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学术建制确立以来，任何学术研究都不再可能凭一己之力，以单打独斗的方式完成。任何研究成果的诞生都必然凝结着众多学术人的心血。但随着知识产权意识在学界被普遍接受，著作署名权之界分却较往昔更为明确。于是，作为对那些有所裨益于著作之完成的人们的补偿，鸣谢便渐成为中西学术著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惟近年来中国大多博士论文（至少普遍存在于文科）的写作不知何故形成一通例，多将鸣谢之言附于论文的“后记”，似乎众多师友对其论文所提供的教导、帮助不过只配在文末稍带提及。笔者不敢如此不恭，乃尊西人常规，将“鸣谢”从“后记”中抽出，前置于文首，以示对众师友的敬意。
    
     硕士导师马作武教授使我明确了以法律学术史为主的研究方向，博士生导师郑定教授则使我选取近现代作为博士论文所进行的经验研究的历史时期。师恩深重，难以称谢，我只有将老师的学术思想与理念融贯于自己的研究之中，努力承续其学术脉络并希图广大之，以志对恩师的感念。
    
     杨念群教授可以算作我的史学入门指导老师（虽然未敢言已“入”门，但至少藉杨师之教诲而得“窥”其门），虽无缘得其亲炙，但两年来的“偷听”生涯，杨先生对学术的热诚与卓识无不深深打动我心，他对一个“偷听生”和“门外汉”幼稚的提问却总报以耐心的回答和鼓励的眼神。我的第一部叙事性的法制史著作《司寇传奇》的写作也直接得益于杨先生课上的启发。这一切使我难以忘怀。
    
     我的父母杨叔庸教授与黄鹤教授，是我研究工作的强大后盾。一般意义上的亲情固非言语所能表达，惟他们在学术上对儿子的理解与支持更是其他父母少有能及。没有他们的支持，一个没有任何研究经费的博士研究生，能配备各种高配置的数码设备，购买、复印、拍摄大量图书文献，收集资料之途径能达至京、沪、宁、渝甚至港、台，根本不可想象。父母皆为“右派”子女，蹉跎岁月多年，后知发奋，现在虽已过知天命之年，仍孜孜于教学科研工作，他们辛劳的背影敦促我不敢稍有倦怠。
    
     六年来，其他师长如徐忠明教授、刘星教授、赵晓耕教授、马小红教授等先生的教诲，以及陈金钊教授、谢晖教授、华有根研究员、周少元教授等先生的点拨，亦给我极大启发，没有他们在史料、理论、方法诸方面的指导，本文将大为逊色。
    
     同窗好友夏新华教授、韩秀桃教授、马建新副教授、吴永明副教授、春杨副教授、李宜霞讲师、邢广梅中校等同学在三年修业的过程中，时常相互切磋、辩难，并形成了一个以研治近代法制与法学为主要方向的学术共同体，使我深感“吾道不孤”，并体会到学术研究与思想交流的快乐。他/她们在生活上对我这个“年幼”师弟的照顾，也使我这个“南人”居于苍茫而荒凉的北国却从未感觉孤独。
    
     接下来该鸣谢的，照例应该是诸多图书馆、档案馆的老师与员工了。一般学者对此往往不惜篇幅。一方面固因确实深受其惠而心存谢意，另一方面往往却却不免心存煊示之意，以示自己治学之勤奋，收集史料范围之广阔。然而，我却在收集资料文献的过程中深受困扰，冷遇、歧视甚至闭门羹在所多遇。究其故，盖因我既无教授头衔（符号资本），亦缺乏关系网络（社会资本），更不是国际友人/汉学家（文化资本？），兼且囊中羞涩。以西哲布迪厄（P.Bourdieu）的观点看，即无此资本，何以言交换？所以，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遭受挫折，实是注定如此。（当今常有名教授常责备学生不肯下功夫收集史料，实是出于对博士研究生困境的无知，若无对其处境具有“了解之同情”，仅以自己在交游广泛、信息灵通、经费充足的状态下收集资料的难度去评估学生的努力程度，自然难知其窘境。）惟中国人民大学旧平装书库的赵老师、刘老师，却热情、诚恳，不计辛劳，在近一年的时间中，为我取书提书，使许多埋没散落50余年的旧籍得见天日（原朝阳大学藏法学图书数十年来大多堆放于人大图书馆某库内墙角，无人过问）她们对本研究的完成，可谓居功甚多。
    
     好友李继鸿、华哲智识过人而有志于学，与我相互砥砺，谈诗论学凡四载。不仅在学术上，也在生活上与我相互支持，一起挺过了许多郁闷忧伤、困苦难当的艰难岁月，共同确立了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理想。其他论学好友，如中山大学任远博士、刘玉宇博士伉俪及NC读书小组的夏可君老师，陈畅同学，北大未名BBS读书版的史卫博士、澜清、李俊、南河、薛刚、李鸣飞同学，以及林辉锋、郭岸猪、李欣荣诸君，都曾给我以学术上的启发与指点，使我的学术视野得以开阔。特此致意，以表谢忱。
    
     马薇薇、黄姗姗、、童芳芳、陆小韵、周冰心、王睿、阎柳君等知己好友，曾和我一起读书、学习。没有她们，长年累月的自习室与图书馆里的时光将会变得寂寞而漫长。是她们的存在，每每将我从沉溺其中的遥远的民国校园，拖回到现实的校园生活中来，并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时代的生动与激越。她们是青春，她们是光。
    
     虽深恐有辱师教，但我还是愿意在这里感谢武昌水果湖二小、华南师大附中、广东实验中学、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大）、中山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诸位老师。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未来，并决意在光荣的人民教师的岗位上展开自己的职业生涯。虽不会有法官的权势与律师的财富，但我将获得安宁与荣光。
    
     限于篇幅，还有更多对本文的写作有所助益的师友未能在此处提及，我能说的只是，这本书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你们的。当然，其中难免有错谬之处，自当由我本人负全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