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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国学大师（不是洋学大师）钱玄同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倡简化汉字。1922年，钱玄同与黎锦熙等知名学者又向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次大会提出了《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系统地阐述了简化汉字的理由和办法。专家们的建议与主张，引起蒋介石的关注。他找来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询问汉字简化的可行性。王世杰说：“一些从事语言文字教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简化汉字比较积极，但反对的人也很多，我个人认为，有的汉字笔画确实太多，书写起来很不方便，应该作些简化。但这个问题只能逐步进行。”蒋介石赞成王世杰的意见，并当即指示，逐步推行简体字。王世杰于是召开会议，布置汉字简化的有关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主持这项工作。黎锦熙组织了一个专门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简化1000余字的方案。王世杰认为简化得太多，又指示黎锦熙重新挑选三四百个迫切需要简化的字报教育部审批。1935年（民国24年）８月21日，王世杰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第11400号部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共计324个。同时，公布《推行简体字办法》９条。《办法》规定：“凡小学，短期小学，民众学校各课本，儿童及民众该物均应采用部颁简体字。”并通知各印书馆。从1936年１月起，上述范围新编课本、读物不用简体字不予审定。
　　不料，因事没有参加讨论简化文字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得知此事后，十分气愤。他跑到蒋介石办公室大吵大闹，说简化汉字十分荒谬，破坏了中国文化，还说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论这么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蒋介石虽做了一些解释，但戴季陶仍听不进。他多次在公开场合扬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简体字表》，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召开的任何会议，他一概不参加。果然，在此后的３个月里，戴季陶拒不参加国民党的会议，也很少过问公事。蒋介石虽然觉得戴季陶太过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国民党元老，没办法，蒋介石只得让步，下令暂不施行简化汉字，1936年２月５日，戴又促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了一道“不必推行”简化字的命令。回顾国民政府汉字简化，其大致经历为：
　　1922年，钱玄同等人提出一套具体的简化方案，其中提出８种简化策略，这是第一次系统提出汉字简化方法。
　　1923年，胡适在《国语月刊·汉字改革号》的《卷头言》中说：“语言文字的改革绝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然而“中国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惊人的文法革新，他们还做了一件同样惊人的革新事业：就是汉字形体上的大改革，就是‘破体字’的创造与提倡”。
　　1928年，胡怀深的《简易字说》出版，这是为简化汉字服务的最早的资料专书。
　　1930年，刘复、李家瑞的《宋元以来俗字谱》、卓定谋的《章草考》、陈光尧的《简字论集》等出版。反映了一千年来简体字的发展情况。
　　1931年，徐泽敏的《常用简字研究》出版。
　　1932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编的《国音常用字汇》出版，收入了宋元以来的大多习用简体字。并指出：“现在应该把它（简体字）推行，使书写处於约易。”
　　1934年，１月，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第２９次常委会通过了钱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较适用的简体字案》，呈请教育部施行。随后，中国图书馆服务社出版杜定友的《简字标准字表》，收简体字353个。徐泽敏在“论语半月刊”发表《550俗字表》。８月，鲁迅《汉字和拉丁化》发表。文中写道：“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12月，鲁迅在《关于新文字》一文中进而表示：“方块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
　　1935年，钱玄同主持编成《简体字谱》草稿，收简体字2400多个。２月24日，上海《申报》首先刊载《手头字之提倡》的新闻报道，同时发表了《推行手头字缘起》和《手头字第一期字汇》。上海其他报刊纷纷响应，相继转载《推行手头字缘起》。手头字运动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陈望道、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蜂、林汉达、叶籁士等200位当时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15家杂志社共同发起。８月21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采用。
　　1936年２月５日，《第一批简体字表》废止。从颁布日起，历经167天。10月19日，鲁迅去世。临终“答救亡情报访员”时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体研究会发表《简体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个。
　　抗战爆发，简体字运动被迫停顿，其后主要在共产党统治区继续发展。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立即著手继续推行简化汉字。
　　大约到了1952年秋季，在一次国民党宣传汇报会上，蒋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他说：“我们的汉字笔画太多，士兵教育困难，学生学习难度也太大。我觉得汉字还是应做适度的简化。我的意见，与在大陆时期一样，先提出一个简化方案，再提交到会上来讨论。”为取得大众的支持，蒋介石指示“考试院副院长”罗家伦先在报刊上写些文章造舆论。同时，台湾当局的“教育部”根据蒋介石的指示，立即组织专家、学者研究简化汉字的方案。就在蒋介石又一次推动简化汉字时，国民党中央委员、著名学者胡秋原突然站出来极力反对。他认为，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几千年，书写时并没有什么不便，完全没有必要简化，简化汉字就是破坏中国文化。胡秋原的主张得到台湾文学界和史学界的部分人的支持。于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这个讲台，猛烈抨击提倡汉字简化的罗家伦等人，一面写文章向台湾民众阐述为什么不能简化汉字。此后一个时期，胡秋原联络一帮人在党内党外利用一切机会，反对简化汉字。蒋介石见社会上不断有人反对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时难以施行，便不再提简化汉字的事了。
　　固然国民政府汉字改革失败了，但从1935年《第一批简体字表》，不难看出我们现在的简化字袭用民国时期汉字改革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