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院”内外》封面

    与一位朋友谈起曾先后读过一些回忆民国以来文人的文字、书籍，对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的学术成就怀着钦佩，对他们生逢乱世的曲折经历存有颇多感触。于是，朋友推荐了柳鸣九先生的《“翰林院”内外》一书给我。

    用着周末的时间，我匆匆翻过一遍，留下了几个模糊的印象，闲散着记录下来，以免辜负了朋友的一片热忱。

   书中的翰林院即指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作者所记的师辈人物李健吾、朱光潜、钱钟书、杨绛、冯至、卞之琳均为其中的名家，又另述大学、中学四人系于书后。

    对于西方文学、理论，我一向望而却步，退避三舍，故除去钱钟书、杨绛夫妇之外，余下的学者只闻其名，未曾读过他们的译文与著述。好在所有的文字只是对往事、故人的追忆，没有艰深的理论问题，所以沿着作者的安排一路走来，仿佛是在推开一扇扇窗户，渐次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八十年代的李健吾

    卞之琳先生形容李健吾先生“行事处事颇有走江湖的味道（大意）”（17页，另见145页），是对李先生重友谊、讲交情、崇义气的戏评。关于“江湖气”，让我回想起曾经的某位老师，出身工人，对人对事便有“江湖气息”，与一起留校任教的同班同学性格相去甚远。如今，已打下自己的一片天地，徜徉其中，乐而不疲。不过，他在学术领域尽是些空泛无边的“成绩”，和李先生相比自然是云泥之别。当今社会，学界的江湖气多是依靠着经费保障维系着的，不若几十年前的联结友谊的纽带是对学识、为人的尊重与欣赏。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

          1981年朱光潜摄于北京

    朱光潜先生是美学研究的大家，一部《西方美学史》被奉为学界经典，无人逾越。于我，朱先生的名字早就熟稔。他的著作不止买了一本，《文艺心理学》大约是十余年前在海淀图书城昊海楼买的，《西方美学史》则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人潮汹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摊位前抢购得来的，雅致简洁的淡绿色封面，至今仍能清晰记得。那两本书，多年来未曾翻看，因为对美学并没有太多的兴趣。它们带给我的快乐更多的是聚书的兴奋与欣慰。1956年6月，朱先生写了自我批判的长篇文章《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发表在《文艺报》上，对自己此前的学术作了全面否定。此后，他在学术界明确了地位，能在书斋里平静地完成自己的学术追求。对他这种处世态度，柳鸣九比之于被迫在宗教法庭上悔罪以求得为继续写作力学巨著《对话录》的时间的伽利略，并用“从出发点到既定目标，两点之间最便捷的路往往并不是一条直线”一句话概括了那种常见于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存在状态。即便我们没有生活在二十世纪，即便我们不是知识分子，这句话不也是准确地刻画出我等凡人的曲线救国的人生轨迹？称此为全书唯一的神来之笔，具画龙点睛之效，毫不为过。

     1991年冯至在北京永安里家中

    述及冯至的一篇文字不算长，其中提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在五十年代后的三十年间，他忙于行政事务，少有诗作、研究文章，“在我们这些晚辈眼里，他是一个严于律己、德高望重、严肃方正的殿堂人物，只是在像我这样略有‘异端思维’的不孝弟子心里，因为眼见一个诗人在泯灭，一个学者被浪费，而暗暗为冯至先生感到惋惜”（124页）。在我看来，柳先生的惋惜有些多余的。1949年之后，许多文学家的创作江河日下，学者的研究因为逐渐改变标准、思维、方法而逡巡不前。以冯先生对政治的敏锐感受，应该明晓倘若依照自己的兴趣与手段继续从事研究，不免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难处，如果放弃学术尊严，做一些政治上需要的文章，流传后世，则清誉难留，声名不存。选择甘于平淡的学术生活，放弃从事多年、屡结硕果的研究方向，不妨看作是他以一种无言的形式在捍卫着自己的学术尊严。在特定的时代里，面对在捍卫自我与放弃自我之间做出这个不去曲言阿世的选择，如此执着，如此坚韧，委实令人尊敬。

   1998年的卞之琳

    形容卞之琳先生，柳先生用了“蓝调”一词。不管这个词的原意如何，从长篇的文字中默默感受，用它来刻画卞先生的优雅委婉，明白而准确。就卞先生的蓝调而言，柳先生是这样描述的——“他那张聪明而富有灵气的脸，本身就显示出优雅文士的气质，而不从俗、不媚俗、固守自我心境的冷漠与倨傲，更具有一种精神贵族的风致”。（138页）衬着青翠可人的春色，仿佛能看见一位谦谦长者正缓步走来，静静的，从容不迫，安详淡泊，耳边徘徊着他的名诗《断章》“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记得汪曾祺先生在回忆西南联大的文章里提到，沈从文先生教授写作时叮嘱学生们对人物的描写要“贴”，我觉得柳先生对卞先生的“蓝调”表述便是应了这个“贴”字，才有如此传神之笔。

    以下是翻书是记录的错处，算是“咬文嚼字”吧。

    39页，倒1行，“赵萝蕊”应为“赵萝蕤”。

    42页，倒1段，“北大南校门外，一箭地之遥，燕南园”。按：燕南园，在南校门内，此处误。

    57页，第3段，“八十年代末……他已经迁居燕南园”，与42页所称五十年代朱光潜居燕南园相矛盾，存疑。

    133页，第1段，称“那里面藏着朗润园、承泽园等好几个园林住宅区”，依前文，在校内自水塔（博雅塔）东行，只是朗润园等。承泽园在北京大学西门外，此处误。

    199页，第2段，“途径”应为“途经”。

    按：以上图片及说明均引自《“翰林院”内外》。

    《“翰林院”内外》，柳鸣九著，武汉：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