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 母 非 母 钱 论 （1）   

                                 （中国）崔同庆

    本文以多学科边缘交叉研究的整体方法讨论古代文献中的锡母的性质问题。

母钱及其相关概念

    在砂型铸币工艺中，母钱是铸造工艺装备，铸造工艺学称之为模样，即用以制作钱币铸型的型腔之模样。大量的普通行用钱由之印模铸出。它由铸造合金铸制而成。当今钱界也常将之称为铸母或印模母钱。从清代文献记载可知，母钱是由祖钱（铸造工艺学称之为母模）印模铸制而成。

    从铸钱程序看，一般是先将钱样呈送朝廷和皇帝审批，然后朝廷向钱监局颁降钱样，令其依样铸造钱币。在宋代，这种钱样由尚书省颁发，通常称为省样、钱式、样、式、样钱、钱样等[1]。在明清两代，这种样品钱由户工两部颁发，通常被称之为样钱、钱式、钱样、母钱，泉家一般称之为部颁样钱。明清史料中有将部颁样钱称为母钱者，如：天启六年工部尚书薛凤翔在覆言中提到: “以后外省铸局均宜遵照户工两部母钱如式铸造，违式者重加惩罚。”[2] 清代鲍康在其《大钱图录》中说:“以后开铸,则悉用母钱印范。颁发各省者亦谓之母钱，外省进呈者为样钱。”[3] 显然，薛凤翔所言之母钱属部颁样钱（即如鲍康所言），而非印模母钱，因为，若户工两部所颁发的“母钱”是用以直接铸钱的印模母钱（即模样），则不可能产生违式问题。由此可见，历史上确有部颁样钱也被称为母钱之事实。除此之外，现存清宫档案也有将部颁之祖钱、母钱称为钱样者。如同治元年湖北巡抚严树森在其奏折中说：“窃准户部咨，先经的学士等奏，恭逢皇上御极，建元同治，所有各局鼓铸钱文,自壬戌元年正月为始,遵用同治通宝字样，颁发铸成同治通宝并同治重宝祖、母钱样6文，行令遵照办理。”[4] 钱样中应有祖钱3种各1枚，母钱亦然，因为同治元年朝令铸通宝重宝钱中只有当十、当五和八分小平。显然，史料中的母钱不是直接用于铸钱的印模母钱。亦即，同治元年铸钱史料中的“母钱”与我们所定义的母钱不同，前者是钱样，即待铸钱币的规范之体现者，而后者是铸钱的工艺装备。

    既然是样钱，为何称“母”？凡由之而生者, 皆曰为母。省部所颁之样钱为铸钱规范之体现者和承载者（故有钱式之称），而行用钱为钱监局依样铸出的货币。就此而言，样钱为母、为源，而行用钱为子、为流。正因为如此，明清两代文献中有称样钱为母钱者。也正由于此，我们推测，明清的这种称谓可能源于宋代锡母（样钱之一种）这一特殊的命名指称方式。

锡母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倪模约于1800年前后研究过锡母问题, 显然倪把锡母看作母钱。《古今钱略》称：

        大观元年降夹锡钱式及锡母于诸路。[5]

此说显然来自《宋史·食货志》中唯一一段记载锡母的文字。从引文的记述可知，倪模据之断定，夹锡钱是铜质钱币，“夹锡钱式”是夹锡铜钱的样钱，“锡母”是夹锡铜钱的印模母钱，尽管倪模并未直接指出锡母是铸钱所用的印模母钱。若非如此，则“夹锡钱式”无法解释。

    20世纪20至30年代，王荫嘉认定了一枚清代光绪通宝宝浙锡母，并将之记入了研究笔记（1998年出版）。王在笔记中未给出任何证明文字[6]。

    40年代，天津藏家高善谦首次给出了一个关于锡母的论证，以证明宋明两代用锡质印模母钱铸钱，并轻率地断定自唐迄雍正皆用锡母铸钱[7]。高在其证明中给出了两个论据：

      （一）《山堂考索》谓，大观二年宋乔年言诸路钱监现铸大观小平钱，并依旧料例，仍令崇宁监别铸样，臣令工匠铸到锡母五文足，乌背铜样五文足，漉铜样五文足。       

      （二）《天工开物》载明铸钱法谓，凡铸钱，模以木四条为空匡，土炭末筛令极细，填实匡中，微洒杉木炭灰,或柳木炭灰,于其面上，或熏模，则用松香与清油，然后以母钱百文，用锡雕成，或字或背，置其上。  

       据以上二书,则知宋明铸钱,  皆用锡母。”[7]       

为叙述方便，我们在论证中将把高的前一史据称为论据一，把后者称为论据二。

    50年代，郑家相把高的证明肯定下来，断言“铸母有锡铸的、铜铸的两种”，“唐用铜母、锡母，宋用木母、锡母、铜母，元明清用铜母、锡母”铸钱。对此，郑未给出任何证明[8]。

    70年代，中山大学的一些学者在注释《天工开物》时肯定了“锡质的‘母钱’即钱模”，论据是：“它不易变形，经久耐用”[9]。但是，他们在这一比较中没有给出任何比较对象。

    80年代，中国科学院、国家机械部等处的科学史学者华觉明、潘吉星、凌业勤等皆因袭高善谦、郑家相的观点，将锡母看作铸钱中的工艺装备之一——印模母钱[10]。

    80年代，一些钱币学者也重复了高、郑的观点，如钱屿、唐石父等。唐不但认为高氏所言可以信从，而且又用《永乐大典》、《宋史》中的史料作了补证[11]。唐所引《永乐大典》的史料为：

        大观2年,陕西转运判官张搏进锡铁钱样……

而所援引的《宋史》中的史料为：

        大观元年，京复相，遂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铸钱院专用鼓铸……

为陈述方便，我们把前一史料称为论据三，后一史料称为论据四。

    马定祥则认为，北宋的锡母是“特铸之样品”钱。他说：

        余得过政和通宝隶、篆“锡母”各一，色如白银，钱文制作精细规整，故乃藉知宋钱确有以锡质为币材而特铸之样品也。

对此，他未给出任何证明[12]。

    90年代，陆续有人发现了“锡母”钱。湖南藏家杜才华为论证其“锡母”钱又给出了一个补证：

        由于[金属锡]硬度低，宋代制作锡母时，一般都用胆水(CuSO4)镀铜工艺，即在胆水中浸渍数日使“锡母”表面镀上一层很薄的铜，来增加“锡母”的硬度和耐磨性，用以延长“锡母”的使用次数。   [13]

后面，我们将把这一论据称为论据五。其意思很明显：用金属元素置换法“镀”一层铜膜以解决锡硬度过低、耐磨性差问题，从而提高锡母的印模寿命。

    90年代出版的钱学专著中，刘森所撰《中国铁钱》讨论了锡母问题。该书作者在肯定铜夹锡钱存在之后指出：

          旧有夹锡钱为劣币说。但今见夹锡钱与他钱相比并看不出其劣在何处。据史载，夹锡钱铸造“样精好”，且政府又颁有钱样及锡母，故其质地似不粗劣。夹锡钱被称为劣钱的原因，大概在其（铜夹锡）含铜量减少、币值较他种同类铜、铁钱的高，而钱币本身所含金属价值与币值不符（相差较大）方面。  [14]

上述引文表明，刘森显然将锡母看作铜夹锡钱的母钱。若非如此，其中的“钱样”指什么？在讨论钱币铸造问题时又指出：

      所谓母钱，即钱模，有雕母、铸母之分。……铸母有锡、铜质者。[14]

       与此同时，力主行夹锡钱的蔡京，还把夹锡钱式及锡母颁发给铸钱之路……[14]

       样钱、锡母颁发给钱监后，铸监并未直接用之做为铸母，而是依样制出铸母再用之铸钱……[14]

既肯定铸母有锡质的和铜质的，又断言锡母在各路钱监中不是直接用于铸钱的铸母，而是“依样制出铸母”的样钱。在锡母问题上，刘森的表述颇令人费解：如认为锡母为样钱，“钱式”是什么？若锡母不是铸母，所言之锡质的铸母又是什么且在哪里？如锡母是样钱，政府同时颁降铜夹锡钱的两种样钱（钱式及锡母）是何目的，其区别又何在？若“钱式”不指谓省颁样钱，又指称什么？诸如此类问题，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约言之，二百年来，锡母即印模母钱论者共提出五个论据，但是它们不能支持锡母是印模母钱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