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许多同事一样，对于马衡先生的名字还是从进故宫博物院工作才知晓的。

    在前年本院举办的《马衡先生捐献文物展》上，见到先生生前以及家属尊其遗愿捐献的碑帖、青铜器、印章、甲骨、书籍等部分文物精品。后来，又翻阅《马衡  捐献卷》画册，从先生捐献的一件件数十年收藏、研究的文物，从先生将个人藏品无私地捐献给自己供职二十七年的故宫博物院的无私行为中，进一步体会了蕴含在先生生命中的对故宫博物院的挚爱之情。

    由于同事华宁女士参与了先生日记的释文、标点等工作，我有幸在她那里看到了日记的复印件。虽非手泽原件，但当一行行清雅隽永的字迹映入眼帘，一种莫名的亲切像阳光似的给我带来了暖暖的感觉。及至《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出版，我细细读过一遍，看到浮现在字里行间的先生对事无巨细的工作的满腔热忱，看到不加修饰的记述中传递出他为故宫事业、为典藏文物殚尽心力且不辞辛劳的种种情形，一种崇敬感与钦佩感交织的情绪油然而生。

    随着时间的推移，阅读书籍渐次增多，于先生的事迹、学问了解愈深，先生的形象在自己的脑海里愈来愈清晰，仿佛能听到他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的声音。

    三月初，王戈向我提出希望组织业务联合团支部的团员一起去祭拜先生，我一喜一愧。喜的是，能亲自到先生墓前，表达崇敬之情。愧的是，进院工作这么长的时间里，从未想过到先生墓前献上心香一瓣。尽管我相信有90%以上的同事们，不会知道先生的墓地所在，甚至没有想过去祭拜先生，但听到王戈的建议，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惭愧与自责，因为有些事情不应该被忘却。

    曾和武安国、王戈谈起这次活动的目的，一致以为祭扫绝不仅仅是外在的形式，更深层的意义是希望引领大家找寻精神上的归属。如今，来院工作的年轻人多是直接进入各自的工作岗位，而对本院的历史、重要人物了解甚少，有的竟然一无所知，长此以往，大有数典忘祖的趋势。在终日奔波忙碌里，更多的是为工作而工作，往往使他们忽略了在工作中的精神层面的需求与追求，陷入了精神匮乏的状态。团支部将为青年明确工作中的精神归属作为出发点，组织大家学习、感受前辈们在八十余年历程之间逐步凝聚成的“故宫人精神”，使得这种精神把青年们连结成为一体，对于故宫事业的不断发展将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马衡先生为人清介耿直、学术成就斐然、为故宫竭尽心力，是最具有“故宫人精神”的代表。以祭拜先生的活动为开始，无疑是不二之选。

    为了使这次活动顺利进行，按照先生之孙马思猛老人的指引，王戈和我在3月9日先去福田公墓探访先生的墓。那天的阳光并不强烈，但依然有些热，迎面而来的风是干燥的，没有一丝的湿润气息。刚好赶上公墓为散植在园中的草木浇过水，踏着略带泥泞的甬路，躲过高低错落的树枝，我们寻见了先生夫妇的合葬墓。墓上落着一些尘土，大概是许久没有人来看望先生了。我们用带来的布拭去蒙尘，又将墓石上的土块、石块一一拾开。墓是如此的简洁而肃穆，碑阳刻有先生与夫人的生卒，碑阴则是先生的工作经历。先生于故宫博物院及所藏瑰宝居功至伟，在碑文中不过九行，没有铺陈，这正符合先生从不自矜功伐、虚怀若谷的坦荡胸襟。墓石的曲线像是摊开的书卷，上面没有任何雕饰，而在我看来那上面却是满满地书写着先生的事迹与功德。虽然无声，但它散发出的肯为祖国文博事业奉献终生的芬芳，依旧荡涤着我作为一个年轻后辈的心灵，使之更为纯洁、更为纯粹。离开先生的墓，王戈和我都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沉默，应该是心中沉重的缘故吧。后来，王戈把关于寻找首任院长易培基先生的墓与祭扫马衡先生的墓的文章题目定为《为了忘却的纪念》，我想，这正是那种沉重心情的释放。

    王戈在先生墓前。

    我在先生墓前。

    3月26日上午，眼望先生的墓石上平铺着写有祭文的宣纸，看着团员们站在先生墓前默默致哀，耳听王戈诵读祭文，忽然之间，我觉得先生那份在心底存着故宫的挚爱，为故宫所作的诸多努力与奉献，对文博工作鞠躬尽瘁的精神，延续中华文明血脉的信心与责任在召唤着我、催促着我为故宫的事业庶竭驽钝、不遗余力的奋斗。我相信，在场的团员都会感受到先生精神的召唤，在今后的工作里会把先生所作所为当成的楷模。自站在先生墓前开始，不知为何，我便处于一种激动的状态，在讲话时不免有重复的地方，而在纸上写下对先生说的话——“我等故宫青年，将承继先贤遗志，典守中华国宝”两行字时，竟然把“宫”写错成“宝”。当别人从我手中取走笔之后，自己的心情由激动渐趋平静，或许是因为对先生说尽了不吐不快的肺腑之言。

    把心里话写下来，告诉先生。

     由王戈撰写、前任业务联合团支部书记刘茵书写的祭文。

     我的心里话。

    倘能像先生一样，为故宫博物院倾尽毕生心血，那实在是前生修来的福分！

题外话：

    在福田公墓里，每逢十字路口都会有立着的牌子，上面标明名人之墓的位置，以便祭扫的人们寻找。其中有著名学者王国维、俞平伯（在墓旁的其父俞陛云先生之墓没有标明）、科学家钱三强（在墓旁的其父钱玄同之墓没有标明）、作家汪曾祺、姚雪垠、古籍学家赵守俨、西河大鼓名家马增芬、京剧名家郝寿臣、杨宝森、余叔岩等，却没有标出马衡先生墓地的位置。公墓管理者把数位娱乐界的名人都能位列牌上，而对以典守文物、延续中华文明血脉为己任的马衡先生却置之不顾，真真是不知高低尊卑。不过，从没有标明著名学者俞陛云、钱玄同二先生墓地位置的举动来看，公墓管理者确实知之有限。

    唯愿故宫的职工不会忘记先生墓的位置！倘若我们都会忘记，那么我们还希望世人记住些什么呢？

    另：《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160页记1950年11月15日，“吊俞阶青之丧（曲园之孙，光绪甲午探花，平伯之父）。”不想，日后两人竟在同一墓园安寝。

    关于此次活动简讯可见《缅怀前辈事迹承继先贤精神》（http://blog.sina.com.cn/u/4c087177010007bi），纪念文章可参看王戈《为了忘却的记念》（http://blog.sina.com.cn/u/49740f2b010008ri）。

    关于先生的两本书籍：《马衡捐献卷》，故宫博物院编，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4月。《马衡日记：一九四九年前后的故宫》，马衡著，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