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徐老师：

有一年，蓝棣之老师非常担心对我说，王中忱的教授今年又没有批下来。当时我劝慰说：难道他那么在乎吗？我看他担任党支部书记，是系领导，以为他应该胸怀宽广些，看得开名利才是。2001年，他当上了教授。我记得那一年王中忱批下来教授的时候，您兴奋异常，在全系大会上隆重宣布，您眉飞色舞地描述由于有日本东京大学藤井省三教授写了什么东西（可惜我去晚了，没有听到），结果王中忱的教授就批下来了，在我们听来，那些评委就好像见了圣旨一样。

王书记的脸上永远都是堆着一团一团浓得化不开的笑肉，就好像他的脸上装了一台永动机似的，而且甜得发腻。高远东说，解志熙和王中忱两个人都盯着利益，不同的是，解志熙是农民，显得有点笨；王中忱是市民，显得聪明一些。听高远东这么一说，我才有点开窍，才知道什么是笑面虎，什么叫工于心计，什么叫老奸巨滑，老谋深算。他做起事情来要转那么多弯弯，事事都他要算计了又算计。他当了系主任以后，需要一份北大中文系的课程表，北大中文系韩毓海老师是他的好朋友，可是，他自己不去要，却让我去替他拿。本来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却偏偏要绕这种聪明的弯子。曾经，北大韩毓海和张颐武老师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误解和矛盾。张颐武知道我和韩毓海是好朋友，却并不因此就把我当成他的敌人。甚至因为观点不同，我有时候也会批评张颐武几句，却并没有因此引起张颐武的任何误会。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他们从来没有使我卷入到他们的个人恩怨或纠纷中去，对韩毓海，对张颐武，我都因此怀着一种敬意，他们不愧是北大的老师。（王大官人和解大教授你们去问问全世界所有的人，无论是说好还是说坏，我评论过你们一个字吗？至于温儒敏，仅仅只有在你问我要当不当系主任的时候，我不假思索说了句“不要当”。）然而，我到清华来以后，毓海在我面前也变得嘁嘁嚓嚓，指指戳戳起来了，今天说张玲霞如何如何了，明天又说解志熙这个人如何如何。因此，自从到了清华以后，我觉得自己都有点不清不白了，因为毓海作为我多年的朋友，本来知道我是讨厌那种妇姑勃溪、叔嫂斗法的手段，三根椽下搬是非的行为的。因此，无论我多么不喜欢北大，没有办法，比起别的地方来，北大确实是一种不同的境界，使你觉得别的地方就是要脏一些。如果不是因为韩毓海既是我的好朋友，又是王大官人的好朋友，事情可能不一定坏到这种程度。本来解和王在勾心斗角，却因为韩毓海的这种介质，我被卷入了其中。我本来和王是隔离的，王通过韩毓海和蓝棣之老师等老师对我封官许愿，他们无意中成为了一种介质。我不为所动，王因此反过来生成了对我的巨大仇恨。

李陀老师被人们称为陀爷，按照摩罗的说法，陀爷和孟（繁华）爷是北京两位请大家吃饭去谈学术的爷。（我之所以成为朱健国先生所谓的《读书》的“上座作者”，是因为陀爷有一次叫我去《读书》参加文化研究的专题讨论，因为《读书》这种专题的作者都是腕级的人物，而我当时初出茅庐，刚刚毕业，几乎什么东西也没有发表过。那时候，陀爷似乎刚从国外回来，开始抓学术生产力。我这块冥顽不灵的石头，在当时也被陀爷一锄挖了出来。有一天，忘了是谁通知我，陀爷要召见大家。我孤陋寡闻，忙问陀爷是谁？真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一样。）清华大学中文系复兴的大业，陀爷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幕后英雄。似乎在我来清华以后不久，陀爷也住进了清华园，中文系给他安排了一套公寓。像汪晖、孟悦调入清华，以及清华中文系的许多会议，一看就是陀爷的手笔。但是，清华加快了调入汪晖的步伐，却是因为王宁。据说王宁两次想调入中文系，都因为某些原因而被拒绝了。后来王宁进了外语学院，并且很快深得校方青睐，出杂志，办会议，起了很大的动静。有一次，王书记向我表示，汪晖已经答应了来了，但是希望汪晖能早一点来，不然的话，清华的学风就会要被王宁搞坏了，大约是希望我催一催汪晖，其实我哪有这种本事和习惯。王书记和王宁同一个专业，都是比较文学，他的那种紧迫感自然可以理解。恐怕令汪晖想不到的是，他还没有来清华，就已经成了钟馗，成了别人打鬼的工具了。然而，不久，王书记却奇怪地来找我来了，请我给汪晖写一封信，因为汪晖一直不给他和徐老师回信。带着疑惑和抱怨，我脱口而出：这汪晖，怎么答应得好好的，又不来了呢？过了一两年，韩毓海不知怎么听说了我这句话，责备我说，调动工作是一件大事，汪晖慎重考虑是应该的，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就答应呢？那么，是我不了解这其中的关节，错怪了汪晖，应该借此向汪晖道歉。然而，还没等汪晖答应下来，他调入清华的事情就遇到了麻烦。季羡林等一干校内外人士联名向清华大学校方写了告密信，说汪晖“有政治问题”（季老太爷爷比汪晖早出生了几乎半个世纪，在20世纪最黑暗的纳粹时代“留德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当过“运动员”，现在经常写些“牛棚小品”“反思”文革，怎么一不小心又拿起了“有政治问题”这种核武器呢？）我又奉中文系领导之命证明汪晖没有政治问题。清华是工科学校，工科学校有工科学校的好处，不像弄人文的那么缠夹不清，写了几句话似乎就把问题解决了。

2004年年底，我从韩国回来，第二天就到中文系办公室向崔岩老师报到，交待了该交待的事情。可是过了几天，我却接到了王主任的电话，命我去他的办公室。自从他认为清华中文系已经兵强马壮之后，谱就大了，有了什么事情都通过办公室的人，正好我这个人从来不愿意和当官的打交道，乐得两全其美。你不愿意见到我，我还不愿意见到您呢。不知怎么今天忽然又要召见了？我到了他的办公室，才知道纯粹是为了耍威风，责备我没有向他汇报。眼看他淫威已经排泄得差不多了，便问他完了没有。他看我没有什么反应，就像自慰完之后那种失魂落魄的神态，颓然吐出两个字来——“完了”。他的声音还没有落下来，我就已经出了他的办公室了。也许是我无意中什么地方贬低了王大官人的地位，小瞧了王大官人的权力。现在回想起来，比如有时候校外的人问起来清华中文系有多少人，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们是全国最小的中文系，才二十多人。罪过罪过，最近我才知道清华大学中文系并不是全国最小的中文系。也许这种说法无意中减损了王大官人权势，误伤了王大官人的颜面。确实也是，尽管中文系不是一个实体，尽管中文系才二十多位老师，但是，我们的王主任好歹也有一男一女一左一右两位秘书，那感觉就像是坐着小朝廷似的。

实际上，论起来，清华中文系并不是一个系级单位，整个人文社科学学院才相当于清华大学一个普通的系，中文系只相当于人家一个教研室，所以按我们严格的官吏等级来说，王主任的官衔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属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中文教研室主任王中忱科长（他从来没有向我宣示过他的官衔，也没有给我比划过他官阶的大小，我只好胡乱猜测，因为他看起来挺像个科长的样子。如果我猜错了，还请王科长恕罪）。按照官场的规矩，他和北大中文系主任不是一个级别的。但是，自从汪晖和孟悦调入清华以后，就有人说清华中文系的水平已经超过北大中文系啦。王科长自己当然更是神气十足，得意洋洋，似乎不是清华中文系的水平超过了北大中文系，而是他自己的水平已经超过了整个北大中文系。然而，使王科长郁闷和恼火的是，清华中文系在级别上竟然比北大中文系还低一级，尤其是北大中文系主任温儒敏还倚老卖老，对他指手划脚，使他大为光火，自从他从清华中文系党支部书记变成清华中文系主任以后，这种感觉就越来越强烈。于是，我才回想起来，2004年7月，王科长要我找韩毓海商量联合申报一个历史题材改编的集体项目，他说好回来报销请客的费用。于是，我就真的奉命请韩毓海，另外还约了人民大学孙民乐，而且事先告诉他们说，这是我们系主任王中忱请他们。可是，过了一周，我向王科长去报销的时候，他却声色俱厉地质问我：我为什么要给你报销？！。我本来从来没有申报过教授，他还不放心，今年我病倒前，还通过韩敏海告诉我，让我再等几年再申报教授。当刘石、格非他们让我申报的时候，我说我怕人写匿名信。有人申报教授，就有人写匿名信，控告他是台独分子。清华中文系一共才二十多人。当韩毓海说“王中忱说你是中文系的名人”的时候，当蓝棣之老师说王中忱让你接替他当什么什么的时候，当时我自己并没有在意，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对那些虚名是什么态度，都知道我这样一个人是与当什么什么是完全不相关的，今天回想起来他们那些话，却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中国多的是这种王伦式的秀士，而王科长又正好是王伦的第888代嫡孙，好不容易占领了一个山包，不是天天做美梦，就是时时做恶梦。您也太敏感了。您大概觉得我没有向您输诚、表忠心，您就觉得和您思想不贴、感情不铁，不是您一伙的。您难道不知道我从来就是独个儿，从来就不是哪个帮会里的，并不是故意对您有什么冲撞、冒犯或者不敬吗？你们知识分子天天背陈寅恪“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台词，可是，你们中间活生生一个“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人，你们受得了吗？你们压根儿受不了。你们咬牙切齿，一心要弄死他。

我非常欣赏胡适所说的，自由主义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但是，许多人都担心我在这个结党营私、拉帮结派、勾心斗角、党同伐异、人心险恶、人的劣根性全面爆发、生存环境极度恶化的时代怎么生存下去。范智红还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说我应该生活在美国。确实，人是受环境制约的，无论你多么高尚，你也无法完全脱离你的环境。就像鲁迅所说的，我们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可见，“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消极自由”是不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消极自由”之外，我们应该有、必须有“积极自由”。从根本上来说，如果没有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个人就不可能存在。我们通常说“自生自发的秩序”，然而，真正自然的状态只能是霍布斯所说的像狼和狼一样的状态，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有一次，一位名人让我去见他，后来却因此被他拉扯到一场风波里，他毕竟还有良心，事后不久见到我远远地便从自行车上跌了下来。然而，因此，以后我再也不愿意见到什么名人。我记得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写了一篇《假如美国攻打中国》的短文，因为到了美国的坦克已经在巴格达逛大街了，一位朋友却解释说这是萨达姆“诱敌深入”。可见，人类的幻觉是多么顽固。我认为萨达姆这样的独裁统治，没有民主，所以必然失败。不久，收到由别人转来的北大潘维先生批评我有关“民主”的议论的一个伊妹儿。当潘维先生知道了我就住在北大附近的时候，他说，这么近我们不妨见面聊聊。我回绝了。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潘维先生有什么不满的地方，而是因为名人给我的教训太深了。尽管我没有与潘维先生见过面，尽管我与潘维先生在对民主的看法上有根本的分歧，但是，后来当北大出版社的一位朋友主持一个讲座，让我推荐讲演的人的时候，我第一个就向他推荐了潘维先生。我认为，中国与西方接触的这个所谓现代的时期，将相当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的那几百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混乱最黑暗最痛苦的时期，当时西方的印度宗教完全征服了中国的心灵。今天我们提“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我想这种复兴必然吸收融汇了当代西方的某些价值和制度，尤其是西方政治最核心的民主理念和制度。

即使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我们常常也是不理解的，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并不能成为一种知识和自觉。比如，二战结束，欧洲已经被打烂了，日不落帝国已经注定衰落了，但是，邱吉尔却拒不承认这种历史的变迁。我们今天谁能够看得懂历史呢？就像一个人不到闷死的时候就感觉不到空气的存在一样。谁知道20世纪上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中国大地上最凶恶野蛮、最横蛮无道的其实并不是日本人，而是英国人呢？二战结束后，世界历史的中心将要开始从大西洋向太平洋移动，当时世界的眼光都还全部集中在欧洲，谁也没有意识到这种移动。可是，恰恰在这个时候，中国无意识地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当时，中国并不是真正的战胜国，中国在二战中的“胜利”实际上仍然和在一战中的“胜利”一样：“由于苏联”，中国丢掉了外蒙；“由于美国”，中国丢掉了赔款和钓鱼岛。（钓鱼岛其实还没有彻底丢掉呢。）我们都抱怨日本人为什么不向中国人道歉，抱怨国民党、共产党或蒋介石、毛泽东不要日本赔款。然而，实际上，我们连谈判桌都靠不上去，甚至连我们自己的领土都保不了，还谈什么赔款？蒋介石、毛泽东何尝不想让日本鬼子赔偿，他们想叫八军联军那八伙强盗都赔款呢。问题是美国人不答应，美国人不仅不让日本赔款，而且后来还把钓鱼岛送给了日本。问题是：世界历史上，哪一个“文明的”国家向“落后的”国家道过歉赔过款？哪一个第一世界国家向第三世界国家道过歉赔过款？1840年因为贩卖毒品而向中国开战的英国海盗道歉赔款了吗？再想想咱们国内，厉以宁、张维迎、顾雏军们会向孙志刚、胡文海、王斌余们赔款道歉吗？你们要日本人道歉赔款，可是，你们什么时候打败了日本人？如果我们打败了日本，我们怎么会丢了外蒙，丢了钓鱼岛？为什么中国（不论是中华民国的中国，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被排斥在旧金山谈判之外？我们为什么不想一想，从“世界史”的立场上来说，这场战争是以美国珍珠港遭到日本的攻击作为起点的。这种事和势，即使有人说得明明白白了，哪怕我们背得滚瓜烂熟了，我们却还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还是看不懂。在中学课本上，我们就听毛泽东老老实实地说过，“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寇就不会投降。”这可不是毛泽东想当然的说法，因为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是这么理解的。当然，后来美国独霸了地球以后，又有了另一种说法，美国不扔原子弹，日本就不会投降。但是，不管怎么样，不是蒋介石、毛泽东天威震怒，日本就会投降的。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好，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我们也许不妨站在日本右翼的立场上想一想他们的道理。20世纪的历史是白种人和黄种人较量的历史，中国是白种人和黄种人较量的广阔战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对于中国和亚洲的意义，并不亚于俄国十月革命。1905年，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不仅是日本沸腾了，甚至也不仅仅是黄种人沸腾了，而是整个亚洲都沸腾了，整个亚洲都觉醒了，整个亚洲都受到了鼓舞，都获得了信心。而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也并不是始于重庆的蒋介石政府与英美政府之间，而是始于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当然，如果从象征的意义上来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始于十月革命，这也就是为什么曾经在《大亚洲主义》里面与日本谈“王道”和“霸道”的孙中山和中国人民在20世纪向左转，转向苏联的根本原因。因为当时世界上只有苏联的道理可以打败西方的列强，可以推翻这个强盗世界。当1905年，俄罗斯的力量退却以后，美国与日本的争霸和太平洋战争就拉开了序幕。有许多人竟然会荒唐到认为欧美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60周年的时候全然忘记了中国的抗战功劳，是因为国共双方争夺话语权、互相贬低。那么，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说我们是“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什么美国还要发明“台湾地位未定论”呢？谁在乎了你们的话语权？我们在这里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尽管蒋介石在内战中是败军之将。但是，在民族问题上，蒋介石却还算是一位英雄。他挫败了美国人“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阴谋，毅然退出联合国。因为他和孙中山都以自己亲身的经历看透了西方列强的本质。只有戈尔巴乔夫这种政治儿童才会为了拥抱一下西方政客，把整个国家带入毁灭的灾难。更不用说什么“消气外交”，为了赶紧去舔一下西方人的屁股，结果却掉进了阴沟里。今天中国号称“世界工厂”，可是，竟然既没有工人阶级的声音，甚至也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声音，媒体上只有张五常、厉以宁、张维迎、龙永龙这种官僚买办阶级（或者用杨帆最通俗易懂的说法“瓜分派”）的声音，连杨帆、王小东这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声音都几乎不可能在媒体上发来出来。中国的媒体和中国的所谓知识精英一样是最势利、最无知，被几块钱就收买了的。钱理群老师说我是往前冲的，恰好相反，我感受的是八方风雨。所有了解我的老师和朋友都知道甚至抱怨我开会的时候从来不发言。冯友兰说，一个人只有当要说的话说完了以后才能沉默。而我则是要等所有的人把话都说完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说话。我非常强烈地警惕到任何话语都包含着暴力，哪怕是一种最柔弱的话语，哪怕是1919年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扎维主义的胜利》，发出微弱到近乎无声的声音的时候。尤其是“在场”说话，因为说话只能是“独白”，只能是“一言堂”，天然地具有专制、独裁和霸权的倾向，因为如果“在场”说话众声喧哗的话，就根本没有办法听清楚。因此，我主要是在倾听。这也是为什么我更喜欢书写这种方式，只有无数的、不同立场的书写才能造成多元的效果。我愿意去接近、体会、理解、同情对方的以及所有的观点，只有它们在我的心中经过充分的讨论、交锋之后，我才会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我的立场，我不能后退。这就是鲁迅所说的“比较既周，爰生自觉”。这样的立场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视野、智慧和理解力都是有限的，邓小平就实实在在地说，“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走一步，看一步。在李登辉刚刚上台的时候，谁能够预见到今天中国和世界的这种发展呢？如果我们有足够的胸怀和魄力，当初也许会同意李登辉提出的“一国两府”，全世界无论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承认“一个中国”，可以选择与中华民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的任何一个政府发展关系。两岸维持现状五十年或者甚至一百年不变，台湾海峡停止炮击，但是，每年国庆的时候，不论是“十一”还是“双十节”都往台湾海峡多放点烟花，以促进和平统一。20世纪开始的时候，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苦闷的时代之一，就像佛教刚刚传入不久的南北朝时代，这个时代即使中国最优秀的心灵也失去了依靠，中华民族彻底失掉了自信心。中华文明在五千年的历史上不断地被周边野蛮的文明打败，同时，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也是不断地吸收其他往往是低度文明中优秀的物质和精神因素的历史。中国文明的复兴还需要一百年的时间，必须等到中国经济和军事真正全面强大了的时候，中国才能把民主这种西方的东西不是看作一种病毒，而是当作一种普通的像胡萝卜一样的营养来吸收。西方文明是一种异质的文明，同时也是一种比较粗俗的文明，正如《圣经》尤其是《旧约》比起印度佛教的智慧来是一种很粗鄙的宗教一样。但是，西方文明中仍然包含了一些优秀的东西。

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反战”签名中，我签了名，余杰等人著文“签名运动的骗局”，声讨旷新年造假冒签，绑架社会名人，甚至于因为反对了美国“先发制人”的军事入侵就犯了什么“反人类罪”。尽管我不是发起人，而且我也充分相信签名发起人的诚实性，但是，既然在签名的过程中出了问题，就应该尽快澄清，应该向无辜被冒签的人作出解释和道歉。我感到很不安。因为发起者在我的一再要求下一直不出面，于是我写了《就“签名运动的骗局”的个人声明》。我说：“在网上曾经有过许多签名，我从来没有怀疑过那些签名的真实性和良好动机，任何破坏正常的言论自由和言路的行为都是我们所不耻和坚决反对的。我们的言论空间是如此狭小，争取自由和光明，反对强权、专制和压迫只能从一点一滴做起，只能从最小的可能性做起，我们不仅没有言论的空间，也没有言论自由、正常讨论的习惯。我们面对无边的黑暗，光明的力量是如此微弱”。我呼吁被冒签的人利用法律手段保卫自己。后来记者安替根据科学调查提出了有力证据，显示造假嫌疑指向北师大一位教师，而这位老师并没有在“反战声明”上签名，从而洗白了“反战声明”的冤枉。（为什么鲁迅说中国是个染缸，柏杨说中国是个酱缸。在中国，为什么造谣捣鬼的人屡屡得逞，就是因为中国人缺乏认真的精神。本来当时谁在造假，仅仅举手之劳就可以弄清楚真相，使捣鬼的人现形，但是一方面像余杰们跟着捣鬼的人进一步造谣生事，把水搞浑；另一方面被污陷的一方也不努力去澄清，听任对方栽赃污蔑。所以，我当时对安替这种认真的精神，表示了感谢和敬意。这才是记者的敬业精神。中国大陆的记者连香港的狗仔队也远远赶不上，只会出入各种会场，收红包，发通稿，既缺乏对事实的敏感，也没有对真实的兴趣。）有一位陌生朋友在听了自由亚洲电台对我的采访后，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这么悲观。我确实是悲观的，有人甚至说我是永远的悲观主义者。但是，我并不彻底否定希望。只要我们的人心还没有死，希望就总是存在的。而且，我仍然作了尽可能最大的努力。

我从来不愿意发起任何组织，哪怕是读书会这样的组织。曾经有同学和朋友一再想组织一个读书会，即使是仅仅要我牵个头，我也拒绝了。甚至哪怕几个人一起吃饭点菜，我也担心别人不满意，因为众口难调，因为我是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者。我仅仅发起过孙志刚事件的签名。一个人那样活活被打死，作为农村出来一直处于社会底层自己一直就受到压迫践踏的我，这一事件使我悲愤莫名，就像李昌平所说的：“我就是孙志刚”。但我仅仅发起而已，而起草信件、反复修改和征求签名是其他人做的。我的提议过分理想化的，希望每一个人都参与文本的起草和修改，希望形成一种参与的习惯，希望进行一种公共生活的训练，因为我一直认为自由和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我们强调信件最后要让每一个人再次确认以后再公布。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张广天《民风网》就将它上了网，当然后来立即作了更正。这件事情却遭到海外“文化先锋”网《新左派签名的惊鸿一瞥》一文的讥嘲，最主要的是，他们觉得不够刺激和激进。他们不满地问：“新左派今天的言行，更接近他们所鄙夷的胡适还是他们所崇拜的鲁迅呢？”从初稿到定稿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先后修改了十多稿，等到最后发表的时候，已经是2003年5月底。那时候，大家已经基本上忘掉了这件事情，再没有多少人有热情来关心了。最后签名只有十来人。我的信箱里至今还保存有各种不同版本的签名。我尤其要对崔卫平老师表示感激和敬意，尽管崔卫平老师的一位朋友说这是一个“恶劣文本”，我想崔老师也并不满意这个“恶劣文本”，但崔老师出于道义，还是签了名。这份名单之所以没有公开，是因为我们当时强调一定要最后确认一次，是想养成我们这个民族一种认真的精神。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提出修改意见，也不仅仅是为了文本本身的完美，而是想唤起一种负责任的公民意识。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应该有骨头，说真话，做实事，不要争名夺利，更不要搞阴谋诡计。在我看来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些基本的元素，为什么在你们看来就是傻呢？你们说我傻，因为我从来不像你们那样去奉承人、巴结人，然后再去欺负人、践踏人。谄上必然欺下，这是一条基本的规律。我从来没有欺负过任何人，是不是因此你们就以为我就是可以欺负的？是不是由于你们那套谄上欺下的逻辑在我这里短了路、行不通了，你们因此就觉得我疯了？我经常听到有人说：如果当你觉得这个世界不正常，而周围的人都觉得正常的话，肯定不是这个世界不正常，而是你自己不正常了。所以，确实有时候我也会追问是不是我自己不正常，是不是真的疯了？我问我身边的朋友范智红，也问外国的朋友任佑卿，我问她们：我到底是不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你们都说我傻，也许在别的国家，甚至在别的行业，或者就不叫傻。即使在你们认为是奸商的商业界，他们也知道这不叫傻，这叫信誉。你们以为商业仅仅是黑吃黑，仅仅是坑蒙拐骗。现在的学术界越来越没有真事，只知道打恭、作揖、投机、炒作、跟风、拎包、当官、傍大款。我敢说，我的许多朋友，他们不拜佛、求神、烧香、磕头、许愿，他们藉藉无名，可是比你们大多数所谓教授、博导更有学问，更有智慧和判断力，真可谓“学在民间”。为什么我对知识界如此悲观，一直不愿意呆在知识界？因为知识精英所过的是一种最不正常的生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知识精英的素质最差，心胸最狭窄，心理最黑暗，我知道我在知识界最没有生存的可能性。

你们自居启蒙之位置，要启他人之蒙；然而，实际上，即使中国最无知的人也比你们更有知识和更懂得做人的道理。你们不都是共产党的官吏，不都是教授博导吗？你们就像饮了狂泉一般，死死抓住我离婚这一件事情不放，想利用这一件私人的事情使我葬身于黑暗的深渊。然而，即使被你们视为最无知的农村妇女也懂得婚姻自由的道理。共产党刚刚建立全国性政权几个月，就立即公布了新婚姻法。请问你们，哪一个现代的文明国家会剥夺别人的婚姻自由？要利用婚姻来控制别人的思想和身体？要利用婚姻问题把一个人整死？你们号称启蒙，你们启谁之蒙？你们知道1949年为什么叫做“解放”吗？就是因为解除了一系列包括对于人身的控制和束缚。

你们是博导——博士的老师，高级知识分子，你们“高级的知识”是什么？你们的知识表现在哪里？尤其是温儒敏——我尊敬的导师先生，您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感情？您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犯罪？违犯法律那是犯法，那不是犯罪。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的结论里说：“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给人心灌输时时在翻新、有加无以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您就连犯罪的意识都没有。犯法是由权力来界定的，犯罪是由正义来界定的。犯没有犯法，是看你有没有违背权力的意志。权力说你违法了，你就违法了。犯没有犯罪，不是看你有没有触犯权力的意志，而是看你有没有违背正义和良心。你们以权力判决我们犯法，然而历史却将宣布我们无罪！

我的出国申请不仅花了半个多月时间辛辛苦苦填写，而且已经送到院里了。我怎么想到你们会到院里去捣鬼呢？而且更主要的是，我怎么能够想到你们会使这种卑鄙的招数呢？ 2002年以后，我已经完全走投无路，觉得只有自杀才能干干净净，才能一身轻松。那样死去，也是一种幸福。至少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不明不白，窝窝囊囊。

我想起中学课本上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里面对于柔石的描写，那时候全然不解。“他相信人们是好的”，“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睁圆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的么？——不至于此吧？’”如果不是因为突然面对死亡，即使我是大学教师，即使我已经经过了不惑之年，也还是读不懂的。您是我的导师，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您会要毁掉我，我想不出您有什么理由要坑害您自己的学生。以我的道德、知识和智慧——假若我有什么知识、道德、智慧的话，我无法理解。您让我40年来的知识、道德、智慧彻底地破产了。您使我的灵魂坠入了黑漆漆的地狱。

为什么您就没有一丝丝怜悯？您知道我结婚以来身体越来越坏，您知道我结婚以来一直失眠，您知道我到后来根本无法工作。您知道毁了我，就毁掉了一串人。您知道农村的生活是多么艰难、无望、可怕。在农村，我还有年老的母亲，我所有的弟弟妹妹都在农村。我毕业的时候，您根本就不让我去社会上，您认为我出了校门只有死路一条。我当初来清华的时候，您也不是不知道我多么犹豫。您也知道清华是多么险恶，您甚至亲口告诫我，千万别卷入清华中文系内部的纷争。（可见我们多么隔膜，您不知道我在任何单位都从来不会卷入人事纠纷。）可是，为什么最后却是您自己亲手把我交给了他们？而且还是背地里偷偷地出卖我，更可怕的是，五年来瞒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封锁我，压迫我，蒙蔽我，欺骗我，愚弄我。（我和前妻当时已经谈好了三年后离婚，谁知道她会偷偷地去和你说，然后，你用这样的方式来坑害我。为什么如此邪恶？难怪原来说好了的事情，后来她却变是越来越蛮横，甚至不让我开口说任何话。她心血来潮就可以赶走在这里帮着看孩子的我妹妹，我一个人在家里既要看孩子，又要做饭做家务。）这些年来，我完全无法睡眠，无法呼吸。你们就像掐死一根草一样掐死了我。您不了解我的婚姻生活是怎样的一种灾难，不知道至今我连一张普通的书桌都没有，不知道我的工作根本得不到妻子的理解和尊重。您不知道我对这个世界怎样一种一无所求的态度。您不知道尽管和我的父亲、和石益民观念南辕北辙，我也从来没有和他们有过任何争执。您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人的事情，从来没有和任何人争过任何东西，没有和任何一位朋友红过脸。您不知道我和别人说，我这些年来写一点东西，仅仅因为您和韩毓海对我的一点期望。我尽管一直拿的是清华中文系最低的工资（和你们教授博导比起来是少得可怜，但是和民工比起来就是天壤之别），我向您或者向任何人抱怨过，甚至提起过吗？或者，我向您抱怨过任何事情吗？哪怕是冤枉死了、委屈死了！如果有任何人需要我的帮助，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去帮助，只要这种帮助没有超过我的能力，不是违背我的良心。我没有求过任何人，也没有为难过任何人。请您回头想一想，自从我1989年成为您的学生以来，已经十多年了，我既没有在您面前议论过任何一个人，更没有在您面前攻击过任何人。您也不妨回忆回忆，有没有我的同学和朋友在您面前说过我一句坏话？您甚至很生气地告诉我，我的妻子没有在您面前说过我一句坏话。可是为什么您，作为我的导师，却对我充满如此不可理解的仇恨呢？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反对我离婚吗？您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反对过，甚至连提都没有提起过。您也从来没有关心过我结婚以来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您知道那是什么样的日子吗？那不叫地狱，因为那比地狱还地狱。为什么您会有这种不可理解的深仇大恨？就像您已经不是您，而是被魔鬼夺去了您的灵魂，被鬼迷了心窍。您什么也不对我说，什么也不愿意听。每一次见到您的时候，您只说我心理有病，应该去看心理医生。您却从来没有告诉过我，您在背地里做了什么。到底是我心理有病，还是您心里有鬼？您认为我彻底疯了。可是，我和我的前妻说我心理有问题，她却说我心理没问题。我就像陷入了“第22条军规”，就像中了魔法，就像进入了梦魇。我今年才听我女朋友说，王中忱也对她说：旷新年疯了。原来你们用“疯狂”这两个字给我布下了天罗地网。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你们欺骗、封锁、愚弄和折磨了我五年。你们毁掉了我的一生，毁掉了这么多人的生活，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犯的是多么可怕的罪恶吗？

我知道你们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手段，也许不一定是因为你们个人的利益直接受到了损害，而是你们阶级感情的作用。我以一个下等人的思想和态度，不小心就闯入了你们上等阶级的禁区，你们把我当成一个异数，就像发现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病毒和细菌，因此极力要将我祛除，要将我斩草除根，而天才的“根本解决”的办法就是你们宣布我疯了。在这样一种极端里，我们互相都看到了本质，我们都因此理解了什么叫做阶级仇恨。也许你们自己完全是下意识的，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种“阶级斗争”的性质，甚至于你们自己都觉得奇怪“我怎么杀了人了呢？”因为你们的罪恶是有系统的，所以你们坚信只有你们这种犯罪的行为才是正常的理性。你们的手上没有血迹，你们动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杀死我们。你们的罪恶越是恶毒，就越是理直气壮，永无悔改。因为你们自以为已经居高临下一手遮天地操控了道德、法律，直至理性。面对这种制度性的犯罪或者说犯罪制度，一个孤立无援的人就像加缪所描写的窗玻璃上的苍蝇，无论怎么挣扎也飞不出去；就像被割断了喉咙的张志新，无论怎么呼喊也没有声音。我知道了为什么王斌余们连那点可怜的血汗工钱也讨不回来，为什么可以像孙志刚那样将一个人活活打死，为什么日本人在现代文明的注视下可以屠杀30万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并且公然举行杀人比赛，为什么德国人会用那么优雅的、科学的、工厂式的杀人方法来屠杀五百万犹太人，最后，为什么有集中营和大屠杀，因为制度性的犯罪没有血腥，没有犯罪感，因为制度性的犯罪是一种文明。

这种天才的方法是苏联崩溃前的二三十年里最喜欢用的方法。当苏联的统治者觉得哪一个人看不顺眼的时候，就宣布他疯了，将他当作一个病灶处理掉。苏联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送进了自己的监狱。可是，当你们将所有的异类、异己分子、异己力量都统统送进了监狱或者是地狱的时候，当你们实现了高度的同一性，自以为可以高枕无忧、优游岁月了的时候，你们也就快要完蛋了，你们的死期也就要到了，你们的大厦也就要倒塌了，你们的一手遮天也就快要变成一叶蔽目了。今天的在校大学生哪一个知道今天不入流的俄罗斯的前身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危险被看作是全球的威胁的苏联帝国或“邪恶帝国”呢？直到苏联在1991年崩溃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学者、知识分子或者政治家曾经有能力预言甚至想象过苏联帝国的崩溃。甚至今天世界上的头号恐怖分子拉登仍然还在阿富汗，我们就忘记了拉登是美国亲手培养出来的对付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自由战士”。1980年代，在全世界中东征西讨的不是焦国标所盲目崇拜的美国大兵，而是苏联的十字军。我们常常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那么，你们吠影吠声的知识分子呢？你们有没有情，有没有义？或者到底你们有没有真正的知识，甚至有没有最基本的记忆？我们有几人能够成为中流砥柱？只有完全抛得开眼前利益的人，只有彻底认得清理与势的人，才能在天地将倾的时刻，大仁大勇，从容镇定，奋不顾身。

我们经常轻视妇女，说女人歇斯底里，缺乏理性。您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全国最好的大学的中文系主任，作为一位快60岁了的老人，应该充满智慧才是。可是，为什么却会像一个无知、病态的妇女那样愚昧蛮横、歇斯底里？为什么您要这样毁掉一个人的一生？是什么原因使得您充满如此可怕的敌意？我怎么也找不出理由，我真的只能疯了。

你们刚愎自用、草菅人命。你们任意地拨弄别人的生活，把别人的生活当成是你们的玩具，把别人的痛苦当成你们的娱乐。你们没有一点点对于生命的敬畏和对于人的权利的尊重，没有最起码的道德禁忌。难道你们自己真的不知道你们在犯罪、杀人吗？难道你们对底层的生命痛苦和死亡就隔膜到了这种程度？在你们眼里，我不过是一个最最普通不过的副教授，是中国最丰富天下最廉价的人力资源。你们隔着好几重天看过来，在你们眼里，我是那么渺小，那么微不足道。你们根本不认为我也有思想和感情，也应该具有一些基本的权利。你们不知道我们下层人的生活是多么沉重、艰难、屈辱、可怕。你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别人的生命也是生命，为什么不为别人留下一条活路，为什么你们那么愚而自用？就算你们是教授博导官吏，就算你们是所谓上等阶级，就算我们被分成了三六九等，就算我是一个最最普通的打工仔，难道我们的生命就这么天差地别？难道你们就可以恣意妄为，甚至用私刑在暗中把弄死？难道你们天然地拥有杀人的资格和权力？上等人就可以不再把下等人当成人？你们一个个都是从底下爬上去的，可是刚一爬上去，就失掉了人性和良心。可怜我们的骨头是硬的，而你们的心则更硬；我们的性格是刚性的，而你们的情感则是更刚性的。你们的心里全是水泥，你们的感觉成了铜墙铁壁，你们感觉不到别人的痛苦，你们和别人的苦难完全隔膜。你们疯狂地污蔑我侮辱我践踏我摧残我，我的身上有你们所加的太多的伤痕和污辱。我已经深深地厌憎了我自己的生命。你们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土皇帝，以为可以胡作非为。王主任竟然自我膨胀到可以通过刘娟秘书来威胁要开除我。然而，你们难道不知道几千年前孟子就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吗？

天下哪有您这样的导师，不教育自己的学生，横了一条心要毁掉自己的学生，一方面蒙蔽自己的学生，一方面在后面挑唆学生的妻子？即使退一万步，您要毁了我，也不应该采取如此暗无天日的方式。无论我犯多大的罪，您可以兴师问罪，鸣鼓而攻，也可以光天化日之下明正典刑，为什么要用这种连我想都想不到的手段？我无法想象我的老师竟然可能干出这种下作的勾当。岳飞被秦桧杀了，人们都说那是千古奇冤，但至少有一点，毕竟秦桧是大大方方、堂堂正正地杀了岳飞，不论怎么样，是光明正大地宣示了罪名，尽管那罪名叫做“莫须有”，但是好歹有个罪名吧。至少不像蒋介石那样，利用杜月笙这样的流氓去杀人，用麻袋装起来闷杀，丢进黄浦江里，人死得像条狗，也使杀人者显得是十足的流氓和懦夫。正如纪坡民写的回忆庐山会议的文章《关于庐山会议政治风波的回顾与反思》中所说的：“古代的帝王对大臣‘廷杖毙命’、‘推出午门斩首’以及残酷无比的‘凌迟’，也还要明白宣示一下呢。”你们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下流龌龊呢？您是我的导师，要打要杀都由了您，您随便用个罪名就可以杀了我，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没有什么痕迹，何必用那种不见天日的手段。“四人帮”、陈希同无论怎样，他们都是被公开地审判了。这充分体现了执政者某种程度的政治自信和道德优越感，体现了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和对失败者人格的尊重，也吸取了林彪事件中上层精英自相残杀、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怖经验。然而，您却从根本上剥夺我的人格，要让我死得像条狗。您知道什么叫做虎落平阳被犬欺吗？那就是质量被数量战胜了，那就是高贵的东西被卑鄙的东西压倒了。您如果不知道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叫做愤怒，这种境遇就叫做绝望。什么样的哈巴、癞皮、疯狗、恶狗、脏狗、烂狗，他们都可以扑上来咬你一口。您让我死得不明不白，这就叫死不瞑目。您怎么会堕落到和王中忱他们一路，干出如此下三烂的勾当？我真为您感到羞愧。我以为什么都想到了，人性的恶，人心的黑，一切都想到了，但是你们还是使我的大脑彻底废了。我不是疯了，而是变成了白痴。我没有料想到你们会卑劣到如此的程度，因为我看你们好歹是清华北大的教授，是高级知道分子，难道就不知道一点畏惧吗？怎么会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呢？你们真是使我大开了眼界，大长了见识，就像亲眼看见天塌了下来。您早知道王中忱他们这种烂人的德性是怎么一回事。干完以后，王中忱一股脑儿把烂账全部都推到您一个人的头上。您知道不知道从后面动手，那是犯了大忌？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这种丧尽天良的行为，孔夫子会说：天厌之！天厌之！！纪坡民在反思庐山会议的文章中认为，无论林彪的政治主张再怎么高明，也不能采取暗杀这种不正当的手段，这种手段是卑劣的、反文明的，是令人不耻的，无论你的政治主张多么高明，只要你的手段太卑劣了，你这个案就永远都翻不过来。他说：“在党的‘九大’前后，林彪要停止和结束‘文革’，不管动机为何，其主张本身，应当认为是正确的。但是，林彪搞政治斗争，采取‘小舰队’和‘571工程’那样的手段和方法，较之法国大革命时的‘断头台’和苏联人搞‘大肃反’的办法，恐怕更加不可取，也更加使人们难以接受。因为无论当年的罗伯斯庇尔，还是后来的史达林，虽然对政敌实行肉体消灭，但毕竟还不是使用暗杀的手段。”纪坡民认为，如果林彪的政变成功，他所开创的先例沿为规则或“潜规则”，这种政治斗争在道德上完全失范所造成的历史后果，就要使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道德水准倒退到几千年以前的残酷、落后、野蛮和愚昧。

结束的话

我为什么要公开自己私人的事情呢？本来我家庭的事情连我最亲近的朋友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谈起过；但是，那些屠夫们却将我的私人生活变成了公共谈资，把我的婚姻痛苦当作唯一可以攻击我的武器。

我的身体已经彻底磨损坏了，我生命的力气已经完全消耗掉了。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的知识、道德、智慧都破产了。谁能告诉我还能以什么活下去？

正人君子说我喜欢骂人，鲁迅不也这样被正人君子们攻击吗？正人君子倒是从来不骂人，他们只顾杀人和吃人。鲁迅说，他们连口都不开，就杀人。

我知道我是深深地为正人君子所痛恨的，他们的恨使我感到快意。我喜欢鲁迅临死前写的《女吊》，喜欢那种复仇的美。鲁迅的文字洋溢着这样一种强烈的美。我知道主张复仇更要被正人君子认为是罪大恶极了。然而，复仇是那么美丽酣畅、赏心悦目。我觉得司马迁的《史记》最光彩辉煌的就是那些置生死于度外、仗剑横行的游侠烈士。这种美已不复睹矣。正人君子会要说，复仇政治不正确。可那只是你们所劫持的政治。而且，并不只有“报仇雪耻之乡”的鲁迅才主张报复，你们的《圣经》上不也写着“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吗？我们“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因此，我要赞颂女吊美丽的义无反顾的复仇的态度：“那怕你，铜墙铁壁！那怕你，皇亲国戚！”

游戏已经开始，我不知道将怎么结束。                   

                                   旷新年    2005/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