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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迈高:叹服“中国速度”

(2009-01-20 15:2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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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分类: 媒体评论

 

 柏迈高:叹服“中国速度”

明媚五月,北京华润大厦19层,中国美国商会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几天后将要举行的《2008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新闻发布会紧张忙碌着。随着会议室旋转门的转动,身材高大的商会会长、商界著名的“中国通”Michael Barbalas先生,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欢迎、欢迎”,走了进来。

 到中国近20年的Michael,有着一个更为流行且富有含义的中文名字,柏迈高——长在高山上豪迈的松柏,在北京、兰州、天津、苏州等多个城市工作生活过。熟悉他的人描述其为“会说相声的老柏”。从在大学任教、到项目工作、慈善基金会服务、再到创建安德鲁电信器材(中国)有限公司,柏迈高基本见证了美商进入中国的整个过程。 2006年,柏迈高离任安德鲁电子,正式加入中国美国商会,成为美国商会的在华掌门人。

中国美国商会是北京地区规模最大的外国驻华商会。目前,商会拥有2600多名会员、代表着1100多家在华从事商务活动的美国企业。

 在中国经商数年,柏迈高先生经常就制造业卓越管理和外商在华投资等方面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近日,他应本刊邀请,从外商视角对中国改革开放30 年来外企的发展、未来前景等问题作出了回答。

 

                   用“翻天覆地的巨变”来形容中国也绝不为过

 

  《中国改革》:您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的?当初是出于何种原因或机会让您认识了中国,并最终选择在中国发展?到中国这么多年,您对中国感受最深的印象是怎样的?

    柏迈高:我第一次接触中国是在1979年,当时中国政府派了80个学生去美国交流。由于当时两国的交流还不频繁,所以我们对彼此都非常感兴趣,进行了很多交流和沟通。1982年,我第一次来到北京,之后我在兰州、天津和香港都进行过短暂的工作和生活。1997年,全球著名的电子通信系统、设备和服务供应商,美国安德鲁电信器材有限公司决定把亚洲第一家子公司建立在中国,而我作为董事总经理,来到了苏州工作,直到2006年。

在苏州生活的10年里,我喜欢上了相声,并跟随刘喜尧先生(马季先生唯一的一位江南弟子)学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的一些想法和关注点。相声让我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以及地区文化的差异。中国是个多元化的国家,我希望通过学习中国文化,先接受、再理解,让自己的思维行事能更多的去适应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与人民。

《中国改革》:从1979年的最初接触,到1982年来华,再到在中国工作创业。是不是可以说,您亲眼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作为一名外国友人,我想请您谈谈,在您经历的这30年里中国变化中令您印象最为深刻的三个方面?

      柏迈高: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就是用“翻天覆地的巨变”来形容也绝不为过。在我看来,一个国家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摆脱物资短缺局面,是难以想象的。我搜集过在甘肃、兰州和全国使用的粮票,它们完全是不同颜色、不同面值的,且不能相互流通。那时候想找一辆自行车很难,想找一台电视机更难。但今天,商场里有上百种的电视可供选择。1982年,我来北京时去了天安门、王府井、长安街,当时北京的中心和最著名景点。而现在看来,这些地方除了地址没有变外,其他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彻底改变了,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对中国30年来的变化,有三个方面感慨最多,第一个就是交通。我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二环以内到处都是自行车、摩托车,很少看到除公共汽车以外的小轿车。而现在,二环以内汽车到处都是,自行车和摩托车已经很难找到“可乘之地”了。北京人都知道,想在二环找一个停车位是多么的困难!

就拿在中国旅游来说,我在苏州工作时,我的同事经常谈论关于乘车旅行的问题。所以每逢节假日和黄金周,我都会问他们“你们准备去哪里?”刚开始的第一年,他们乘车从苏州到上海,再到杭州、宁波,最后到南京。几年以后,他们开车从苏州到郑州,再到西安、平遥,最后回到苏州。30年以前,用七天的时间走完大半个中国是完全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拉进地域的巨大变化。

第二个体会就是信息沟通。第一次来中国时,我的中国朋友对我说,在家里能有一部电话是很不寻常的事情。那时,中国用得最多的就是电报。1985年我在学校担任教职,我所在的整间大学也只有几部电话而已。有一次,我的朋友用电报通知我坐某列火车来,但却忘记了说时间,之后我怎样也联系不到他。接下去的三天时间,我被迫每天都去火车站等他。现在,我的中国朋友们经常随身都有两部手机,同时还有一部固定电话在家里,这样我们可以有更多的交流时间。前一阵子,我决定买手机时陷入了苦恼,因为商场有上千种手机可供选择。如果我去大型购物中心,我的妻子就会打电话问我“你在哪里?在哪家购物中心?”在中国,已经实现可以在任何场所与想联系的人保持密切的沟通。

第三就是中国同世界的沟通越来越多。我很高兴很多中国的年轻人,特别是学生,对其他国家的文化和知识有着越来越全面的理解。懂得例如美国、日本、欧洲等国家的情况,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当我在苏州刚办厂时,很多下属蜜月旅行时会选择杭州、云南、西安,或者北京。2006年我离开之前,他们更多的选择去澳大利亚和新马泰,近距离认识和分享更多国家、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用理解、欣赏甚至包容的眼光去看待世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走出去,更多的接触国际社会。30年前,这完全是不可能的,甚至没有人敢去想象。我要说,我看到的中国正在以无法想象的独特速度登上世界舞台。

 

《中国改革》:那么,在您看来,这种独特的“变化速度”在未来是不是存在着需要注意或者亟需改革之处呢?

柏迈高:我希望看到中国的变化,看到民众生活条件的提高。我想,对于中国的发展,你们的领导人邓小平说过,现代化一定会实现,但没想到实现的速度竟是如此惊人。中国曾有很多宏伟的目标,例如GDP翻一番、达到小康社会,这些都已经实现了。在中国我们很难去预计十年后的发展情况,因为这个时间里变数实在太多。然而,在过去五年中,发生了很多改变,比如私人汽车数量大增,这是好事,但与此同时,我们要找得到停车场。我的中国朋友有越来越好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的工作机会,这对整个国民来说都是好的。但配套问题、软硬件问题等等也需要很快跟上。我的心愿是继续提高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抱着谨慎且严肃的态度来看待改革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找到根本的解决方法。

 

中美间的贸易是一种双赢贸易关系

 

《中国改革》:您个人作为外商,在华经营投资多年。就您的经历和感受而言,您觉得,除去在中国发展中起到不可忽视的经济作用外,外商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其它领域产生了哪些影响?

柏迈高:在中国,可能外国企业在经济上的影响更显而易见,在经济外的其它领域,许多国外公司也在尽自己所能来增进两国间的互相了解。我们的关注点之一就是希望美国民众、特别是政府官员能够明白,中美间的贸易是一种双赢贸易关系,并且要清楚的理解这种关系的重要性。同时,许多外企也致力于在中国发挥更大的社会责任,援助医疗、教育等事业。今年1月,中国南方遭遇了严重的雪灾,美方公司捐助了大量的仪器,并且供应了其他物资。很多美国企业在中国建立了一流的体系,如环境管理体系、安全意识体系等等,我们进行这些就是为了在中国建立除经济方面以外的更好环境。

 

《中国改革》:改革30年来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整个趋势是在朝良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毋庸置疑。但美国方面贸易保护主义者支持对中国实施制裁的声音也很大,这其中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中美贸易顺差的问题上。然而也有些人认为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中有很大部分是美国在华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说是顺差在中国,但利润在美国。

在中国,您是美方企业意见的集中代表;对于美国商界来说,您的意见又可以说是美方在中国一线人员的态度的集中。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柏迈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讨论过很多次,它的确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其实对于一些矛盾的解决方法,我认为沟通最重要。良好的美中经贸关系不但事关在华的美国企业,对两国和两国的民众也影响颇深。

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在中国的大多数公司不是为美国出口。商会同我们的会员谈过,51%的被访者在华主要从事销售、采购或者为中国市场制造产品,所以他们是为中国的投资潜力而投资。我一直认为,如果想卖出货物,面谈比打电话更方便,比发邮件更直接。将企业设立在中国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卖出商品的机会。最后,还有一些在中国投资的企业是为了向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出口,只有不到20%的企业将产品出口到美国。

所以大部分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只是看好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这个市场。就贸易逆差而言,美国和亚洲市场在过去的五年里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曾经的日美贸易,现今只不过变成日中,中美这样的过程而已。更多亚洲内部的贸易也开始了,如中日、中韩、中国和新加坡、中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中国已经成为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如手机、电脑、ipod等。中国也是其他国家的综合体,中国汇聚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产业的一部分。这些构成了中国的出口,构成了美中贸易逆差的一大部分。

关于贸易顺差的事情是很复杂的。比如说手机,美国有很多廉价手机的生产商在中国建厂,将生产好的手机运回美国,再进行出售。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是美国大量出口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进口中国的商品是进口其他国家的两倍还多。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的贸易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而这时美国的贸易逆差也在增加,失业率有所增长。但这在我看来,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中国虽然在很多方面都对美国的经济造成影响,但就失业问题来说,中国并不是最主要原因。在中国加入世贸之前,美国的失业问题就已经呈上升趋势了,这可以参看美国近年来的失业率走势图,而中国加入世贸以后,这个走势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同美国政府人员谈话时,我们发现美国贸易的挑战不是中国进口的减少,而是美国自身出口太少。我们因此敦促美国政府促进贸易发展,帮助中小型企业。

对于贸易保护主义,不论是来自美国还是中国,我认为都不可取。我们很高兴看到最近中国进口增多,这样美国公司可以卖更多商品给中国。我们告诉美国的一些公司,不需要害怕中国,中国人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购买能力也在大幅增加。据我们的统计,在中国经商的美商中,74%的公司在中国是盈利的或者是盈利丰厚的,89%的被访者对未来五年在华经营发展持乐观或者略为乐观的态度。我们最热衷告诉美国的企业,可以来中国投资,因为这边的机会更好。

 

很高兴能同中国政府一起工作,分享立法程序

 

《中国改革》:您所在的中国美国商会作为在华美商的代表,一直致力于代表会员做出相关的利益表达。那么商会所代表的这部分外商近些年来的关注点主要是什么?这种利益表达机制是通过行政层面还是立法层面发挥作用?实施的效果是否令您满意?

柏迈高:我们一直很看重中国的经商环境,也注重中美政府之间的谈话。美国政府一直都很关心并支持在华投资者的经济活动,而这些投资者在华的不同领域都很积极,例如与各界的交流和对立法的关注。

与美国的立法流程不同,行业企业在美国可能进行的拥有强大力量的(议会)院外游说活动,在中国没有了空间。所以,我们希望立法能具有透明性。增加立法的透明性对中国来讲是很好的方法,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提高立法的社会支持性。

在中国的立法过程中,我们有机会看到正在审议的草案并提出意见,例如中国政府今年正式实施的《劳动合同法》,我们在这部法律的出台过程中投入了7年的关注。劳动合同法的第二草案审议出台后,商会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来帮助我们的会员学习中国政府的相关法规,并且还邀请中方参与草案制定的人员向我们讲解近几年来中国市场的劳资变化情况。中国的法律并不像美国那样有很多的商业性质,我们更希望遵从中国的法律,并且让我们的会员公司了解他们应该如何做。合同法的通过是在去年,最后版本是对初稿很好的补充,随之也制定了其他的一些法律。我们很高兴能同中国政府一起工作,分享立法程序,帮助美国公司与中方一起实施法律。中国政府则是朝着增强立法透明度的目标按部就班的进行改革。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继续加强立法的进程,加强公民和政府之间的互动。

在过去几年中,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中国有关经济法律和产业政策出台前后,以及外国公司在华拓展业务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几乎都有商会的参与和推动。《反垄断法》、中国最惠国待遇(PNTR)法案等取得的成功合作已经一并记入商会的历史中。而中国美国商会每年都出版5000本白皮书,将它们发放给中国商务部等相关政府,同时也寄给美国的国会议员和联邦政府官员。商会通过白皮书向他们反映美国企业在华经营时遇到的困难,提出一些解决建议。作为桥梁,我们会和这些政府部门协商使问题得到改善,同时对一些仍旧存在的难题进行商讨,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会员公司的在华发展。

在接待美国马凯特大学商业学院组织的学生“中国商机调研团”时,我曾经对那些来自美国的学生们讲,中国是一个需求正在快速增长的巨大市场,不同行业的各家企业都不约而同的看到了这片市场上的机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赢得中国市场的胜利,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成就!

《中国改革》:在中国这样权力因素影响比较严重的市场中,有些外商称行贿是无可避免的商业运作。从“沃尔玛礼品”、“朗讯风波”,到“德普回扣门”等,许多国际知名公司也深陷其中。但现在有很多媒体称,事实已不仅仅如此,外商在中国腐败问题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柏迈高:美国的很多法律都反对行贿,包括在中国的美国公司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而中国的法律用强制性规定来抵制行贿,在华的美国企业也明确的知道这一点。进行商业运作就要遵守国家所有法律的约束,违反法律就一定会受到法律的惩罚,这是无庸置疑的。将行贿归结于环境影响是极不理智的行为,我们商会反对行贿,同时坚决支持中国政府加强对于行贿行为的立法和执法。

每一年,中美两国都会发生行贿案件,而这其中的主角不分国籍。我们希望这种现象会减少,同时认为政府应该积极努力地创造一个良好环境,减少腐败的发生。从经济形势来看,腐败会损害一个社会的商业利益,这是所有人都不能允许的。过去的几年,中国政府很关心腐败问题,并且做出了很专业、很标准的举措来制止行贿的扩展。建立了一些预防体系,将银行、税收等许多管理经济的工具进行捆绑,很好的遏制了行贿的势头。然而,政府在这方面还是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花费更多时间去实践这些制定好的反行贿措施。

 

中国会更加稳定和谐

 

    《中国改革》:目前,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在华投资或计划进入中国市场,作为商会掌门人的您对中国下面的改革有什么良好的期待?

柏迈高:许多国家在改革方面的动作都是贸易、经济和投资。中国是一个和谐的社会,我们希望看到中国政府能够创造更好的途径,让民众发挥其社会责任。在中国,政府很少承认一些慈善团体、NGO或个人,承认这些人为社会和谐所作出的努力,在我看来正是关键。我们希望看到有更多的慈善团体帮助在困境中的人,支援教育医疗事业,进行环境保护。我们不指望每个人都成为帮助他人的专家,但现在有些人做得非常好,那么中国政府就应该表示支持他们的行为,规范和建立这种民间慈善制度。

其次,下一步的改革,我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实现更好的立法结构和更准确的执行法律,这对于实现“和谐社会”这个目的是很重要的。每年商会都同政府的相关部门谈论一些这样的事情。民众经常会遇到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事情,这就需要法律给与他们解决的条件和保证。全面地解决途径就需要有更好的立法结构来规定和完善,而这是中国需要提高的地方。还有就是应该准确的执行现有的法律规定,以保证坏事情发生后必有制裁。我们迫切希望能看到中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和进步。

另外一个我想说的是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我同在中国的一些外国企业讨论过,他们都深受知识产权不被保护的影响。我知道中国政府每年都尽力去做更多的工作,但是保护企业的发明、保护他们这种无形财产对于所有企业来讲都是非常关键的。总体上讲,我认为,中国有很好的立法系统,但是在管理上和实施上还有所欠缺。在朝阳区,我们商会在学校同学生进行了很多对话,问他们购买杂志,抄袭上面的文章是不是侵犯别人的权利,大多数的同学都表示不太清楚。所以我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帮助他们了解这件事情,我们未经允许就重新出版和打印许多文章,甚至付给他们报酬来完成这件事,就是希望他们明白整个侵权的过程,并且身临其境的理解这样做的坏处。从孩子们的教育开始,让其了解不能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同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觉得这样做对双方都好,是一场双赢。

《中国改革》:现在国际上,关于中国问题的谈论热点集中在,像中俄这样的国家发展模式:实现经济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形成,却不一定会带来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压力。这是与西方传统模式的显著区别,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柏迈高:中国社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具体表现在沟通和越来越高的生活水平上。物质水平的提高,使得民众开始寻求更多的保护。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制定的一系列法律,如物权法、劳动合同法就证明了这一点。人们越来越多的习惯用自己的视角来看待社会上发生的事件。人们目睹了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并且对此进行探讨。举个例子说,去年发生的钉子户事件,不是关系到某个人的偶然事件,而是在重庆这个城市里每个人都关注探讨的事情,它涉及每个人的权益。这就是中国的模式,而这种发展与世界其他国家是相同的。

现在,真正的模式到底是什么,之后怎样发展?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我相信,中国还是有很多充满智慧之人的。1996年我那次来中国时,就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们用不同的观点讨论问题,当时他们就提出,中国要怎样继续下去,还可以怎样向世界证明。去年12月,我见到了当时的中国国家副总理吴仪,她出席了中国美国商会岁末政府答谢晚宴,在讲话中,她一直重申中国会继续对外开放。同样的内容,我在今年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听到了。我相信中国会继续发展下去,成为一个更加稳定的和谐社会。我见到的同业、我的朋友,包括我自己,我们对此都非常乐观。

 

 

嘉宾简介:柏迈高,毕业于美国玫瑰哈尔曼技术学院,并在康奈尔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精通中文。上世纪80年代来到中国后,曾在中国天津国际管理咨询公司任职,后为香港的中国之友基金会工作。1997年至2006年,就职于安德鲁电信器材(中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同时,自1998年至2006年,其一直为上海美商会的会员。2001年至2003年担任美商会上海制造业委员会主席;2004年至2005年成为上海美商会董事会的成员,并于2005年就任商会副主席。现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

冯楚军 韩雪

<中国改革> 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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