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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意义”的意义》摘录

转载 2015-04-30 21:18:36

《哲学论文集》第2卷,CUP 1975,编译自李真译文,《普特南文选》,社科文献2009

【重点:定义、社会-语言学假说、索引性、总结】

当前对语言深层结构的分析有个严重缺点就是不关系到语词的意义,[虽然]对自然语言句法syntax的描述更加有力。所谓语义学semantics处于比句法syntactic理论更糟糕的状态中,原因是语义学理论所依据的前科学的概念——意义的前科学概念——本身是比句法的前科学概念更加糟糕的形态。讨论的要点将是意义并不存在于我们倾向于认识它们存在的那种方式中。本文主要谈论语词—意义,将简要评论Donald Davidson一类哲学家坚持语句—意义的研究是第一位而语词—意义的研究必定是第二位的的观点。我视传统的意义理论为myth-eaten。

意义和外延

至少从中世纪,意义理论家就助长了对意义的普通概念中含混不清的发现,并引入外延内涵就是extension and intension或者Sinn和Bedeutung来澄清。一个词项term的外延简单说是该词项是真的一类事物。问题1:严格说它不是一个词项而是有序的对子 an ordered pair,包含一个词项和一个“意义”,或者an occasion use或其他某个事物;问题2:一个类set在数学的意义上是一个“是—否”对象,而自然语言中的语词也有在量的处于边界线上的情况,在清楚的情况和边界线情况之间的线本身是模糊的。参考数学上的fuzzy set.

一个语词具有多于一个意义的问题的标准处理是把没一个意义作为不同的语词来处理,这又包含两个严重的理想化:假定语词分离地具有许多意义,并且假定意义的全部保留内容一旦被固定就全都被固定。参考Paul Ziff (1972) Ch. VIII尤其,此处且无视。

当我们说两个外延相同的词项有着不同的“意义”时,意义=内涵。

内涵和外延

经典解说的两点缺陷:①当“外延”概念被完全精确化时,是相对于基本的逻辑的真理概念(且处于前述严肃化状态下),而“内涵”概念则未精确规定而处于含混状态的(且是误导的)“概念”意念notion中。弗雷格、卡尔纳普等反对概念的心理主义方案,由于意义有公共性而视概念(及由此而来的“内涵”或意义)为抽象的实体而不是心理的实体。“掌握”这些抽象实体仍是个体的心理活动。②两个词项不能在外延上不同却有相同的内涵。[脚注:则个传统发展起来因为有一个词项的分析挑起了中世纪哲学的全部讨论,这个词项就是“上帝”,而“上帝”这个词项被认为是“全善”“全能”“全知”等词项的结合,是perfections,然而问题是“上帝”是unity,“上帝”通过词项的结合来定义但上帝不能是性质的逻辑产物,也不能是作为例子来表明两个或者更多的不同性质的逻辑产物的独一无二的事物。][对于]接受the verifiability Theory的卡尔纳普,对应于一个的概念提供了(在理想的场合,这个词项具有“完全的意义”)属于这个外延的一个标准(不是恰好在“必要而又充分条件”的意义上,而是在强的认知方式的意义上,一个事物是或不是落入这个外延)。

得到传统意义理论的联合公设:(I)知道一个词项的意义正好是处于某种心理状态的问题(记忆和心理的处置在这个状态中都是“心理状态”;当然没人认为知道一个词的意义是一个连续的意义状态)(II)词项的意义(在“内涵”的意义上)决定了它的外延(在内涵的相同性产生出外延的相同性的意义上)。

心理主义的状态与方法论的唯我论

心理状态的传统概念:在一种意义上,一种状态简单地就是一个两位谓词a two-place predicate,它的主体是一个个体和一个时间(时间常常是被隐含的或者“语境的”)。科学中习惯地把词项状态限制于性质,这些性质是在个体的参数parameters的词项中规定的。

当传统哲学家谈论psychological states或mental states时做出方法论上的唯我论设定:心理学状态的设定都不预先设置不同于该状态所归属的主体的任何个体的存在。这个设定事实上是没有心理学状态预先设置甚至主体的身体的存在:如果P是恰当地如此称呼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么它必须是对于一个在P中的disembodied mind在逻辑上是可能的。这个设定在笛卡尔那里是十分明显的,在关于整个传统的哲学的心理学那里都是隐含的。做出这个设定是采取一种限制心理学的规模和性质以适合某种心理的预定概念的一个方案,或者在有些场合去适应一个观念论的知识的以及世界的重构。如何限制则常未加说明。

[省略一堆技术性论证]如果S是一个知道I是A的意义这种形式的心理学状态,其中I是一个“内涵”而A是一个词项,那么同样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对于落入A的外延来说,在每一个逻辑上可能的世界中都“适用”,说话者在其中都处于心理学的状态S。因为状态S决定内涵I,而根据设定(II),内涵等于对于在外延中的成员的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弗雷格反对心理主义的论证仅仅是一个反对将概念与心理的特质相等同的论证,而不是反对将概念一般地与心理实体相等同。

对于两个说话人有可能处于严格的相同的心理状态中(狭义),即使在一个人的个人语言习惯中的词项A的外延不同于在另外一个人的个人语言习惯中的词项A的外延。外延不是由心理状态决定的。如果这是对的,想挽救传统设定中至少一个的人有两条路:放弃心理的状态(狭义)决定内涵的观念,或者放弃内涵决定外延的观念。

意义是在头脑中吗?

思想实验:twin earth上一切一样除了水不是H2O而是复杂物质XYZ。

先指出动词means有时的意思是“具有外延”,但其名词化的nominalized meaning并不意味着“外延”。现在我指着水说“这是水”,我的水的ostensive definition有以下经验的预设:我正指着的液体物体具有某一种相似关系(如x是与y相同的液体,或者x是像y的相同L)。Ostensive定义传达了可以被叫做一个可被非处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作为水的必要和充分的条件是对于在玻璃杯中的材料具有关系相同L;但尽在经验的预设被满足时这是充要条件。如果不满足,那么一系列的可以说是“退却的”条件就必须被激活。

关键点是:相同L关系是一个理论的关系。修改例子,孪生地球上的钼的名字是“铝”而铝的名字是“钼”。1750年两个地球上的Oscar1和2无法区分铝和钼,而他们的心理状态相同。所以说话人的心理学状态并不决定一个字的外延(或者,前分析地说是指“意义”)。生活中的例子可以是两人不能分辨且实际使用的概念中山毛榉和榆树刚好互换,这顺便表明把“在内涵意义上的意义与概念等同是不正确的”。“意义”不在头脑中。

一个社会—语言学的假说

黄金的例子,劳动分工产生出语言的劳动的划分:对于在任何意义上黄金斗士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学习懂得“黄金”这个词,但是它并没有必须学得认识某物是否黄金的方法。他可以依靠说话人的一个特殊亚群。通常都认为它的特性体现在与一般语词的联系之中——对于在外延中作为一个成员的充要条件,认识是否有某种东西在这个外延(“标准”)中的途径等等——都呈现在看作一个集合体的这个语言共同体之中;但是那个集合体划分认识和使用“黄金”的“意义”的不同部分的“工作”。

这个语言工作的划分基于并预先假定语言工作的划分。如果{只有知道如何告诉别人某种金属是不是真的是黄金,那么就有任何理由把“黄金”这个字放在他们的词汇中,}那么说话人的亚群可能没有获得这个认识。随着在社会中工作划分的增加以及科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字开始显示出这种工作的划分。在一些怀疑的场合人们可以依靠少数专家。关于水的最珍贵的事实可以成为这个字的社会意义的一部分,然而对于大多数知道这个字的人却并不知道它。

【语言工作划分的普遍性假说:】没一个语言共同体都用例子表明刚才描述过的语言工作划分的种类:即至少拥有某些词项,其相伴的“标准”仅仅被说话人的一个亚群所理解,而其他说话人对它的使用依赖于他们与相关亚群中的说话人之间的结构的合作。研究原始人是否有例外于这个假说的话,可以猜测说劳动的划分包括语言的劳动是我们这个物种的一个基本特点。

任何时候一个词项是从属于语言劳动的划分的,“普通的”说话人得到它并没有得到任何固定其外延的任何东西。特别是,它的个人的心理学的状态肯定地说并没有固定的外延;只有说话人所属的集合的语言体的社会语言状态固定这个外延。

语词曾经在很大程度上被看做锤子一类由一个人使用的工具,然而它更像是一艘汽船那样要求一群人的合作性活动。

索引性和刚性

有两种明显的方式告诉人一个自然种类的词项是什么意思。所谓的外表定义ostensive def明显或暗含markers如其种属。还可以给出描述,它典型地包含陈规老套(stereotype)的种类特征的标准化描述。陈规老套的中心特征一般是标准criteria——正常情况下构成认识方法的特征,认识是知晓事物是否属于此种属或至少是属于这个类的成员的(概率性)必要条件。并非所有的被作为一个集合体的语言社团所使用的标准都包括在陈规老套之中,而且在有些情况下,陈规老套相当弱。

考察一个词项进入某人词汇的这些方法。继续从Saul Kripke引入“可能世界”概念,假定存在真实世界W1和可能世界W2,涉及“水”的意义可能会有两种理论:(1)“水”是相对于世界的world-relative,但在意义上是恒常的constant,亦即这个词有恒常的相对的意义constant relative meaning,这里“水”在W1和W2中意义相同;它恰好分别为H2O和XYZ。(2)水在所有世界中都是H2O,在W2中被称为“水”的材料不是水,“水”在两个世界中没有相同的意义。

根据前文,(2)是正确理论。符号化二者“范围”的差异,理论(1)中下述为真:(1’)(对于每一个世界W)(对于在W中的每一个x)(x是水≡x带有相同L,对于涉及到在W中的作为“这个”这种实体来说);而理论(2)中下述为真:(2’)(对于每一个世界W)(对于在W中的每一个x)(x是水≡x带有相同L,对于涉及到像在实际的世界W1中的“这个”这种实体来说)。叫范围的差异因为(1’)中涉及到作为“这个”的实体是处于“对每一个世界W”的范围中,“在W中”作为合格词组使之明显;(2’)中“涉及到‘这个’的实体”的意思是“涉及到作为在实际世界中的‘这个’这种实体”,因而也有一个独立于约定的可变项W的指涉。

Kripke把一个标志者designator叫做“刚性的”rigid如果它在句子中指涉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标志者标志着相同的个体。如果把rigidity这个概念扩展到实体名称substance names那么可以说“水”是刚性的来表示Kripke和我的理论。“水”的刚性来自于外显定义ostensive definition“这个(液体)是水”时,参照(2’),指示词“这个”是刚性的。【何不直接拒绝可能世界、承认只有一个生活世界?】

介绍一个概念交叉世界关系cross-world relation,一个two-term关系R叫做交叉世界,当它的外延是个体的有秩序的对子的一个集合,但并非都在同一个相同的世界。例如交叉世界关系“相同高度犹如”:W1中物体x与W2中物体y有相同的高度,那么有序对子[x, y]就属于相同高度犹如的外延(一个个体在不同可能世界中可能有不同的高度)。相似地,关系相同L是一个交叉世界关系。

操作定义operational definition简单地是指出一个标准的方法——指出在实际世界中那种材料以至于对于x是水,在任何世界中,对于x与当地的实体(这些实体满足操作定义)的类的正常成员带有关系相同L。现在假定我发现了水的微观结构,这时可以说孪生地球上的水其实不是水。一旦发现了水的本性,没有其中的水没有这个本性的可能世界,所有可能世界中的水都必须是H2O。克里普克:一个陈述可以是(形而上学的)必然的并且使认识上偶然的。人类的直观没有接近形而上学的必然性的特权。【对此特权的幻觉可能来自于神棍解释学】没一个哲学家认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必然的真理会不是先天的:康德主义者的传统与经验主义者的传统在把形而上学上的必然性与认识上的必然性等同方面是一样有罪的。

与克里普克观点密切相关的索引性indexicality标明了“现在”“这个”这类长期被认为是索引的或者反射的标志物token-reflexive,它们的外延随着语境或标志物而变化,对它们从没有人说内涵决定外延。我们的理论:说像“水”字有一个未说明的索引的成分:“水”是一种材料,它带有某种与环绕这里的水的相似性。水在另外一个时间或另外一个地方,或者甚至在另外一个可能的世界中必定带有对于我们的“水”的相同L关系,以使之成为水。这类理论如(1)具有内涵,它们是某种像由说话人的概念与字结合起来的;以及(2)内涵决定外延——对于自然种类的字像“水”不可能真;同理对索引字也不可能真。

明确克里普克的学说:自然种类的字是刚性的指示物rigid designator;我们的:它们是索引式的,都不过是造成相同之处的两种方法而已。克里普克1972,第157页:“名字的所指很少或者几乎并不被描述手段所固定。[...]我并不只是意味着Searle所说:‘它不是单个描述,毋宁说是一束、一族性质来固定的所指’。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意义上的诸性质根本未被使用。”

让我们是现实主义的

我的观点:主张两千年来“黄金”未曾改变其外延(或者并未有意味深长的改变),我们确认黄金的方法变得无可比拟地复杂化了。对比另一种观点:“黄金”的意思是满足黄金的当代“操作定义”的无论什么东西。采取这个观点的一个普通的动机是关于真理的某种怀疑主义。人们在他们的直观中倾向于或者强烈地是反现实主义的,或者是强烈地现实主义的。

反现实主义者还倾向于对科学中的收敛性(convergence)的观念持怀疑主义态度——他并不认为我们的理论是对于阿基米德描述的相同的实体的一个更好的描述。对他来说真理除了作为一个在理论内的概念外,没有任何意义。反现实主义者能在理论内的意义上运用真理于“任意性理论”的意义上;但是他并没有在理论之外的真理与可得到的所指的概念。但外延是与真理的概念相联系的(一个词项的外延是使词项的东西)。[打太极的实用主义如]杜威求助于“有保证的可断定性”。

狭义操作主义成功地对待科学的或尝试的词项的实际应用;广义的操作主义如卡尔纳普的拉姆塞理论的文本与实际科学的应用相一致,如果并不说出原因(宽松的文本与任何可能的应用相一致)的话,代价是使得科学的结果的可交流性成了奇迹

关键在于即使某种事物满足于在某给定时间等同于黄金的标准(亦即认识到某物是否黄金),它也可能有一个或更多情况下表现得不同于满足这个标准的其余的材料。在任何合理的观点中,肯定有些事物是真的并且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被证实。没有操作定义对于任何那样的语词的应用会提供必然和充分的条件。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操作定义”,[...]但是意向不会“使名字与描述是同名的”。毋宁说,“我们固定地使用这个名字”来指涉任何什么东西来享有那些事物通常拥有的满足这个描述的本性。

其他的意义

相同L关系:x带有与y的相同L关系,就是说在情况(1)中x与y两者都是液体,而在(2)中x与y在重要的物理的性质方面是一致的。重要性是一个相对于兴趣的概念。与所处语境有关。甚至迄今某些出自于被认为是略有“偏离”的那些意义,也可以带有与其核心意义的确定关系。火星上的“老虎”是老虎吗?这依赖于语境。

一种已经出现的误解是这样的:一种批评坚持说,例如“柠檬”的突出的支配的意义,是仁和事物与一个“柠檬”的(足够数量的)外表特征相关的意义就是一个柠檬。同样的批评指出,一个柠檬具有隐藏的结构——基因的密码——对于作为一个柠檬来说是必要的,只有在“柠檬”用作一个科学的词项的时候。这都是误解。在字面上任何事物与柠檬的表面特征相关的意义必然是一个柠檬,与突出的支配的意义远离的一个意义是极端偏离的。在那个意义上,如果一个事物看起来像柠檬并且味道也像柠檬,那就将是一个柠檬。隐藏结构一说前文已驳斥过,是对形而上学的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必然性的混淆。我们在关于没有隐含结构的液体的问题上与我们曾经实际上在某个时间对待睡的问题上,我们曾处于相同的认识论的状况。一个有趣的例子是玉石,中国人并不认识一种差别,而硬玉jadeite和软玉nephrite化学结构差别显著(前者是钠和铝的组合,后者是钙、镁、铁)。

总的来说,如果有一个隐藏的结构,那么一般来说它决定这什么是一个自然种类的成员,不仅是在实际的世界上,而且是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上。的水或者别的什么可以有两个或更多的隐含结构以致“隐含结构”成为无关的东西,而表面特征成为决定性的。

其他的语词

作为一个人工制造物,是被设想为必要的,并且属于带有某种标准的目的的一类——例如,“铅笔是人工制造物”,而且“铅笔是标准地意图用于书写的”被设想为是必要的。最后,这种必然性被认为是认识论上的必然性——事实上是分析性(analyticity)。

铅笔都是人工制造物在真的意义上在所有可能世界中都是必然的——形而上学的必然,但是这并不得出它是认识论上的必然。“铅笔”并不与任何描述是同义的——甚至并不松弛地与一个松弛的描述是同义的。当我们使用“铅笔”这个字时,我们意图指涉在这个实际世界中的任何东西,它具有与正常例子中本地的铅笔的同样的本性。“铅笔”也是索引式的(indexical)。

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我们知道有许多种类的事物带有共同的隐含结构,但是我们还没有描述所有那些隐含结构的知识。我们可以怀疑除了刺激性的语境之外,在自然语言中任何真正的一个标准的字。似乎是对字有一种强烈的趋向,它作为“一个标准”而被引入以发展一种“自然种类”的意义。固定地和索引性地带有全部的伴随物。在人造物的名字的场合,这个自然种类的意义似乎是占统治地位的一种。

动词如“生长”,形容词如“红色的”等等,全部具有索引的特征。另一方面,有些同范畴的字(syncategorematic words)好像具有更多的一个标准的性格。

意义

一个词项的外延并不由个别的说话人在他的头脑中的概念加以固定。一般来说外延是社会地加以决定的——语言劳动的划分犹如“真实”劳动的划分一样——而且因为外延是部分地索引式地被决定的。词项呃外延依赖于用作范例的特殊事物的实际性质,并且这个实际性质一般来说并非为说话者充分理解。传统的语义学理论对于外延的决定仅仅留下两个贡献:社会的贡献和真实世界的贡献。

意义不能与外延或内涵等同,两条路线:保持意义与概念notion等同,并付出放弃意义决定外延的观念这种代价;将“意义”等同于诸实体的一个有序的配对an ordered pair(或者可能地一个有序的n个两面[n-tuple]),其中之一是外延(所谓的“意义矢量”[meaning vector]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做使得意义决定外延(亦即外延上的差异实际上是在意义上的差异)浅薄地为真,但整个地抛弃了我和可能世界中我的复制件规定一个字时有某些差异的观念。

传统的问题分成两个:考虑确定外延,许多情况下由于语言工作的划分,外延是社会地而非个人地加以确定的。我相信这个问题恰恰是一个社会语言学的问题,解决它要仔细说明严格地在细节上语言工作的工作如何划分。例如克里普克“指称的因果理论”:许多语境中我们把有关的东西归之于一个名字的标志token,又把它归于别人说的相同的名字的标志,而我们正是从他得到这个名字的(所指在说话者之间传递),就是一种确定指称方面的社会合作的情况。

另一个问题是描述个人的能力,外延社会地确定,个人必须有某些特别的观念和技巧以连接一个字,以便在语言的工作划分中起作用。人们可以正确地使用专名而无需知道任何有关其所指的东西甚至那也是不正确的,但概念也往往与意义有许多关系。两个问题分别是社会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下面转向后者的讨论。

陈规老套与交流

某个人已经认识了“老虎”这个字,如果他能以这样的方式使用它:(1)其使用通过检验合格;(2)他在这个世界中的以及在他的语言社区中的整个处境是那样的,即“老虎”这个字的社会地决定何外延,在他的语言习惯中就是老虎的类。

我们“认识”字,而不是“学习到它们的意义”。语言共同体也有其句法和“语义”两方面的最低标准,所要求的最低水平的能力极大地依赖于文化和论题两者。在我们的文化中,说话人被要求要知道老虎像什么样子,而并不被要求知道一棵榆树的详尽细节。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彻底的翻译有一个真正的困难,但这不是蒯因谈论的抽象的困难(《语词与对象》)。

什么是陈规老套

“陈规老套”概念与1968年在UW和UMN科哲中心讲课时引入,一个“陈规老套”是一个约定的(经常是恶意的)关于一个X像什么或行动像什么或是什么的观念(它可能是极不准确的)。正好是这些约定的观念与“老虎”“黄金”等等相结合,而且甚至这是“概念”理论中唯一的真理因素。一个特征被包含在与X这个字相联系的陈规老套中这个事实,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分析的真理,即所有X都有这个特征,而不是大多数X都有那个特征,也不是有些X有那个特征。

大多数陈规老套确实抓住了所说的类的标准的分子所拥有的特征。甚至陈规老套出错的地方,它们出错的方式也显示出陈规老套正常地对于交流做出的贡献。当然也有阻碍我们与世界打交道的陈规老套。

陈规老套的“操作意义”

更加诡谲的问题:在多大程度上陈规老套这个概念是“操作地可定义的”。物理学中企图在文字上说明对于词项的操作定义是notoriously失败的。经常地,词项具有操作定义,不是在实际世界中而是在理想化的情况中。假定这些“操作定义”具有解释学的价值,像理想化经常具有的那样。只有当我们错误采用操作定义更多地代替方便的理想化时,它才变成有害的。

语言责任概念的词项中,获得陈规的信息是道义上必须具有的,可以通过依靠合伙人,可以期望语言学家研究儿童的语言习得。[关键事项]我会看做是有义务加以传达的东西(如老虎的斑纹),且有把握地知道大体上这是其他说话人也把它看做是有义务加以传达的东西。有些老套的特征可能被看做是理所当然的,而另外的人则认为在某些句法的特征的模式上它们是可选择的,这里不深究。

校正奎因的“两个教条”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对分析—综合之区分的攻击是有力的和有益的。这个区分曾经发展成为一个哲学的食人生番:分析的等同于必然的,等同于在原则上不可修正的,等同于个别哲学家希望解释过去无论什么真理。但奎因的攻击某些走太远,有些有限制的分析的句子可以除外(见《分析的和综合的》一文)。这个攻击在后来由奎因本人和其他人解释为包含着在分析的—综合的区分垮台之中的意义的全部概念。【什么鬼】主张修正意义概念。

奎因的反对分析性的论证:没有行为的意思可以附着在这个概念上。简化版论证:对于一个分析性的行为指标,从根本上说只有两个候补者且全都不能令人满意。第一个behavioral index是中心性centrality:许多当代哲学家把一个句子叫做分析的,如果事实上有的社团持有它免除修正的看法。奎因论证说最大的免于修正并非分析的句子的专有特权。“免于修正”在科学史中是一个程度的问题,没有像绝对的免于修正那样的事情。将分析性analyticity与免于修正性immunity from revision等同会根本地改变这个概念:分析性会成为一个程度的问题,且没有像一个绝对地分析的句子那样的东西。第二个behavioral index是被叫做“分析的”。有些人把分析性的标志当做是有训练的提供信息者把句子叫做分析的。这个指标的变种是:那个句子可以由在有限的名单中的一些句子引出。有人填写了“意义公设”字样,那个句子可以由同义字替代同义字的逻辑理论得出。奎因反问:什么是同义词的标准呢?可能的标准一是biconditional的(x)(x在W1中的外延≡x在W2中的外延)是分析的,循环了;二是语词W1和W2是同义的,iff二者可以互换interchangeable,又循环了[“分析性”和“必然”循环定义]。[...]结论是分析性的,要么是错误认为的中心性,要么什么都不是。

赖欣巴哈(1965, 31)表明存在着一类原理,康德会把它们的没一个看做先天的和综合的,但是它们的合取与特别的相对性与一般的共变性是不相容的(这些包括正常的归纳、空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欧几里得特性)。有些人特别是把分析性与(最大的)不可修正性等同的哲学家,会把它们归入分析的,但是它们的合取具有可以检验的经验的后果。这样,要么必须立即并且永远抛弃分析性与中心性相等同,要么人们必须抛弃分析性是在合取中的观念,要么必须不愉快地一个分析的句子可以有可检验的经验的后果。

其他的哲学家们试着用区分sentences与statements的办法来回答奎因:他们同意所有的句子都是可修正的,但是有些陈述则不是,修正改变意义。而从放弃一个句子S将会包含着一一改变的事实,并不得出S是真的。意义可能不适合于这个世界;而意义的变化能够由经验发现所强加。

有条纹的是“老虎”意义的一部分,然而并不能推出“老虎是有条纹的”是分析的。交流预先假设我有一个陈规老套,但并不预先假设任何特别的陈规老套是正确的,或者我们的陈规老套的多数永远保留为正确的。奎因反对等同分析性与中心性,不是反对将X的“意义的一部分”看做是特性与它理所当然地包括在X的陈规老套中的论证。进入语言共同体所需要的最低限度技巧的信息就是有意义的信息,没有奎因批评的那种循环性出现在这里。

基本的翻译

不解决奎因的“基本的翻译”问题(亦即从另一种外来的语言/文化的翻译),不能用对应陈规老套的办法。甚至在我们能决定陈规老套的地方(如相对于“基本词汇”的尝试性翻译),一般来说对于决定一个独一无二的翻译也是不够的。我们已经扩大了看做是对翻译功能的证据的事实的整体性totality,这个翻译功能超越了奎因《语词与对象》中允许的美学基础。如果奎因愿意假设一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猜测外来语言中意味着同意和不同意的语词,那么猜测不同语言的人之间传递意义是合理的。也许只要说话时带着一种迷惑的语调就够了。

语言学方面,语词词素的分割是普遍的。[...]超越恰当的语言理论的强制必须被使用;也还必将有对于我们能合理地加之于人们的种种信仰(以及在信仰之间的连接,在信仰与文化和世界的连接)的强制。

对戴维森的语义学理论的批评

唐纳德·戴维森:一个自然语言的语义学理论可能根据数理逻辑学家称之为对形式化语言的真值定义来塑造。是说一个人可以有一组规则来确定:(1)对于每一个语词,在什么条件下,那个语词对于某事物是真的(因为语词对于它一个外延的概念就有意义;所有其他的语词被处理为同步直言式的[syncategorematic]);(2)对于长于一个单词的句子,给出一个确定一个句子为真的条件,犹如它由较短句子造成的方式的功能(把语词看做似乎它们是一个语词的句子,例如“雪”犹如“那是雪”)。(2)的意图不是对每一个不在(1)中处理的句子都应有一个规则,因为这将要求无限数量的规则,而是应有一个对于每个句子类型的规则。如一个形式化的语句中第(2)类的规则之一可以是:如果S是(S1和S2)代表有些句子S1,S2,那么S是真的,当且仅当S1和S2两者都是真的。对于句子类型(S1和S2)的句子的真值条件表现出确定“和”的意义的工作。更严格地,它确定着结构(—和—)的意义,这就是一个真值定义在其中是一个意义理论的意思。戴维森论证的要点是:对于自然语言的整个意义理论能够在这种形式中做出。

困难在于:对于许多语词,一个外延上正确的诊治定义能够给出,但它绝不是这个语词的意义的理论。如水是H2O,对于不懂化学的人这个定义没有提供任何关于“水”的意义的东西,它或者被当成是外延理论。戴维森的答复是:我们需要发展一种翻译理论。相对化处理:我们需要一个真值定义系统,它同时是一个翻译系统。如果我们有一种理论,它能确定什么是好的翻译,那么我们能够排除上述对于“水”的真值定义,看做是无趣的,理由是X是H2O或者X是水都不是可以接受的翻译。这危险地接近于说:一个意义理论就是一个真值定义加上一个意义理论。

戴维森的第二个意图是:我们[当前]还没有的翻译理论,必定是一个以句子而不是以语词为基本单位的理论。理由是我们在语言学中的证据必定由句子的同意或不同意组成。戴维森坚决主张语词可以当做句子来处理。这个理论在原则上不能成功。[...] 语词的绝大多数、一个真值理论的要求和一个意义理论的要求是互不相容的,在英语对英语的情况下是如此。这里试图提供一个意义重大的英语语词的意义理论。

问题是,一般来说唯一的表达式它既与X是同外延的,又粗略地有与X相同的陈规老套,就是包含有X本身的表达式。如果我们排斥掉那样的真值定义(严格地说是子句,但是我们将继续使用“真值定义”),为了简明性,既表示个别的句子也表示子句的整个系统,我们排斥Tarski式不提供意义的真值定义,排除提供假的意义的外延定义。问题是我们想要W对于X是真的,iff——以满足这样的条件:(1)这子句是外延上正确的(在那里——被认为是包含着X的一个条件,例如“X是H2O”;(2)那个——在我们的理论中,是W的一个翻译,这会意味着与W相连接的陈规老套是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相同于与——相连接的陈规老套;(3)那个——不包含W本身,或者W的句法的变体。

请注意条件(3)恰恰是逻辑学家并强加在它们的真值定义上的。戴维森所真正思考的是,在这个词的任何严肃的意义上,意义理论是不可能的,并且所有可能的就是构建翻译函数。如果是这样,他也许认为对于英语是可能的卫衣的“意义的理论”,就是(Tarski式真值理论形式的)在对意义理论的正面贡献的伪装下的奎因式的怀疑主义。

争论对于语言学家卫衣可得到的证据是说话人对于整个句子的处置,进一步地是对于一种解释的空洞无物,而对于另一种并非空洞无物的解释是错误的。奎因和戴维森宣称的唯一可能的程序——从整个句子到个别的语词——是与研究自然语言曾经去的没一个成功作为基础的程序是相反的

对加利福尼亚语义学的批评

假设一个可能世界的概念,令f为定义于所有可能世界的“空间”的函数,它在任何可能世界x的函数值f(x)永远是在x中的实体集合的一个子集,这样f被称为一个内涵。一个词项T对于一个说话人X有意义,如果X以一个内涵fT伴随着T。词项T对于在可能世界x中的一个实体e是真的,当且仅当e属于集合f(x)。卡尔纳普本人相对于“伴随”这个词项更倾向于说“抓住了”内涵;但明显地,所期望的并非只是X“抓住”内涵f,而是他“抓住”那个f是T的内涵——也就是说他把f与T以某种方式相伴随。

加利福尼亚语义学家讲,加利福尼亚语义学是对于一种理想的语言的描述;实际的语言是粗俗的。换言之,一个词项T在实际语言中并没有一个单独的精确内涵;它有一个内涵的集合——也许是一个模糊的集合。然而在描述自然语言方向上的第一步,肯定地是研究再其中每个词项T精确地只有一个内涵。

这个立场的第一个困难是使用整个地没有加以解释的抓住一个内涵的概念(或者在我们重新定义的立场,把一个内涵与一个词项相伴随)。把内涵与集合论的实体f相等同,提供了内涵的概念在流行的数学形态中一个“具体的”实现(相对于可能世界与集合的概念),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使得非常困难地看出每个人怎样能够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内涵,或者什么是思考一个内涵或“抓住”一个内涵或与任何事物“伴随”着一个内涵。说思考一个内涵是使用一个语词的函数的替代(例如在brain code中一个语词的类似词,好像是,如果大脑在code中“计算”,这类似于并且可能借自于语言;或者一种思想形式在那种被运用于思维的情况下好像一个图像或一个死人的符号),它涉及讨论中的内涵,因为所指reference刚刚已经在内涵的词项中加以定义。尽管在思考一个抽象实体如像一个函数或一个性质是什么的刻画方面,肯定是正确的。在现在的语境中,它是标志式的循环,但是没有这个理论的基本概念的非循环的刻画曾经被提供出来。加利福尼亚语义学考虑到内涵什么,但是没有提供我们怎样能够“抓住”它们,用词项伴随它们,思考它们,指涉它们等等,并不是完全地循环的。

卡尔纳普早期认为理解一个词项有如拥有证实的能力,来证实是否任何给定的实体落入这个词项的外延之中,用内涵的词项来说,“抓住”一个内涵就等于拥有能力来证实一个实体e在任何可能的世界x中是否属于f(x)。后来她承认句子是集体地而不是个别地面对经验的法庭。一般来说,独立于诸理论、诸辅助假设的特殊集合的语境等等,就没有证实词项T对于一个实体为真的方法。我们的看法是,意义的可证实性理论,就其中心观念以及对观察词项两者都是假的,但是我们在这里将不试图讨论这一点。无论如何,如果一个人不是一位证实主义者,那么就根本难以把加利福尼亚语义学看做是一种理论,因为抓住一个内涵的概念整个地是未加以解释的。

第二个困难是如果我们假设“抓住内涵”(把内涵与词项T相结合)设定为一种心理状态(狭义的),那么加利福尼亚语义学就被交给了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批评的两项原则。而一部分外延是社会地决定的,而不仅仅是由个别人的能力。这样加州学派就把处理语言当做某种私人的事情而完全忽略了语言的劳动划分。其语义学中,每一个词项事实上都处理成一个描述。意义中的索引式组成部分——我们的词项指涉那些都是相似的事物的事实,在某种方式中,指涉我们坚实地标明的事物。这些事物在这里被忽略了。

辩护说加州语义学关心的不是世纪预言而是忽略了含糊性的理想化,而自然语言中的词项可以看做与内涵的集合相联系,而不是与一个单个的很好定义的内涵相联系。回应:一个索引式的词不能表现为一个非索引式语词的含糊家族。语词“我”就其极端情况而言,是索引式的但不是含糊的。相似地,一个外延由社会而非个人加以固定的字,与一个外延是由个别含糊地加以固定的字,不是同样的事物。一种语言例证着一种语言学的划分们不可能由一种有含糊语词而没有语言学的劳动划分的语言接近于成功。合作不是含糊性。

所有自然种类的词和物理上大小的词,都是索引式的词。也许“感觉材料”的词并非索引式的(除了代表自身的词之外),如果像这样的话;但是“黄”作为一个事物的表述,正如“老虎”一样,以同样的理由是索引式的;甚至如果某事物看起来是黄的,它也可能不是黄的。但这吴茱萸说在正常情况下(对于正常的感受者)看起来是黄色的事物都是黄色的;正常的在这里恰恰具有我们称之为索引性indexicality的特征。把语言还原为非索引式的语言原则上不可能。

偶然地,加州学派最近开始修正理论,提出了内涵可以是一个函数,它的自变量并非刚好是可能的诸世界,而也许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一个说话人,以及说话的一个非语言学的语境,这将允许某种索引性和某种语言学劳动的划分的表现在这个模式之中。

语义学的标志者们

科学工作要做的:(1)找出何种事项能出现在陈规老套中;(2)做出一个表示陈规老套的方便的系统等等。这些是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的领域。我相信semantic marker的观念有价值,来自J. Katz和J. A. Fodor的著作。奎因正确地批评了把一个绝对的不可改正性加之于那样的陈述,我们可以描述牵强附会的状况而那些陈述会被抛弃。巨大的中心性也行程广泛应用和重要的分类系统的一部分。中心性保证在这些名目下分类的事项实际上不会被再分类;这样,这些名目都是自然的东西,在许多语境中作为范畴—指示者category-indicators。标志者被限制在知识高度中心性的范畴指示者,它就是我们所提议的。余下的特征都简单地列举为“区别者”。卡茨后来走得更远,要求所有特征构成对于在外延中的成员资格的一个分析地必要和充分的条件,这样他丢掉了标志者和区别者之间的区别。

“意义”的意义

要点:理论根植于日常意义的谈话,而且这些设想都联合地与事实不相一致,没有不存在某些反直观后果的理论重构。定义“意义”不适用挑选一个对象把它与与意义等同的办法,而是用确定一个正常的形式(或正常形式的一种方式)作为意义的描述。“正常形式描述”是在对任何科学有兴趣的意义上,我们知道意义是什么。

我提议一个字的意义的正常形式描述,应当是一个有限的后续或者“矢量”vector,它的组成部分肯定应当包含以下(部分,不限于):(1)应用于语词的句法的标志者,如“名词”;(2)应用于语词的语义学的标志者,如“动物”、“时期”;(3)陈词老套的外加特征的描述,如果有的话;(4)外延的描述。提议矢量的组成部分都代表有关个别谈话者的能力(除外延之外)的一个假设。这根本上是对真理概念的反对,而且外延是真理的相对物并集成着家族问题。

让我们把两个描述叫做等值的,如果它们除了外延之外是相同的,而且两个描述是的,于是如果在两个描述中不同地加以描述的集合,事实上是所说的语词的外延,而且在描述中的其他组成部分是它们所代表的能力的不同方面的正确的刻画,两个描述都被看做是正确的。我们所谈的组成部分就是外延(这个集合)而不是外延的描述。

一个说话人能在他的词汇中有两个同义字而并不知道它们是同义字。恰恰关于任何唯物主义者的理论,相信一个命题似乎包含着处理那个命题的一些表现。不认为人们能相信命题是整洁的。甚至唯物主义者倾向于相信:如果人们相信一个命题,人们使用它的表象(双关语)是非物质的。这并不只是相信是一个包含表象的过程;他相信这个命题(如果人们想要引入“命题”的话)是在一种表象之下,而不是在另一种表象之下。

对语言的荒唐的错误观点现在是并且永远曾是反映在两个特别的和非常中心的哲学倾向上:把认知处理成纯粹个人问题的倾向,以及忽略世界的倾向,这是就认知包含着比个人的“观察”更多的东西而言。忽略语言劳动的划分就是忽略社会维度;忽略我们称之为大多数语词的索引性的东西,就是忽略环境的贡献。传统的语言哲学像许多传统的哲学一样,跑开了其他的人和世界;一种较好的哲学和一种较好的语言科学必须处理好这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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