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的戲不多，屈指可數。關於戲的書更少，此前似乎只讀過黃裳先生關於戲曲的幾篇文章，那還不是專門去學習，僅僅是在黃先生的文集中匆匆翻過。

    此次借來《汪曾祺說戲》，的確是用心讀過每篇文字。說實話，喜歡汪老的文字甚於他對戲曲本身的闡述、評價。倘若換一位作者，或許我根本不會翻開書頁。

    因為汪老不是專業戲曲評論家，所以落筆的角度全是他對戲曲人物、結構、語言、創作以及名角兒的感受，使人感覺不到一絲的生硬古板或是盛氣淩人的說教，像是友人品茗閒談，娓娓道來，舒坦愜意。這與他的小說、散文的風格一脈相繼，也是他澹泊澄懷的性格的外延。

    關於具體戲曲的分析，《且說過於執》、《筆下處處有人——談四進士》為佳，後者對於曲詞、人物關係的寫作層層遞進、嚴絲合縫的妙處描述得尤為精到，實在是不可不讀之作。想起二十餘年前，曾經在電視上看過《宋世傑》的電影，黑白片，麒麟童周信芳演宋世傑。老者的形象依稀在目，唱腔、曲詞皆在九霄雲外了的。那時把它作為故事片對待，念白多能聽懂，人物唱時有字幕相助，一個多小時的戲也沒有覺得枯燥乏味。聽了汪老的解說，馬上有了重新到劇院裏聽聽全本的《四進士》的衝動。前些時候，翻閱金庸五十年代所寫的關於《慶頂珠》的文章，也突然冒出觀看《打漁殺家》的念頭。二文寫作時間相差近三十年，對我卻有著異曲同工的感染效果。

    說到唱詞，汪老講“我喜歡《小放牛》的村姑的一身裝束，唱詞我也大部分能聽懂。像‘我用手一指，東指西指，南指北指，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楊柳樹上掛著一個大招牌’，到現在我還認為寫得很美。這是一幅畫，提供了一個春風淡蕩的恬靜的意境。”如果較多讀過他的文章，就不難發現他把這種恬靜沖淡的審美完全融化在自己的作品裏，留給人們的是一幅幅清雅溫婉的寫意畫。

    汪老寫人，名角兒有神采，有韻味，往往有餘韻不絕之息，書裏多有收錄，不一一羅列。倒是記錄他于昆明求學期間，在雲南大學西南角“晚翠園”參與昆曲社活動的《晚翠園曲會》，又是一篇不可不讀的文字。文末寫道“參加同期、曲會的，多半生活清貧，然而在百物飛騰、人心浮躁之際，他們還能平平靜靜地做學問，並能在高吟淺唱、曲聲笛韻中自得其樂，對復興民族大業不失信心，不頹唐，不沮喪，他們是濁世中的清流，漩渦中的砥柱。他們中不少人對文化、科學作出了很大的成績，安貧樂道，恬淡沖和，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這個傳統應該得到繼承，得到扶植發揚。”而今，透過一行行流過眼前的文字，它們背後或隱或顯的一個個人物、一段段場景，我似乎能走進那段時空，洗去凡心塵埃，體會那份沉靜深遠，為自己留下晴朗一片。

    在戲曲方面，多說露怯，不如藏拙，迻錄汪老關於沈從文先生的一段文字。

    作為老師，沈先生對汪老影響之深、之遠、之厚、之醇無人可以取代，為人、為文皆然，汪老不止一次提及。在介紹自己於戲曲、小說創作之間遊弋的《兩栖雜述》一文中談到，“我追隨沈先生多年，受到教益很多，印象最深的是兩句話。一句是：‘要貼到人物來寫。’……另外一句話是：‘千萬不要冷嘲。’這是對於生活的態度，也是寫作的態度。……他要求的是對於生活的‘執著’，要對生活充滿熱情，即使在嚴酷的現實面前，也不能覺得‘世事一無可取，也無一可為’。一個人，總應該應該用自己的工作，使這個世界更美好一些，給這個世界增加一點好東西。在任何逆境之中也不能喪失對於生活帶有抒情以為的情趣，不能喪失對於生活的愛。沈先生在下放咸甯幹校時，還寫信給黃永玉，說：‘這裏的荷花真好！’”

    “千萬不要冷嘲。”願朋友們和我一樣，牢牢記住！

     按：難得最是得從容，為汪老撰寫的《裘盛榮影集》前言中的七絕末句。

    《汪曾祺說戲》，汪曾祺著，段春娟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