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正道是沧桑
(刊于南都周刊，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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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牛汉的口述自传《我仍在苦苦跋涉》，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 何兆武先生的口述自传《上学记》。《上学记》出版的时候，很受士林推重，一时洛阳纸贵。相比之下，《我仍在苦苦跋涉》已经出版了几个月，似乎没有引起应有的反响。
除了两本书都是由三联出版之外，两位作者和两本书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而我之所以把两者联系起来，是觉得两者可资比较之处颇多。
牛汉先生出生于1923年，何兆武先生出生于1921年，按照年龄来说，两个人属于同一个时代的人，但是从两个人的人生经历来看，两个人的人生际遇迥然不同。在青年时代，何兆武接触的是西南联大的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雷海宗、金岳霖、冯友兰（虽然何先生对冯先生有一些看法，但这种看法在整体上并不影响何先生所处的环境），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何先生有了一生向学的志向，何先生那一代人没有能取得他们本来应该取得的成就，这里面的因素很复杂，既有时代的，也有个人的，但是总体说来，时代的因素要多一些。再来看牛汉，在他的年轻时代，因为三舅牛佩琮（曾经担任过《清华周刊》的主编，是季羡林的学长）是共产党，牛汉小小年纪就认定了共产党，把共产党的理念当成自己的理念，在那个时期，他接触的是胡风、雪峰这一批左派知识分子，这样的成长经历，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牛汉之后一生的底色，昭示了牛汉后来的生命轨迹。从《我仍在苦苦跋涉》这本书来看，牛汉在晚年对自己的早年经历进行了彻底的反思，可以说是回到了自己参加共产党之前的起点。他与何兆武这两个人生际遇完全不同的知识份子，在晚年却有了交汇。这样的结局，让人想起来，会产生无限唏嘘，真不知道牛汉先生在回忆人生轨迹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想。
不过，人生经历就如同烙印，一旦打上就很难去除，这从书名的取舍这个细节上也可以体现出来。何先生把自己的两本回忆录一本取名《上学记》，一本取名《上班记》，而牛汉的回忆录则取名为《我仍在苦苦跋涉》。何先生的书名朴实平和，让人们很容易就联想起上个世纪以胡适为代表的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办的杂志，如《每周评论》《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用这种风格取书名的，还有季羡林先生的《牛棚杂忆》。牛先生的书名富有象征意义，很明显与鲁迅给他所办过的杂志起名字的风格相近，比如说《莽原》《奔流》《未名》《北新》，后来胡风办的一系列杂志，也基本上沿袭了这种风格。前些年出版的韦君宜的回忆录《思痛录》、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也都是这种风格。可见这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谢泳先生曾经写过一篇《刊名中的文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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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学记》相类的是，《我仍在苦苦跋涉》书中也涉及了现当代史上众多的著名人物，作为那个时代的经历者，牛汉与这些人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胡风、雪峰、丁玲，等等。从涉及的人和事上来说，《我仍在苦苦跋涉》与韦君宜的《思痛录》以及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更相近一些。
与韦徐二位的回忆录一样，牛汉的回忆录中也涉及了一些过去年代的个人恩怨，但是牛汉显然超越了这个高度，上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就像他自己书中说的：“我的悲痛，不仅仅是个人的，是历史的，社会的”、“我和我的诗所以这么顽强地活着，绝不是为了咀嚼痛苦，更不是为了对历史进行报复。我的诗只是让历史清醒地从灾难走出来。”也唯其如此，牛汉的反思也就非常彻底。用牛汉自己的话说就是不含糊。“不含糊”这样的话在牛汉的口述中不止一次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这位反思者的真诚与可敬。
遗憾的是书中还是有一些人名被“×××”取代了,其实大可不必。对于熟悉那段历史的人来说，即使用“×××”，大家也都清楚是谁，当事人自己心里更清楚，对于不熟悉历史的人来说，这样做反而让他们觉得不理解。徐光耀当年写《昨夜西风凋碧树》的时候，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刘白羽，刘白羽不仅没有怪罪，反而写了一封诚恳地道歉信给徐光耀，成就了文坛一段佳话。
把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和牛汉这本《我仍在苦苦跋涉》结合起来看，就会发现，其实无论是像何先生那样与政治无涉的知识分子，还是像牛汉这样与政治联系比较紧密地知识分子，在1949年之后都是走了一条充满荆棘的道路。
毛泽东有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读了牛汉的回忆录，借用牛汉的话，我把诗改了一下：牺牲个人成全党，人间正道是沧桑。用这句诗来提炼牛汉这本回忆录，倒是贴切的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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