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 母 非 母 钱 论（6）

锡母的性质

    从史料一、四的分析可知，锡母为样钱无疑。众所周知，宋代不曾铸行过锡质流通货币，虽在宋代文献和元清时编纂的有关北宋铸钱的文献史料中，“锡钱”一词屡有所见，如《群书考索》、《宋史·徽宗纪》、《续资治通鉴》。有学者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的两宋钱币进行了统计: 至1995年止，科学发掘出土的宋钱共110批，约35万公斤，包括铜铁铅三种钱币，其中铅钱3枚,但无锡钱被发现[41]。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宋代铸行锡钱，更没有在大量出土的实物中发现锡钱，这可充分证明，宋代未铸行锡钱，因而锡母这种特殊样钱不可能是锡质行用钱的样钱。在宋代文献中，与“锡”字相涉的钱币名词计有“夹锡钱”、“锡铁钱”、“铁夹锡钱”、“夹锡铁钱”、“铁锡钱”、“锡钱”等六个名词[15]。这些名词指谓的是同一种钱币，即所谓的“夹锡钱”。“锡钱”指谓夹锡钱，有史可征:

        政和5年庚寅, 臣僚上言： “政和元年已后，夹锡钱尝与旧铁钱一等行使，仍不得别称呼。政和2年, 朝廷兴复铁钱、夹锡钱当铜钱二文。而元初寄卖典质之家，往往相继理索收赎。归还者谓当纽折，理索者欲依元数，缘此纷纷争讼不已。当职官又各依违含糊，不为辨白，止令在外详议。[此处似有脱文]  元称铁钱即令中半交还，元称锡钱即令还锡钱，元称铁锡钱方依今来见行钱法纽计,本路漕司约束,自违，钱法谓。政和3年5月5日,兴复钱法，以钱典过产业地土，今来收赎，如元交锡钱，自合用锡钱收赎。臣契勘铁锡钱一等行使，自锡与铁钱不异。政和3年以后兴复钱法,锡钱当铜钱二文,彼时此时，自有轻重。今后收赎理当明白晓喻，合依见行钱法施行。”  从之。[15] 

既然“锡钱”就是夹锡钱的别称，所以，锡母只能是所谓“锡钱”的样钱，即夹锡钱的样钱。换言之，锡母是夹锡铁钱样钱的一种特殊称谓，正如锡钱是夹锡铁钱的特殊称谓一样。

结    论

    综上所述，文献史料的语义分析证明，北宋的“锡母”一词指谓样钱。在大批量钱币铸造中，锡质母钱印模铸造工艺因铸钱成本高于铜质母钱印模铸造工艺而不可能被采用，既然如此，锡雕母钱印模工艺更不可能被采用。因此，锡母即母钱的论点不能成立。既然锡母是样钱，而非母钱，那么它只能是所谓的“锡钱”的样钱，即夹锡钱的样钱，而不可能是铜钱或一般铁钱的样钱。   

题外的话

    去秋《亚洲钱币》编辑部发排拙作《关于母钱重量的唯一史料之研究》时决定不惜篇幅将我为编辑部审稿方便而提供的参考文字作为论文的三个附录同时发表，这使我感到编辑部十分重视文中的钱币学学科方法论问题，因为一个并非重要的小课题的研究结果的刊发得到那么多版面，非同寻常。这次审阅锡母稿后又决定不惜篇幅发排锡母长稿，这证明了我的上述判断之准确。既然如此，就补说一点论题之外的话。

    作为逻辑与科学方法论学者，我最关注的是钱币学的学科方法论问题，而不是学科内的具体问题。由于钱币学是脱胎于旧古钱学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在学科方法论方面存在许多待解决的问题，如乾嘉学派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缺陷深深地影响和制约着钱币学的发展，至今尚未认真讨论作为边缘交叉学科的钱币学学科方法论问题等，这便迫使我涉笔那些本应由钱币学行家去讨论的学科内的具体问题，以便用具体问题的讨论去间接地表达我的钱币学学科方法论的见解。

    高氏的锡母论证显然是先将其几枚“锡母”定为印模母钱、然后在典籍中寻找可利用之论据而作出的，并且其中至少有一蕴涵（钱币铸造是可摆脱价值法则制约的非社会经济行为）、含一预设（印模母钱与其子钱铸造材料不同以便在生产中易于区别）。而这一明显不能成立的证明却获得许多钱币学者和科学史学者的支持，并造成释义性语言迷失达半个多世纪之久，这一事实颇耐人寻味。

    众所周知，西方工业革命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西方的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18至19世纪的二百年中，西方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此时中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却是乾嘉学派的思想、学风和方法。晚清虽兴洋务运动，但其实用主义对当时的理论思维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并未产生有益影响，对克服乾嘉学派的思想、学风和方法之缺陷也未产生积极作用。

    乾嘉学派所提出的口号“实事求是”作为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他们崇尚繁琐考据、轻视客观实践是其方法论的致命缺陷。当这种方法论与封建文人的尊孔尚儒、鄙薄技术的倾向和传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一些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钱币课题就成为一些钱币学者和藏家主观臆断、预设前提、思辨解释的园地，从而产生一些与客观实际、生产实践相悖的结论。例如，李佐贤和戴醇士的试范臆说、鲍康的母钱特征臆说等。

封建文人鄙薄技术的倾向和传统，导致一些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钱币史料的记载或简而不详，或疏而多舛。对唯典籍是尊的乾嘉学派及其追随者而言，这样的史料记载就成为其钱币研究工作的障碍。更有一些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钱币问题史无所记。凡此种种，必然导致一些追随乾嘉学派的晚清钱币学者和藏家去猜测、臆断某些钱币学问题，从而提出一些有悖于客观实际的见解。若李佐贤当时能够面向实际，去请教有实践经验的冶铸技术人员或工匠，断不会提出有悖于生产实际的试范说，鲍康亦然。

李戴鲍等作为晚清著名钱币学者，他们既受到乾嘉学派的影响，又影响了此后的许多钱币学者和藏家。20世纪，钱币学者和藏家对钱币实物和钱币史料的解释所具有的浓厚主观随意性，应该说与晚清学者一脉相承。此类例证在《泉币》杂志中随处可见，锡母的论证为其一例。

    影响人们对高的锡母论证作出正确判断的另一原因是，对边缘交叉一类课题的研究尚未找到恰当的方法论。我们在锡母研究中引入整体方法时感到，在现有可利用的史料条件下必须将预设、蕴涵分析新方法纳入整体方法，否则难以严格证明锡母的性质。基于此认识，笔者在锡母研究中引入预设分析和蕴涵分析。边缘交叉研究方法，我称为整体方法(organism method), 近20余年来尚一直处于探索之中。而预设问题则是70年代以来由于发展高科技而引致众多领域的学者参与探索的复杂而艰难的课题。我直觉地感到预设(presupposition)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而将之作为方法论引入钱币学问题的研究。由此可知，本文是新的研究方法的试验之作，故渴求同好指教，特别是被批评者的反批评。

参考文献与注释:

[1] 章如愚:  群书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830，848-849页;  潜说友: 咸淳临安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2页；宋史，中华书局，4387,4390页。

[2] 转引自孙仲汇:《明钱概述》,《陕西金融》钱币专辑第18辑，第4页。        

[3] 鲍康：大钱图录，36页。

[4] 清宫档案，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36期，中华书局，1978年第1期，180－181页。

[5] 倪模：古今钱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2433页。

[6] 江苏钱币学会：王荫嘉品泉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56页。

[7] 高善谦:  锡母之探讨，载《泉币》第16期，4－6页。

[8] 郑家相：历代铜质货币冶铸法简说，《文物》，1959年第4期，69－70页。

[9] 钟广言注释：天工开物，广东人民出版社，226页。

[10]华觉明等:宋代铸钱工艺研究,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1期，41,43页；潘吉星：天工开物校注及研究，巴蜀书社，1989, 396页；凌业勤等：中国古代传统铸造技术，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7,340页。

[11] 唐石父: 开元通宝钱的铸法，《陕西金融·钱币专辑》第8期。       

[12] 马定祥: 补说日本三大钱谱北宋钱,《中国钱币》,1986 年第3期，16页。

[13] 杜才华：北宋“圣宋元宝”锡母钱，《亚洲钱币》2000年第二期，96页。

[14] 刘森：中国铁钱，中华书局，1996，205－208页，89页。

[15] 章如愚：群书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影印本，1987,830,851,853页；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7。

[16] 裴汝诚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中华书局，1985,“版本著录考略”部分,  第2页。         

[17] 例如，张世南撰《游宦纪闻》卷2 中的“本钱四可铸十”，“六可铸十”；杨时撰《龟山集》卷4《论时事》中的“细计千四、五(百)钱本, 方得一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卷9 钱币2 所载蔡绦《国史补》中的“盖昔者鼓冶，凡物料火工之费，铸一钱凡十得息者一二，……乃得大钱一，是十得息四矣。”以十进制计算成本和利润显然为了方便。

[18] 徐松: 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 6637页。

[19] 崔同庆：乌背赤仄的含义，载《亚洲钱币》2001年第1期，92－94页。

[20] 申时行等:  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 982页。  

[21] 孙承泽: 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676页。

[22] 王运炎:  金属材料与热处理，机械工业出版社，1983，278页。        

[23] 赵建康: 铸造合金及其熔炼，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 335页，337页。 

[24] 丁根宝: 铸造工艺学 (下册),  机械工业出版社，1985,   50页。         

[25] 张东亮等: 简明实用铸造手册，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5, 276页。

[26] 北方交通大学材料系: 金属材料学，中国铁道出版社，1982, 401页。    

[27] 同[15]。

[28] 赵匡华: 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61－62页。  

[29] 本书编委会:  中学教师化学手册，  科学普及出版社，1984,  84页 86页。

[30] 田苗、金峰:  中国科技史画册，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5,  22页。        

[31] 同[26],400－401页。

[32] 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46页。

[33]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点校本，4392页。

[34] 华觉明等：夹锡钱是铁钱，不是铜钱，《中国钱币》，1986年第3期，21页。

[35] 戴志强等: “夹锡钱”问题再研究，《中国钱币》，1999年第1期，5页。   

[36] 同[18], 职官之53。

[37] 胡庆生等：广西贺县北宋钱监遗址再认识，《中国钱币》，1999,41页；吴进等：河南永城出土北宋徽宗铁钱考，载车迎新等编《宋代货币研究》，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 152页。

[38] 杨继贤：略论西夏的货币形态货币制度及其货币经济，《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4年第1期， 48－49页。

[39] 金永田：辽朝有铁钱，《内蒙古金融·钱币专刊》，1987年第8期,24－25页；周锦章：辽代货币制度管见，《内蒙古金融·钱币专刊》，1987年第8期，24－25页；王刚：辽代铁钱铸造年代管见，《内蒙古金融研究·钱币专刊》1996年第2期，15页。

[40]《玉海》卷180作18监铸夹锡钱，而《皇宋十朝纲要》作13监铸当二夹锡钱。

[41] 何公州: 建国以来宋代钱币出土纪要，《宋代货币研究》,1995,212－220页。

[42] 转引自车迎新等所编《宋代货币研究》,1995, 84页。

[43] 转引自《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卷4，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11页。

[44] 陈均: 九朝编年备要, 卷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