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蔡蕾
摄影*周云哲
杨 晖：换一种玩法 让BOSS们过堂
4月9日，上海财经大学的讲堂里，电视人杨晖像一个完美的演说家。
她面对着最难对付的一群人——那些挑剔、年少、无所畏惧而又尖锐无比的学生们，却以激情和幽默成功赢得了他们的热爱。
全场唯一的一次语塞，是因为学生们要她描述创业过程所经历的痛苦、挫折——她实在想不起来了。
当然，哪个创业者会没有过一般意义上的痛苦或者挫折。只是，在今天的杨晖看来，任何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不再值得为之消耗伤感的情绪。时间和经历让今天的她更加强大而从容，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是对很多东西都有了免疫力。那个2004年初到上海时扎着马尾辫的姑娘，今天的神情和姿态有了种笑看云卷云舒的淡定。
没有发生变化的，依然是她的理想主义，她的使命感。无论是当年在湖南卫视工作时所做的精英类谈话节目《新青年》，还是到后来她创立唯众传播之后所做的电视节目《波士堂》、《上班这点事》或者《谁来一起午餐》，还是她的下一个关于女性自我反思话题的节目。
理想主义者的电视节目应该出售价值观
4月16日，商业脱口秀互动电视节目《波士堂》的红沙发上，唐骏二度落座。只是，他的身份已经变成了“原盛大网络总裁、微软（中国）终身名誉总裁”。这是他离开盛大网络后第一次出席公开场合。而至此，坐过《波士堂》红沙发的BOSS，也恰好累积到100位。
“我们打算做一份100位BOSS的精神分析报告。”杨晖说。
下午2点，位于上海市徐汇区一栋商住两用楼的办公室里，杨晖刚从外面赶回来，便开始滔滔不绝，语言像是早就排好了队在嘴边等待了很久，一经放开，便倾泻而出，却依旧有点赶不上大脑运转的速度。
很难完全地表述唐骏为什么把《波士堂》作为其从盛大辞职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地场合——看起来，《波士堂》的气场并不那么像一个新闻发布会。但至少有两点可以解释：其一，《波士堂》的确是一档有娱乐精神的财经节目，同时充满善意，不会让人心存顾忌；其二，唐骏曾经在这里的“过堂”经历很爽，否则他不会二度上台。
这或许是绝大多数BOSS们在《波士堂》里的共同精神体验。在江南春念诗的时候，在唐骏吹萨克斯的时候，在严介和耍石锁的时候……他们或许都感觉到了人生常态中少有的放松和尽兴。而作为节目创办人、希望可以从这些BOSS们“过堂”时寻找到中国商业界人文精神的杨晖，也在这些时刻，开始有了自己的答案。
在一档被称为财经界“康熙来了”的电视节目里寻找人文精神，听起来有点像是悖论。电视？今天还有多少人期望从电视里看到人文精神？今天的电视人，又有多少还记得自己的公共性？凤凰中文台台长刘春说，今天电视最大的悲哀，就是忘了自己是媒体，只讨论收视率，忘了自己的公共性。
而电视人杨晖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一点。
2006年，历任湖南卫视节目中心副主任、CNBC（亚洲财经频道）中国区项目经理的杨晖，成立自己的传播公司，并且叫它“唯众”。这个在公司注册时最终落定的名字，今天巧妙地成为一种对杨晖的敲打。“唯”是“唯一”，“众”是“大众”，这两个字的看似矛盾和统一，则让杨晖时刻提醒自己，电视媒体的使命是为了观众，是她倡导的TV2.0时代的核心——以受众体验为中心。
“媒体的传播权利是属于大众的，电视节目不单要好看，也要有用，所以我们不是卖商品的，而是出售价值观的公司。”杨晖字斟句酌。
在她看来，电视节目依然要肩负起作为传媒的引导、引领的责任。而杨晖聪明的地方在于，她同时知道怎样巧妙地传达这种引导和引领。
“媒体的道德感不是写在脸上，不是端着的，而是需要用专业能力去支持的。”所以，当她在湖南卫视做《新青年》的时候，她选择了严肃的谈话方式——那是一档针对70年代人的节目，严肃地探讨人生观、价值观是合适的方式。而到了《上班这点事》，她知道自己面对的人群是80后甚至90后，她选择用轻松甚至有点戏谑的表达方式，和嘉宾一起就职场热门话题进行探讨。而当有人对杨晖表示，从《波士堂》中看到了当年《新青年》的影子的时候，理想主义者杨晖，在这一刻，如得知己，如沐春风。
在更新中国电视的同时，完成自我更迭
公司成立最初时只有2个人，杨晖和一个学地质出身的导演。她在上海一个叫春天花园的地方租了一个套间。不到半年，她把公司搬到了现在的大厦里，并且请了一个阿姨给公司的员工们做饭——她的手下是一帮美女编导，大都没家没口地，把公司当成家。
2006年的6月11日，《波士堂》开播，同时，世界杯赛事正酣。播到第五期的时候，《波士堂》占据第一财经频道收视排名榜首。这是创业后杨晖的第一次兴奋。不过她并没有太过激动。“我知道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是证明了我的判断而已。”杨晖从来不会被外界评判所左右。她笑称自己脸皮厚，其实，是内心坚定。
她大声地说话，朗朗地笑，自信而强大。
“我更看重人们在评论你这个动作本身，因为我必须要有市场反馈。但是，最重要的东西依然是你自己本身。”杨晖认为，尊重观众并非是要言听计从地去讨好对方，相反，观众对你的尊重，恰恰在于你对自我够坚信、够坚定，这样才能够实现对受众的引领。
从《波士堂》开始，中国的电视史被更新了——财经人物在这里找到新锐、另类而充满人情味的表述方式。而杨晖自己，也就此对自己的过去告别，进入另一段更为从容不迫的时光。
她甚至搞了个告别仪式——把一堆“小女孩”时期的衣服摊开，让朋友们认领。
“我原来是拒绝长大的，有点老黄瓜刷嫩漆。”她笑着说。可是，成立公司后，位置的变化让她知道自己看上去应该更加沉稳。她把清纯的直发烫成富于女人味的卷发，并且开始穿成熟的职业套装。她终于知道，有些东西是挽留不住的。
可是，顺应之后，杨晖反而更加坦然。“我现在不急不燥，自觉自愿地享受目前的状态，随遇而安。”
她依旧大声地说话，朗朗地笑。她依旧是那个在朋友眼里天真的女人，会迟到（当然，仅限和工作无关的场合），会在严肃的会议开到晚上7点半的时候，忽然恍然大悟大声问道“怎么还不吃饭啊？”，会被假冒朋友的骗子以出车祸为理由打来电话骗去1万块，回头还发短信和对方确认汇过去的钱是否收到——后来她的编导们就拿她开玩笑说：“杨老师，借点钱来花花。”
公司的副总裁高祺说她是个工作上强硬而有控制能力的人，能量充足，很有力量，可无论对谁，她始终抱以最大的善意——或许，也正是这个她性格中尤为美好和珍贵的部分，延展至节目中，让那些上节目的嘉宾，无论是世界五百强企业的BOSS，或者是被职场问题所困扰的白领，都心甘情愿地敞开内心。
人生更多的是常态
实际上，从2001年开始，杨晖就鲜明地感觉到自己有想法需要表达。不过，她知道那个时候无论自己或环境，都还没有成熟。
一方面，当时的民营企业力量薄弱；另一方面，“我工作十年，一直在埋头拉车，没有抬头看路。我只是在平视甚至仰视这个产业，能否有前瞻性地去俯视这个产业？”
杨晖选择停下来。她知道自己不会改变行当，但是对行业缺乏系统性的梳理，没有宏观的认知。她选择报考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博士。“其实也是因为我对校园一直很有情结，那种回到学校，扎着马尾，迎面走来的人喊你一声‘同学’的感觉特别好。”描述起学校的杨晖，又开始闪出那种小女孩的顾盼神态。
2004年8月30日，杨晖穿着高跟凉鞋再度走进校园。因为办理各种入学手续，她在诺大的校园里整整走了两圈，几度想要把鞋子给脱了，到后来，是去学校的小超市买了四个创口贴，贴在被高跟鞋磨破的位置。
“其实我还是准备不够，所以我当时对自己说，杨晖，未来读书一定还会有更多问题。”
问题果然来了。宿舍里的电扇上都是灰，她不会擦，于是整整三年就没开过电扇。
和同学们去北京大学看青春版的《牡丹亭》，她想要打车，却被大家鄙视，于是便一起挤了一个小时的公车。
老师布置的作业也让她非常紧张，每周都要交的一篇英文日记，她每次都让当时在CNBC工作的一个新加坡同事帮她修改好，才敢交上去，偶尔一次对方忘了，杨晖硬是在电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把自己写的读给对方听，让人家给她修改。
可是，“我11年没有关注过春天来了，于是就赖在食堂门口看花儿。”说到这一句，杨晖一脸幸福。而比花儿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自己“开了天眼”，对产业有了自己的判断，建立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为今后自己成立公司制作电视节目做好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另一方面的准备来自于境外媒体的管理经验。读博士的同时，她同时任CNBC中国区项目经理。她发现，原来自己从没想过，一个节目2到4个人就可以做，实际上，只要进行人员的合理配置，以及流程科学化，就可以完成预期。“越流程的东西越能保证想法的实践。所以创意的实现实际上是靠流程保证的。”杨晖说她并不迷信国际化的经验，但是这段经验的确帮助她为自己的团队进行了科学的布阵——《波士堂》的节目属性适合导演一人负责制，而《谁来一起午餐》则由4个编导同时负责，各有侧重。
“其实每一个电视节目的成功都不会是无缘无故，更不会是碰运气碰来的。中国现在是最需要优质内容的时期，以后机会只会更多。为了这一天，我准备了很多年。”坐着采访聊了太久，杨晖起身站起来活动，恰好让这句话有了一种占领至高点之后的果敢和坚定。
那个童年时扎着小辫子，穿着打了层层补丁的衣服，和妹妹一起出去捡过橘子皮的小女孩，虽然曾经极度贫困，却因为有一个坚强而慈祥的父亲，奇迹般地拥有了明朗、大气的性格。
“我为什么要不高兴呢？人生更多的是常态。我在做我特别喜欢、特别愿意付出的事情，也是我擅长的，又能当我的饭碗。”在昆明因为高原反应两夜失眠之后，她依旧神采飞扬。
虽然在电视界做一个理想主义者似乎更难坚持，但是杨晖显然不会放弃。
对话
我更关注的是团队和品牌能否迅速成长
《风尚周报》：唯众传播做的节目是针对精英阶层和中产阶层的。但这个阶层恰恰是被认为看电视最少的一个阶层。你是否担心将来为精英类电视节目买单的人会越来越少？
杨晖：我认为会越来越多。我相信会有更多人认识到，这群人是最有价值和影响力的。而且实际上我们锁定的是中产阶层和精英阶层，但这个节目的延展人群是全人群。至少我的父母和袁鸣的父母都看我们的节目。表达是没有门槛的。问题是，不要以为做精英节目就把态度端着，不说人话，自以为自己是在拯救全人类。精英节目其实可以很浅显也很深刻、很生活。
《风尚周报》：说到买单，据说去年唯众收入颇丰。你们的赢利模式包括？
杨晖：目前节目制作和广告运营是两大块。以后我们也会去考虑商业模式的创新，比如图书出版、做声音产品、做栏目剧、和互联网合作等等。之前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看到有“波士堂养生会所”，问我们是不是做实业了。还有叫波士堂的商业地产咨询公司。其实那都和我们没有关系，但也让我想到将来可以整合资源。但目前，我们公司才成立21个月，我们会把眼光放开，所以赢利不是首要任务，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团队能否迅速成长，以及品牌能否迅速成长，成为不容质疑的中国节目NO.1。
《风尚周报》：你曾经评价说中国的商业还太幼稚，希望可以通过节目寻找共同的人文精神。你自己对这个人文精神的期待是？
杨晖：我得出中国商业太幼稚的结论，是基于中国的现代商业文化才发展了三十年，因为改革开放也才30年，和中国的历史比起来不够成熟。我想寻找的人文精神，首先是一种真实感。真实是第一位的，不要那种看上去很美的东西，而是要可以还原为脉搏的跳动、呼吸的频率的东西。第二是使命感。中国商业阶层的使命感到底是什么？终极价值是什么？
创意是中国电视安身立命之本
《风尚周报》：《新周刊》每年都在评选中国电视节目榜，关于2007年，它给出的结论是“没有电视只有剧”，说2007年是电视剧的大年，电视节目的小年。你认为这个判断是否合适？
杨晖：我想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总体的情况也并非单单是由电视剧或电视节目本身的好坏决定的，更多是由于不同的运作方式决定的。电视剧的买卖渠道已经成熟，而且一旦购买，可以重复播放，有点“一本万利”。电视剧已经吞噬了频道品牌，这其实很恐怖，频道让自己给消解了。而人们对电视节目的认知还很定势，使它处于渠道不够通畅的局面，电视台购买电视节目的价格也非常低。但实际上，电视剧的市场成熟，也意味着它的风险很大，我们看到的是红了的那几部电视剧，但片库里的存片更多。从这个意义上，电视剧的市场已经进入红海，而电视节目则进入了蓝海，相对来说，认真做电视节目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有创意、找对平台，就能脱颖而出。
《风尚周报》：你认为未来决定电视发展的是？网络？资本？还是创意？
杨晖：我想网络或者资本始终一定是锦上添花的事。它们会和电视发生关系，但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到由资本左右的程度，而且资本本身也会越来越聪明。电视的安身之名还是你的内容本身，创意应是最值钱的。
《风尚周报》：你如何看待广电总局的各种封杀令？比如对地方台选秀节目的封杀，或者是对某个演员的封杀。你认为今天到底谁有权利决定一个节目的生死？
杨晖：自己。跟机构和制度抗衡一定是以卵击石。你一定要懂游戏规则。所以我个人一直反对做活动，一来活动容易昙花一现，二来也是因为活动不容易有好的结果。中国的媒体环境比较特殊，但目前给到的规矩和空间并不小。问题是，在已经给到你的空间里，你是不是已经做得足够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