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世界工厂之变
“半年，谁还能坚持到半年？”同样的问题，家具业的肖老板给出的是一个徘徊的答案，而在东莞最大的厚街豪畔鞋材二期广场，来自河北的皮革老板靳彦兵却显得十分肯定：“两个月，两个月，我最多只能够坚持到12月份。”
在东莞，各个产业布局在不同的镇，形成不同的优势特色。虎门主要集中着服装行业，长安集中着电子行业，而在厚街，则是家具业与鞋业。而相对于家具业来说，厚街的鞋业更是名噪一时。在过去的十多年来，亚洲最大的鞋业加工基地就集中在这里，当地建立起了亚洲鞋业协会，目标是成为亚洲鞋业的总部。在过去的繁荣趋势下，靳老板从河北来到厚街经营皮革鞋材生意，在过去的10多年间使自己的材料贸易十分红火。
不过，记者昨日来到他的店铺时，却发现他正和店铺里的员工们一起玩扑克。他说，现在的生意根本就没有法做，一天见不到几个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这样的境况在过去的数年时间，是难以想象的。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大多以“东莞速度、深圳速度”来形容珠三角的紧张节奏。在靳老板的记忆里，此前很少有机会打牌，即便是周末，也有很多鞋材厂的人来看货谈生意。现在，他翻开账本查阅了一下，竟然发现几个月都没有卖几张皮。“我们过去每天至少也要卖几百尺真皮，最多的时候甚至卖8000尺。现在在店铺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做，只有出去跑业务。如果到12月份还这样的话，我就只能够把货拉回去了。”
鞋业市场消退最重要的迹象就是鞋材市场的萎缩。在今年初，本报记者就曾经来到豪畔鞋材市场，当时的企业转移浪潮席卷之下，已有不少的企业倒闭，鞋材市场的萎靡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莞鞋业进入飞速发展期，年产约10亿双鞋，占全球鞋产量1/10以上，但进入21世纪后，东莞鞋业却日益陷入困境中。从2007年底开始，东莞大量鞋厂纷纷倒闭或外迁。仅根据亚洲鞋业商会去年11月的统计报告，在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其中，在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
而在当下的豪畔，记者发现，年初采访的一些企业早已不在视野之中。驱车来到一些工业厂区，在近几个月来，企业的倒闭的消息更是四处流传。木皮贸易商肖老板告诉，他们自己都不知道这段时间到底关闭了多少，很多企业悄无声息，头一天晚上自己还给一个老板借了200万，第二天这个人就人间蒸发。
这样的情况复制在近日的合俊身上，成为了爆炸性的新闻。不过在厚街的寮厦村，一个月前张贴的法院封条依旧还在臻茂鞋业公司的大门上显得十分醒目，而在它的周围，不完全统计，就有4、5家鞋业企业于近期倒闭。被村委会雇佣前来保卫财产的保安阿明告诉记者，很多公司就基本上倒闭在一夜之间，工人们第二天一早起来才发现公司倒闭、老板跑了。而这种情况都是老板们关门的基本路径，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尤其如此重复频繁上演。
虎门镇龙眼社区，这里面积仅3平方公里，却是虎门镇最富裕的村之一，这里的外商加工贸易企业高峰时达130多家，龙眼村党总支委、居委会副主任、外经办主任张志航介绍说，近一年来，村里已有十几家企业相继倒闭或搬迁，基本上都是外资，而且仍有企业计划于今年离开。
一股企业“关闭潮”的声浪早已到来，民间的说法是东莞至少倒掉几千家企业，多的话可能上万家。但当地政府对这些说法予以否认，“传言不可信”，东莞外经贸局副局长蔡康称，今年1-7月，关闭的企业只有464家，外迁出去的企业只有17家，两者加起来只有481家。对于东莞15000家企业来说，这个数字非常小，只占3.2％.而且在关闭的企业中，100万美元以下的企业占了70％，都是比较小的企业。
企业资金的流量还是正增长的。但是企业老板们对这个说法并不信服，他们认为，政府统计的企业都是上规模的，众多关闭的小企业没在统计之列。王猎告诉记者，在多重打击下的珠三角，大量企业的倒闭是必然的。首先是出口退税一再下调，其次是人民币升值，各种原材料上涨，在去年年底到今年初，很多依靠出口的企业都是白干了，到现在又是金融危机，所以“不能够坚持，只有倒闭。”
没有赶上时候的新厂房
关闭浪潮的袭来最明显的标志是厂房的大量空置。尽管政府一再否认企业关闭潮的说法，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呈现在记者眼前，在往来于东莞各乡镇的路上，大大小小的厂房招租广告十分刺眼，而在广告的下面，各种厂房和工人宿舍十分冷清。
在东城区，人们要乘坐公交车时，依然会看一看上面的一个很特殊的站牌名字，那就是“常登鞋厂站”。不过，这个站台的后面，常登鞋厂只能够是一个历史名词了，因为这个曾经为锐步等名牌运动鞋怠工生产的鞋厂早在2007年12月20日就离开了东莞。10个月后的鞋厂周边的店铺和出租屋告别了过去的极度繁荣，现在变得异常冷清，周边依赖这个鞋厂的小区域经济几乎彻底垮掉。
成立于1995年的常登鞋厂是当时进入东莞最早的台资鞋企之一，作为阿迪达斯、锐步等名牌球鞋的代工厂，常登成为大塘头村一个重要的纳税大户。然而10月20日，记者再次来到这里，常登鞋厂的大铁门关闭得严严实实。透过大门，古朴的大理石面办公大楼，深红色的厂房，配上翠绿的草地和摇曳的棕榈树，令常登鞋厂显得异常独特。然而，这样气派的工厂内却几乎空无一人，只有灰色围墙上雕刻着的古代仕女，无言地诉说着常登鞋厂曾经的辉煌，也无言地注视着现在的冷清。
同样冷清的，还有常登周边的店铺和出租屋。常登鞋厂关闭后的10个月，周边依赖这个鞋厂的小区域经济几乎完全垮掉。来自广东茂名的冯先生7年前在常登鞋厂正对面开了一家电话超市，顺带卖矿泉水和电话卡，接过记者买水的6元，他苦笑着说，这是他今天唯一的收入。他告诉记者，这个店原来每天至少有两三百元收入，一家人靠这个店就可以过活了，但现在，每天营业额最多也就十多元钱。
一家大排档的冯先生介绍，在他隔壁开“川味飘香”档口的一对年轻夫妇，在常登倒闭后很快就去别的地方转行做水果生意了，“现在我们这些铺位，别说收租，就是白送给人做，都未必有人愿意接手。”
厂房出租曾经是东莞地区农民致富的最重要手段，不少农民或乡村通过私人或者几天修建厂房，对外出租，成为他们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但是，在如今，大兴土木修建的厂房和员工住宅可能成为不少居民的负担。
厚街至大岭山公路上的阿城一家在过去的十年里基本上衣食无忧，每年的生活就是做点小买卖，或者出去旅游，或者在家打牌，因为他们的收入会定期从租用他们厂房的老板帐户来到他们的银行帐户里。不过，现在，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起来了。
“都是我的丈夫惹的祸。”阿城说，本来自家盖的一个小厂房已经足够用了，但是在去年初的时候，自己的丈夫却硬要和人合伙贷款修建一个新的厂房，而这样的贷款就耗费了20多万。现在好了，不仅厂房租不出去，住房也租不出了，还要把以往存下来的钱也要搭进去。
面临厂房难租的情景不仅在阿城一家，在她家的周围，各种招租广告张贴，显示着这里曾经的工厂区，现在已经成为待租的空厂房。但是把时间往回推移一年前，阿城的记忆里是，当时有一个老板是提着礼物来找他们租厂房，并且请他们吃了一顿海高档海鲜。但是，自从那个老板关门之后，就已经没有人来问津了，工厂已经空置有四个月时间了。
门可罗雀的中介所
曾几何时，租赁中介业是东莞地区的一个增速非常快的行业。但如今，随着工厂的不断减少，流动人口也相应减少，租赁业面临极大的挑战。
厚街的康乐南路是当地最为繁华的街道，也见证着厚街三十年来的不断变迁。“在过去，康乐南路的繁荣完全可以用人流量来描述，一年多前这里的人们都是人挨着人走，可谓车水马龙，水泄不通。”当地媒体记者如是向记者介绍康乐南路的曾经繁荣。不过在上周末的高峰期，这里的马路已久显得十分舒畅，拥挤早已成为过去繁荣的象征。
厚街人口的锐减，直接反映在租房中介业的衰退上。
“别看现在已经晚上9点了，我还开着门，今天就几乎没有人来问过租房子的事情。”在厚街最繁华的康乐南路上，陈小姐不断抱怨，脸上显得十分惆怅。作为在康乐地产中介公司工作已经有7、8年的她，几乎从来没有这么觉得生意不好做。
在当地开中介所的她是一个经营中介的好手，在过去的7、8年时间里，在各种房源十分难求的过去，她很多时候能够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房源信息，所以很多人找到中介所后，就能够有满意的房屋。她回忆，过去自己找房源很辛苦，骑着电瓶车到处跑，十分辛苦，但是却并不怕租不出去，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很多人是把中介所挤满了。
“在当初最难的是找厂房。”陈小姐回忆，当初因为工厂是在是太多了，不少老板从外地打电话来询问，很多时候说了价钱之后就没有再讨价了。而现在，她指了指墙壁上的厂房出租信息，记者一看张贴了至少有10多家房源，而这并不时他们中介所掌握的全部信息。
“过去主动找房子还可能找不到，现在我们是不去找，有房子的业主自己会找上门来。”她如此描述这前后的反差。截至前日，单他们一家中介所掌握的厂房信息就达到了20多家之多。
中介生意曾经是厚街康乐南路的一个风景线，不少来自外地的民工要在厚街找住处，就必然来康乐南路的中介所。不过，现在由于企业关闭多，不少民工外流，中介所已经大不如以前多了。根据陈小姐的初步估算，在今年6月以来，就有一半左右的中介所关门，而过去最多的时候，这条街上就有20多家中介所。
中介生意的萧条，直接导致的是陈小姐的收入减少。过去，她做中介生意几乎不需要考虑公司给她基本工资，因为每个月的提成就达到5000元左右，如果每个月给别人再介绍点好的厂房或者介绍点二手房出售，那她的收入会更高。
“那个时候的生活，基本是给孩子零花钱都很大方，每次给都可以给各10元20元，而现在生活要节约多了
居民的收入困惑
在大量工厂和住房闲下来后，长期以来依赖租赁获取收入的当地居民正面临着收入来源改变的困惑。在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土地基本失去农业种植功能的情况下，未来怎么收入正在成为当地农民的担忧。
据东莞理工学院在2003年对黄江镇一个村的调查。当时这个村有230户，人口812人。全村年收入1077万元。对于这个村一个中等收入家庭的调查显示了一个显然的困境。这个的一个四口之家全年福利收入就有20160元，总收入是19万元。户主的妻子每天要做的只是家务和照顾孩子，除了打麻将和看电视之外，她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家庭的月支出主要是吃饭和日常消费，尽管有杂志等文化消费品，但书很少。
相较国内其他地方，这种待遇是市民想都不敢想的。这些年东莞经济飞速发展，各镇各村竞相招商引资，出租产房、出租田地、出租房屋，低端物业经济非常发达。几乎每个村都有不等的分红，多则几万，少则几千，很多农民逐渐脱离农业生产。不久前有调查显示：东莞本地很多年轻人选择性失业严重，说白了，也就是不愿意工作。东莞乃至全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快速赋予他们巨大财富，让部分人迷失了生活方向，他们似乎一时没想到怎样面对未来。但是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导致的经济疲软，过去没有想过的问题一时成为他们现时的担忧。
厚街唯一的“乐购”(购物中心)背后是寮厦二村。这里多是单体楼，三四层至八九层不等，再分割成鸽子笼般的单元，楼与楼之间建得很紧凑，很多楼阁墙面上张贴着“有房出租”的告示。这些房间租金已经跌到了100元左右，但是仍然没有多少人租。因为附近鞋厂效益降低，大幅裁员。农民工不租房对于靠出租生活的东莞人来说就是个大麻烦。
靠租屋生活的林生说他现在每月至少损失6000元到7000元。林生当年是个地道的农民，正是上世纪90年代鞋业企业大量在厚街聚集，他学着别人建了一套5层楼房，过上了收租生活，除了收租，他的收入主要来自麻将。“我们对子女的影响可能真是不太好的。我小学毕业，我们家却生活富裕，所以我是说服不了我的两个孩子好好读书工作的。我也帮不了他们。”林生说。另外，他的亲戚朋友的孩子很多都不上班，成天闲着，花销还大得很。没有办法，现在他们找工作挑得很，稍微苦点累点都不愿意做。
林生的困境正在蔓延至越来越多的珠三角地区的人们，随着金融危机冲击下新的经济格局到来，他们将必须面临一贯靠土地房租创收的模式的改变。在东莞东城区大塘头村委会，大塘头股份经济合作二社的一个年度收入报表向记者展示了一个东莞农村收益解剖样本。2007年度大塘头二社的实际收益是262万元，减去公益福利费以及提取公积公益金后，可供个人股分配的金额为233.4万元，比2006年略有增长。
从详细收益表中可以看出，村民可供分配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厂租，其中厂租这一项就达到482万多元，占经营收入560万元的86%。然而由于租金的减少，在今年的资产负债表中，大塘头二社的资产负债率已从年初的4.52%上升到了4.58%，资产总额也从3400万元减少到3077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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