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格每讲积极想象，几乎必讲求雨者的故事。芭芭拉·汉娜强调说：“荣格曾对我说：‘不讲述求雨者的故事，就不要办积极想象的讲座。’”“如果积极想象似乎是一种你能够使用的方法，如果你能相当肯定，你从事积极想象的真正动机是为了获得对自己的更多认识，以及认识人类的未知部分，那么，首先要做的，便是要充分认识，使用荣格的积极想象要遵从于中国求雨者的原则。”[1]荣格也曾告诉他的学生，若是懂了这个故事的道理，也就自然理解了积极想象的奥秘。

故事发生在中国古代的农村，当地的居民遇到了严重的干旱，于是派人到远处请来“求雨者”。“求雨者”到来之后，他发现整个村子混乱不堪，牲畜濒临渴死，农作物枯萎。村子里的人也受到这种气氛的影响，个个浮躁不安。村民们围着他，急切地要看他如何求雨。

但他说，请在村头给我一间茅屋，还有三天的时间，任何人都不要打搅我。就这样，“求雨者”进了他的小屋，而村民们等待着。

等到第四天早晨，天果然开始下雨，“求雨者”从那茅屋走了出来。

村民们不约而同地问他：“你是如何办到的呢？”

“哦，这很简单。”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做。”

村民们说：“你看啊!天已经下雨了。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求雨者”解释道：“我本来已习惯于风调雨顺自然和谐的生活。当我来到你们的村子，却感到混乱与不安，这里的生活节奏已经失调，远离了自然之道。而我也受其影响，心神不定，失去了本来的和谐。这样我又能做什么呢？于是，我要有一个安静的处所来调整身心，重新恢复与道的联系。而当我恢复了自然与和谐的时候，有了这种转变和调整，有了合乎自然的心境与状态，我们失去的雨也就回来了。”[2]

那么，求雨者在讲些什么呢？这里，有荣格心理学及中国文化对疾病、治愈及转化的理解和奥秘。其中所蕴涵的中国文化的境界，超越了一些研究者对一般心理咨询与治疗要素如共情等因素的内涵与作用的理解。我们试分析并进一步阐发如下：

首先，它含有荣格心理学关于疾病、治愈及积极想象方法的隐喻和奥妙。

如果干旱及由此带来的人心及生活的混乱无序，象征为疾病，天及下雨象征为集体无意识，求雨者象征为分析师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这个故事所说明的道理了。

在荣格看来，疾病的产生，源出于意识自我逐渐偏离、远离了集体无意识，而又不能感受、体悟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与信息。而两者的和谐互补，意识自我需要来自无意识的信息与能量的滋养，是疾病治愈的根本，也是积极想象所要解决的问题。然而，这种和谐，只能是通过意识自我向集体无意识的回归才能完成，就象干旱的人们与土地需要天上的雨露一样。

而怎样获得这来自于集体无意识的雨露？单靠自身的力量显然难以完成，正如积极想象一开始也不可能单靠一个人自己操作而完成；村民需要一位求雨者，就象病人需要一位分析师一样。那么，这位求雨者是怎样做的呢？那就是与混乱的村庄拉开一些距离，又保持密切的联系，然后使自己身心和谐，又与天道自然——集体无意识相和，而保持无为。村民们知道求雨者在专心致志的为自己做事情，他们虔诚而敬畏地期待与观注上苍降临奇迹，也在怀疑与信任的等待中游移。而这样一种态度与工作，恰恰也是积极想象所需要做的：通过求雨者自己与自己的身心和谐而与天道自然——集体无意识和谐，面对来访者，通过无为的化育，而“让其发生”；村民们则通过求雨者为媒介，而观注天空——集体无意识的存在与信息。于是，共同的期盼与努力，终于“让其发生”了：混乱的村庄与村民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雨，求雨者也收获了村民们的期盼与信任。

其次，这个故事中，不仅仅包含了积极想象的操作方法，也包含着积极想象的境界与水平。这是一种中国文化的境界：为无为，自然而然，让事物自然的发生。要达到这样一种“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无为而治”，“无为而化育”天地万物的境界，分析师首先就要学习着成为“求雨者”，让自己也习惯于风调雨顺和谐自然的生活状态——这是需要自我能够真正地深入集体无意识之中，对之有真实不虚的不断深入的体验与亲证，才能慢慢达成与集体无意识的和谐，也是身心合一，也就是与道的自然和谐。正如戴维·罗森所言：“荣格心理学的基本原则也能反映出道家的基本思想：降低意识自我的位置，恢复人性自我的本来面目，回归道之永恒之路。”[3]自我与集体无意识相合以及身心相合，也即是人与天道自然相合，这是根本中的根本。在这其中，自然包含着治愈之道。所以在谈到对积极想象的理解时，芭芭拉·汉娜强调说：“积极想象的最高发挥，就象这求雨者，使我们自己与道保持和谐。” [4]

我们看古人对“中庸”的定义中，就蕴涵了这求雨者的至理：“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5]其中，“喜怒哀乐之未发”的状态，便是人之情志与心理的无为状态，这便是“中”，亦是“天下之大本”——道的本然状态；那“喜怒哀乐”“发”了该如何对治？就是以“中”来“节制”，而复归于“未发”之中的稳态，便是“和”，能时时的返还此“中”，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远离者也”，就是“时中”；而长久的行持，直到任运自然，自然而然处于“中”的状态，也便是“达道”者的境界了。而在此“致中和”的状态中，自然是“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6]自我便也能恢复因为失去与“雨”的联系而导致的混乱与疾病，而重新风调雨顺自然和谐了。

所以，在评价芭芭拉·汉娜谈求雨者的故事对积极想象的重要性时， 申荷永教授说：“在这求雨者的故事中，就不仅仅是‘无为’，而且是‘为无为’，更是‘无为而无不为’；这也正是《金花的秘密》中‘存诚’的秘诀，既是伦理也是智慧，更是力量，包含着至诚如神，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道理。”，他认为“在这求雨者的故事中，所包含的也就不仅仅是‘天人感应’，而且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一种境界，是我对积极想象与自性化过程的理解。”[7]

第三，由这求雨者的故事，我们看到，求雨者达成了自我与集体无意识的和谐，一定会惠及生命、生活与社会的，这既是一个自然的结果，也是检验积极想象的运用对与否的标准。戴维·罗森（David Rosen）说：“荣格像孔子那样，也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个人发挥其所拥有的潜能，社会与世界都会获益。”他还说：“道家哲学与荣格心理学都还这样认为，惟有通过一种我们内在的心灵的转化，我们才能真正以某种成熟与灵性的方式来改变我们自己与社会。” [8]

换言之，个体发生在集体无意识水平上的深刻而良性的改变，一定会惠及生活与社会。这是一个人类发展的经验事实，也为荣格及荣格后心理分析家从经验上所证明。从“心意场假说”看来，集体无意识，决不仅仅是我们内心深处的存在。在荣格的共时性理论中，它与生活、社会及存在的事物间，有一种整体性的联结。而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观念：天人合一，即身心的本质与心物的本质是一体的，它们统一于元气，理上而言也就是“道”。如果用现代物理学来看，就是物质存在的两种形态：实物与场。而心理与精神存在的本质，也是物质场的。这也是“心意场假说”的基本内容。[9]这样看来，因为人类共同拥有同一个精神家园——集体无意识，即使是个人的积极想象的努力，一旦有所成功，也会内通而外达，惠及整体。所以对于集体无意识而言，个体的努力，决不是没有意义的盲动！个体生命的存在，绝不是孤独孤立的，个体与他人与社会与天地万物间，都存在有形及无形的有机整体性物质-场联结。

这也是中国文化最重要而核心的特质之一：我们人类的精神家园，也可以是天地自然；天人万物，同根同源，和谐一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故古之君子，既可以“尊德性而道问学”，又可以放心寄情于天地山水之间，并执其两端之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从孔子、老子，从陶渊明、张载、苏轼，文天祥的人生与文章那里，我们能感受到，人回归了天地自然的精神家园，所拥有的德性、智慧、力量与创造力。而这，可以有力的克服人物对立二分、科学与道德伦理两隔的西方二元论思想所带来的弊端。

第四，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这求雨者的故事中，我们看到，自性化，绝不仅仅是一条通往我们自己内心的道路，在身心合一的基础上，进一步还要与他人、与社会相合，进而与天地万物相合，三个系统的完整整合，才是合于天道自然。

故而，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心理分析师还要有天地的胸怀、日月的光辉、大海的容量，亲合万物。就天人合一的境界而言，不仅仅身体也是我们的无意识，他人、社会、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无意识；故而，所遇之人——包括我们的来访者，所遇之事之物，均是我们的老师，均会带来存在之道不同层面的不同特质与奥妙，需要我们在虚心的感受与体悟中不断整合而超越。而且，天地、日月、大海也是集体无意识中的最大的原型。故而古人讲的则天之道，执天之行，也是为了契合无意识运行的高层次法则。

天地的境界是万物皆覆，万物皆载，万物皆长，万物皆养，不舍一物，不弃一形，是无条件的悦纳与包容，是一视同仁、大公无私的养育与供给，是广袤高远的父爱，是安稳不变的母爱。日月的境界是正大光明、普照万物、生长万物，四时周行、亘常有序。更可贵的是，天地日月之道，“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弗居”[10]，是恒常的无为，是无形而自然的化育，是真正的平等与自由；所以在天地日月的怀抱与光辉中，万物都以自己是主人，都自由自在的随意生长成自己。

故而，孔子感叹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11]《阴符经》讲，“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12]《易经》讲，“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