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卧斗室，眼见窗外景物沉浸在始终挥散不去的雾气中，灰涂涂地磨去了边缘与棱角。若非红绿灯的明灭，这一切像是在窗外摆放了一幅画，没有变化，没有生机。

    背倚床头，四周除去挂钟秒针的走动便没有搅扰的声响，发黄的灯光缓缓洒下，不免氤氲着怀旧的情绪。在这个时候翻看《陈旧人物》，大约是最适宜不过的。

    说起叶兆言，早闻其名，却未曾看过他的小说。直到九月翻阅肖全的《我们这一代》，才见了叶的照片，上面的样子和他的祖父神形皆似，又多了一些跳脱的精气。十月初，读《你好，汪曾祺》，在众多怀念性、追述性的文字中以为叶兆言的《我所知道的高晓声与汪曾祺》最佳，这是首次从文字上接触叶兆言。尽管文章不独以汪老为主，但因为他更客观地勾勒出汪老的内在神韵，较之朋友、学生的追念少了高山仰止的推崇、多了平实坦诚的直率，大有鹤立之姿。“在父辈作家中，汪曾祺是最有仙气的一个人。他的才华出众，很少能有与之匹敌的对手。……和汪曾祺接触过的人，都应该有这样的体会，那就是他确实有本钱做名士。名士通常是学不来的，没有才气而冒充名士，充其量也就是领导干部混个博士学位，或者假洋鬼子出国留一趟学。”其中的“仙气”、“名士”放在汪老身上是实至名归的。

    月余前，在涵芬楼见上海书店出版社的一系列32开本的硬精装书中有《陈旧人物》，由于对民国期间的人物多有兴趣，便抽出翻翻，未料竟然是叶兆言所撰。近日，与朋友谈起此书，不想备受友人推重。周日闲暇复至涵芬楼，此书仅余一册，且品相不佳，旋而移步三联书店，终得购书之乐。

    书中记述的27位人物，此前于刘呐鸥、范烟桥、苏青三人闻所未闻，对其余众人则或读其书，或观其画，或听其逸事，多少有所了解，不算陌生。

    虽然所言诸人涉及国学、史学、文学、书画各界，但篇篇皆有或明或暗的联系，使人读来丝毫不觉疲倦，总有“但凭杯酒长精神”的兴味。以散文的形式描画人物，不同于学术评传要面面俱到，而是应该捕捉人物的神采。写好人物，细节的勾勒点画是成功的关键所在，神采往往就从这里涓涓流出，动人心脾。叶兆言无疑是掌握了这个处理方式。

    林琴南（纾）在民国期间是个名人，他自己不把自己翻译的文学作品当个宝贝，可是绝大多数的读者还是因为他的翻译才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人的。或许，许多人都有如此的悲哀。在文章之外，他还长于绘画，山水有文征明灵秀的风神，浓厚淋漓则近戴熙一派，淡墨薄色，神致生动。他自清入民国，多少有些遗老的风范，就是雅致如诗画的创作也时时流露对民国的不满。日前为编书而整理其画作，故宫博物院所藏《山水人物图》轴本幅自题“老福诗人陆放翁，闲行领鹤听松风。耳根不净谁如我？闻警年年五月中。计辛亥以来，每至五月辄有乱兆。今年枢臣散元首，为廿四史中所未开之劫运。放翁虽生宋季，朝臣尚有纪纲，宁如今日。兹用放翁诗句成图，不期探喉，一出其愤。一峰先生雅政，畏庐林纾并识”，可见一斑。不知为什么，写林琴南的八页间有了两处错字：一是“魏晋见骨”应为“魏晋风骨”（19页），一是“许寿棠”应为“许寿裳”（20页）。

    讲到刘半农，说他留学归来，从法国带回大量的科学仪器，事必躬亲，曾去故宫测试所藏古乐器的音律。看来，当年参与故宫博物院具体工作的学者的确是为数不少，且在多个领域均有贡献，应该仔细统计出来，为写故宫博物院的历史做好基础工作。

    七、八前曾翻过叶圣陶老的选集，印象最深的是一副三位少年好友的合影。说“英俊”，是丝毫不夸张的。三人均着长袍马褂，神采翩翩，华茂春松，俨然浊世佳公子。那是王伯祥、叶圣陶、顾颉刚少年时期的合影。文人相交，志趣、学养趋近，不乏其人，而能绵延一个甲子，着实不易。做朋友、做兄弟能如是，则终生无憾了。三老之中，对于顾老多了一分亲近。原因有三。其一，恩师曾谈起为他做媒的便是世伯顾老，因师门之姻，感觉自己与顾老的距离并不遥远。其二，经恩师指导，借来《古史辨》第一册从容读过，在了解其“疑古”思想发展之外，领略了顾老隽永儒雅、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我对某人文字的喜欢与否往往是初次阅读时的感受而来，之后便是由着一见倾心的惯性进行阅读，沈从文、汪曾祺、杨绛、余华、葛兆光皆然，顾老亦然。其三，见过顾老在编辑《禹贡》杂志期间临窗工作的一张照片，当时他住在燕京大学东门外成府的胡同里。这条胡同应该还住过洪业、邓之诚等燕大的教授，西口有个小饭铺，王世襄先生求学的几年间曾是那里的常客，有时还亲自操刀一显身手。在小学时，我天天或排着路队、或踽踽独行在这条宽不过三五米的胡同，看着路东的院子整饬的门脸和前面摆放着的石墩，只是觉得好奇，为什么同在一个胡同，另一边的院门会那样简陋不堪？从未想到过有这许多文人曾经在这几个院落里居停，也没有想过那些学术著作就在这样的环境里萌芽、成长，最终影响世人。王老的文章、事迹不甚知晓，由叶兆言的文字里可以窥见他的真情、真知、学识、为人。去年初春到福田公墓，将要出门之际，在指路牌上见到王老的名字及墓地的方位，因时间缘故未能寻访，好在今年还要去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有两本书先后出版，评价不尽相同，甚至有大相径庭的趋向。较早出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最后二十年》，晚些的是张紫葛《心香泪洒祭吴宓》。《陈》，好评如潮，我细细读过，对陈寅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有所领会，受益匪浅。后来出版的某某最后若干年的一系列图书，应该是从这本书的名字获得的“灵感”。《吴》似乎因为史实等方面的缘故，多遭诟病。无论怎样，两部传记的主人数十年交谊深厚是无可置疑的。叶兆言写吴宓着重爱情、友情，说陈寅老则落足在他为维护旧文化奋斗终身，“过程的意义远远超过结果”，切中肯綮。

    关于张爱玲的评述写于1995年，比其它文章早了五、六年，文字的气脉前后有所不同，若非对象尽皆陈旧人物，恐怕不会编在卷末。

    漫无边际地写了些自己对书中人物的杂乱思绪，用一则今人笔记把叶家三代文人串联起来做个完结。

    蒋寅《金陵生小言》卷一《儒林外传》：“俗语云：‘大树底下好乘凉。’然人傍大树亦或有受其累者。作家叶至诚自言，少时人介绍必称‘圣陶老小公子’，成婚后人介绍必曰‘锡剧皇后姚澄夫君’，及其子长成，人介绍必曰‘作家叶兆言之父’。”

 《陈旧人物》，叶兆言，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