、前语言幼年人类-语言的成年人类两个尺度上都相似地合理的发生过程。思维—语言关系的讨论很大程度上由于二者内涵的复杂而面临更加繁杂的处理,在分析二者关系一般性难题时宜先化简和拆分问题。如前文曾经拆出来的,问思维决定语言还是语言决定思维,我们已经有了将“决定”解释为反事实条件句式的说明而得到的发生学角度的解答,这个解答没有覆盖的是个体角度的发生问题(也就是一般性问题):一段思维片断从无到有和一段言语的从无到有是什么关系?当前,这些过程都是自然的:一些想法由朦胧到清晰并继而以语言的形式得到表达和传递;一些想法的片断在心灵中以语言片断的形式由朦胧到清晰(就像心灵中的声音谈论这些想法)。考虑到简单原初的无语言思维和无思维言语(如条件反射式的对呼喊名字的应答,初学语言的幼儿最开始在对象与语词之间建立条件反射式的连接)都可存在但并无助于理解,这里强调成熟和足够复杂的思维和言语过程——布兰顿区分于发生行为的言语行为的过程,后者是推论的(discursive)实践,其中人们的行为具有断言、主张、判断某物是如此这般的语用意义——在这样更加一般性的过程中,思维和语言俨然产生了鸡生蛋蛋生鸡这样的纠缠,发生学解释并无法清晰地说明这一纠缠,因为,比如,我们清楚地确定了首先上帝创造了鸡蛋,鸡蛋孵出能够产生能够产生能够产生鸡蛋的鸡的鸡蛋的鸡,当下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鸡蛋由鸡产生而鸡又由鸡蛋产生,而我们能给出的有效说明都在“鸡”和“鸡蛋”互换位置时仍然成立。规范和规范的发生是两回事,后文应该还会回到这一话题来讨论发生性说明起作用于其上的意义。实际上一般情形中的思维和语言不能抽象为同质的鸡和同质的鸡蛋,而需要至少在时序上具体地区分亲子代,展开讲一下就是比如A击打了B,这一打被C看到,C根据人的行动相关的知识形成A击打B的理解,并告知没有看到这一打的D:“A击打了B。”D听到,理解为A对B施行了击打行为,并基于此事件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一过程中C的一个具体想法借由言语行为被D成功达致(access),思维引起言语引起思维的结构是很清晰的,而D也可以再告知另一小伙伴将此过程继续下去,这里没有什么混乱,直到进一步追问什么是理解、什么是被理解的意思等等,继而进入意义理论与心灵哲学的更广阔视域(细致的讨论可参考达米特对弗雷格的诠释与研究,虽然他俩似乎都在"sense"的感知与涵义之间留有更晦暗的罅隙)。另一情形是时尚领域常见的社会学视角下语言塑造思维“方式”的话题,这一观念背后的原理是浅显的:人习得语言,比如具体地把握概念的涵义,由于人类语言系统中只有很少量的概念,对它们的把握要求掌握所有它们参与构成的陈述的严格的成真条件,而大部分其他概念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要掌握它们在常见场合的用法、在不同语境的理解规则就好,而且这种掌握往往(尤其对娴熟的母语使用者)是高度自动化的,人在把握它们的涵义时便也把握了其在不同语境中的嵌合规则,同时仅仅注意到最突出的义项,这样人在习得语言时也就习得了诸概念携带的感情色彩、使用情境的规则预设等内容,而语言使用者自身又常常对此没有明显的觉察,因而习得语言也就习得了当下语言使用者当中的诸种“意识形态”。对此我(非常初步和粗略地)希望给“语言塑造思维方式”这一“塑造”加以限制,以避免其成为过于空泛的大词,这种空泛化在某些时尚领域里的一搞起来就顺势而下很难刹住的隐喻性解释的使用中并不少见:在最合理的话语框架下,尽可能清晰、有效地界定塑造者和被塑造者,严格地考察其塑造机制,区分当下语境中的实践规范与发生性、谱系性事实,区分从言与从物,区分提及与使用,区分实在与表征,区分对象与描述,区分本体的、认识的与语义的,区分绝对与客观,区分及物与不及物,区分知道啥与知道咋,区分定义与标准(以及进一步区分判定标准和保障标准),区分逻辑与哲学语法,区分背景与对象,区分不同话语的视角和背景中预设的理论体系(如,跨越学科话语使用概念时要谨慎考察体系之间的通约规则),区分相对的与相对主义的(以及类似地,区分自由的与自由主义的),区分字面义与引申/比喻义,区分原因与理由,区分思想实验与直觉泵,区分论证与抒情,区分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概念化和推理过程都要遵守基本法,以后的报导出了问题都是要负责任的(这本身是一系列范导性的(regulative)主张)。

回到“决定”的话题,除了发生论的解释、过程性的描述,它还常见地被等同于化约性说明,这时思维-语言问题可表述为“思维是否内在的言语”(有时以及相应地,“言语是否外在的思维”,作为比更早提到的“思维的就是语言的”稍精细些的表述)。前语言的思维显然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是“内在的言语”,按照塞拉斯的方案,在通过语言获致主体间性之前,思维最多和原初语言有一些意向结构、实践形式等方面的同构,问题是当反思性的思维报告其当下的内容时,这一过程比前语言的简单推断过程多了些什么?我构想出现在这句话的同时,这句话就也被我产生出来了,反思这一构想时我注意到,如果完全剥离语义和句法,严格来说就剥离了意向结构,剩下的只是产生原思维内容的一点点小小的生理冲动(impulse),它离开上一句的设问并(试图,更严格地说是潜在地可能)指向对这一疑问的悬置感的解决。甚至这一小小的残留也只是剥离得不彻底的副作用,它只是语境中作为背景的前一问句的形式的模糊化。心灵通过思维产生(构思)这句话就是对诸多抽象观念进行语义操作,就是形成判断,我想这个过程在直观经验上没法再进一步分析了,此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语言就是思维的载体,(并且可以很有把握地设想二者具有相同的意向性结构和语法规则,)想出这句话(形成判断)与使用这句话的言语行为(做出断言)是一回事,就像使用一枚银币时硬币的正面和反面。这个比喻深受布兰顿的喜爱。另一个相似的案例是普特南多次指出的事实与价值的缠结,在粗线条的学科史脉络中,二者在康德刻画价值范畴时分开而后在黑格尔处又被综合起来,而后又被摩尔的元伦理学方案撕开,在数理和实用主义两大传统的各自发展和对话中延续,在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遭到重大反驳之后,被普特南轻描淡写地再次提出来:关于事实的知识本身就蕴含着认知价值,事实/价值的二分法是没有道理的。不提真理本身就具有价值这一在詹姆斯、杜威时期就早已得到广泛重视的见解,普特南在一个深刻的意义上拒斥二者的二分,同时同样深刻地不拒斥二者的区分,这和银币隐喻的结构是一样的,我们无法抛开一面单独给出它的背面,但它有显然不同的两面。塞尔曾经给出一个从是推出应当的例子:在英语文化日常情境下,一个人通过说出一个许诺语句承担了某种义务,这里“说出许诺语句”和“承担某种义务”是同一件事,施行言语行为的事实同时设立规范,这也是个银币式的结构,它具有不可分离的不同的两面。银币好在不存在先铸造哪一面再以之为基础铸造另一面的问题,它把问题推进到银币如何制造(银币的制造如何可能)以及银币如何使用等层面。从塞拉斯驳斥所与神话和蒯因驳斥分析/综合二分,经普特南和塞尔再次强调规范性,这条思路的自然结果就是匹兹堡学派的当前主力。传统(以及常识)观点会主张,先有心灵中的事物,然后有心灵中对事物的判断,接着这些判断外化为断言;达米特将其颠倒过来,主张判断是把断言这一外部的、社会的行为内化的结果。“但我的正式观点是,判断和断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是一起到来的[,]”布兰顿同陈亚军这样讲,“人们不能撇开道义态度以及道义身份的承诺,撇开对承诺的认同和归因这些内容而理解一个断言的言语行为。但是,离开了断言的言语行为,你也不能够理解承诺的内容。所以,你得两方面都具备。”此“两面一元”的结构已经超越了经验主义的范围和深度。

布兰顿格外看重言语行为和规范的公共性,看重表征关系的规范性特征——古德曼的蓝绿论证、普特南的猫垫论证以及罗蒂的自然之镜所共同拒斥的东西——谈论表征与被表征之间的关系,就是在谈论表征之于被表征的责任。罗蒂他们所拒绝的乃是自笛卡尔以来的自给自足的表征观,它当然是不牢靠的,根据布兰顿的建议,最好从推论的方式来理解表征的原初地位。“做出推论的理由是,对某物、某事做出推论是我们在语用上能够做的而在表征的意义上不能做的事情。推论是语言游戏中的一步,而表征则[只]是关于对象的事实[因而不算重要]。”自弗雷格以来的分析哲学传统中,形式正确亦即在命题演算中保真的推论才是好的推论,布兰顿则类似塞拉斯地主张先有好的实质推论,比如A在B的左边推出B在A的右边,这样我们才能对好的形式推论形成理解。这里是发生性说明其作用的情境:语言游戏总要有个开端,在它何以可能的意义上。“推论是某种人们可以做的事情,无论做得正确与否,它都是一个自然的步骤。……当规范的活动被推论地阐明时,它就是推论以及语言的活动了。”实践决定语用和语义含义,言语行为把内容赋予音响符号和视觉标记,规范性由语言所阐明,则人们的规范性实践一定是语言的实践。而意向状态(布兰顿主张用“意向身份”这个表述)也已预设了规范,它将把人的行动置于理由空间之中。经过塞拉斯和布兰顿的扭转,无语言情况下、远不止由简单的实质推论所规范化的非原初思维对语言的重要的依赖逐渐得到阐明。

尚未提到的另一类阐明的努力,其对象是既非原初又非语言的复杂思维,比如高等数学证明、围棋比赛、对复杂的日常观念的把握等过程中的思维,这类努力更多地是由功能主义、​心理表征主义、自然主义和人工智能等立场和领域的学者们做出的。他们的意图在于考察人类心智活动的更加现实和一般的图景,其活动情境离塞尔更近而离匹兹堡学派更远一些,出于基本的“寻找解答之前应先证成问题”之考量,在试图分析和理解思维与语言的关系时,应当关注其间的差异。譬如乔姆斯基主张语言是语言机能或语言器官的状态,说某人具有语言L即是说其语言机能处于状态L;语言机能所获得的状态能生成无限数目的语言表达式(语音、结构和语义特征的有机组合)。这种内部主义、系统性语言观顺其自然地导向建模、仿真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工作,诸如早期乔姆斯基基于马雅科夫链刻画语句的无限生成模式等尝试。比照弗雷格拒斥心理主义的工作,即将逻辑与心灵过程划清界限的工作,它基于观念(idea)和思想(thought)的区分,后者的德文Gedanke有抽象对象、命题的含义。语句的意义不是观念而是思想,观念是心灵的从而是本质上私人的,而思想是公共的,因命题的公共性而可能有客观的、公共的知识。这样当我们询问语言与思维之关系时,又要面对在乔姆斯基和弗雷格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之间的异同点做出区分和说明的任务,这将十分令人疲惫。但或许可以从乔姆斯基与维特根斯坦的比较中入手,前者做出的表层语法和深层语法的区分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后者在逻辑和哲学语法方面的工作。陈嘉映在《说理》​​§3.18-20)中指出,“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叶斯帕森的语言哲学,乔姆斯基语法,这些都以普遍语法为鹄的。实际上是否存在所有语言都共享的规则、机制,这个问题本身也要由语言学来回答。…这个问题要由对语言的经验研究来回答。”“我们的理解方式,集中凝结在我们的语言之中。…不妨说,哲学语法探究旨在理解理解。”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哲学语法有一个重要角色,即在语词与对象一一对应的专名指称形而上学图景被拆解掉之后,勾勒世界的边界:形似“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人必有一死”甚至“一百年前没有人类登上过月球”这样的命题,它们虽是经验命题,但承担了支撑世界边界的功能,任何试图给出严格证明的努力都将越出世界的界限。沃尔夫把握了“我们使用母语设定的分界来切分世界”这一层含义,但不恰当地夸大了设置语词的任意性。“语法对现实负责,但不是在与自然事实一一对应的意义上对现实负责。简单说,其责任是适合于言说现实。”进一步地,“设置专名,像所有其他语词设置一样,不是为了‘指称’,而只是为了言说。”§3.12)这样一来,至少思维—语言在与世界交互方面的问题应该都可以得到澄清和区分了,而澄清问题是达致有益解答的第一步。


2016.12.29 Rev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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