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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格曼死在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2007-08-23 12: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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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乐评

(上周给《新民周刊》的稿子,牛人死时,俺正在庐山上避暑,晚了)
伯格曼死在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伯格曼死在不属于我们的时代
  伯格曼和安东尼奥尼的死让一个早已终结的时代短暂地重新浮现水面
  当一个传奇早已被镌刻在石碑上时,瞻仰的人群却悄然散去;直到某一天,被铭刻者真的离开了这个时代,曾经的赞叹者才又重聚在碑下,在落幕时竭力地回忆——我们并不属于他的时代。

  欧洲时间7月30日,在瑞典的法罗小岛和意大利的罗马,一个电影时代就此画上了句号,很遗憾,并没有留下一个简单的入口,把我们也画进去。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拍摄时,虽然已经70年代,似乎与这里的记忆有所接触,可那并不是交汇,只是呼啸而过的火车外,庸碌的人们对车厢内的匆匆一瞥。窗外的人仅仅窥视了里面的一瞬,而车厢里的伯格曼却看到了外界的全部。

  终于,他们的时代到站了,舞台静止了,上面写满了日记般、贯穿生死始终的个人信念。从《危机》到《萨拉邦德》,上帝,死神,儿子,母亲,游戏,梦境.……轮番上演着。纷繁之中,就连操纵者都自我驳斥,自我否定,他说,电影“让我有一种欺骗他人的犯罪感,用来拍电影的机器的工作原理正是基于人类的生理弱点,我用它使观众从一种感情变化到另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我让他们大笑,因恐惧而叫喊,微笑,相信传奇,愤怒,生气,兴奋,堕落或无聊得打呵欠……因此,我要么是一个骗子,要么是一个魔术师”。以至于他在生命的弥留时光,放弃了电影,放弃了戏剧,最后几年都沉静在音乐里。车窗外的一切都是幻境,“金棕榈的棕榈”?对伯格曼的法罗岛来说,只不过是片普通的树叶。

  备受恩泽的人们依然对着伯格曼膜拜有加。伍迪·艾伦捧着《野草莓》爱不释手,让-吕克·戈达尔毫不吝啬地把《夏日插曲》列为心中“最美最浪漫的影片”,布莱恩·德帕尔玛不止一次地在自己的影片里向《第七封印》致敬……等等这些,只不过是伯格曼留给我们五十余部杰作中的部分光芒。

  他真的在接近死神,走的却是童年的小路。

  假如观众们大着胆子,把幕后的伯格曼拉回台前,摆在舞台上,不再用那三位一体的位格去瞻仰他时,就会发现这位伟大的神秘主宰变得同他的作品一样,复杂、矛盾,既直接,又躲闪不定。伯格曼的个人生活,就像是他信念的镜子:那是在同一个镜头中平展着的空间。每当他(或者影片中的主人公)逃离了死亡的阴影,摆脱了早年叛逆的基本主题,伯格曼就会放纵自己的欲望,“推倒心中的围墙,沉醉在惬意的呼吸之中”。这种矛盾的转化不只一次地出现在伯格曼的中早期作品中,也预示着他在后期寻求的解脱:面具旁就是他真实的脸孔,用揭露来掩饰,用幻觉来堆砌真实,“我从未理解过艺术,我只是亲身体验它。”

  隐居法罗岛的二十年来,伯格曼更像是在斟酌、修改这份体验的答案,作为遗嘱,传及子孙。

  《萨拉邦德》里丽芙·于尔曼的出演,在情节上是三十多年前的感情余波,而在人物关系上,却又像是《野草莓》中的阿格达小姐和萨拉,相处多年,从爱情的漩涡中平静分离,终又重聚在一起。于尔曼与伯格曼都在努力地完成这份遗嘱,用家庭、爱情以及孤独作为原料,沉重地勾勒出伯格曼本人的情感结论。哪怕这个结论充满了反驳和自我否定(男女关系与性别对抗),都丝毫不能降低这个“镜子”举动的伟大——伯格曼用上帝的手展示了凡人的脸。

  曾几何时,《呼喊与细语》如同一把锋利纤细的笔刀,在我们的心中留下了些许隐秘的伤口,丝丝阵痛,难以忘去。而《芬尼与亚历山大》中小亚历山大的“魔灯”却又是一座高耸的灯塔,用光影指引我们回到“童年时的深渊”:电影的魔力似乎无穷无尽,刹那间,深夜中的两座灯塔同时熄灭,看不到入口,何处去寻找海岸?

Luc,2007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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