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在不同的场合说起丁东和谢泳其实代表了两种典型的知识分子： 丁先生是学术活动家，是起而行之的典范；谢先生是潜心书斋又不忘现实的典型。两位先生早年同在太原，与高增德、智效民等诸多同道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形成一个令士林瞩目的知识分子群体。几年前我曾去太原，躬逢其盛，颇感艳羡。之后丁东进京，谢泳入厦大，这种局面有些改变，过去大家一起坐而论道的时光成为回忆。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地域上的距离并为成为丁东和谢泳继续交流合作的阻隔，几年来，两人在中国青年报上上演了一出学术双城记，以对话的形式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近日结集为《文化十日谈》和《教育放言录》，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书拿到手中已有时日，却迟迟没有写出只言片字，一来是觉得与二位先生相识即久，交流起来颇为方便，便有不假文字的偷懒想法，二来是对于二位先生的理念谙熟于心，一时找不到新的角度下笔。每每欲操刀，又每每掷笔。
正如徐友渔所说：“对于现代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丁东、谢泳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评论之一。”确实，翻阅二位先生对于教育、文化乃至社会各领域内的发言，均有切中时弊之感，不过，还有另外一种感觉，那就是书中文章，多有主题先行的味道，我的理解，这种风格，正是基于二位先生共同的理念。然而，这种理念，深究起来，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异于当前盛行的意识形态的思想资源。或当下意识形态的语言简言之为左右，说二位先生属于右派阵营当无异议，看书中言论，有这样的倾向：即凡是左派支持的就反对，反左派反对的就支持。谢泳先生有一篇《倒过来看中国现代历史》的文章，特别能够反映这种倾向。当然，这种风格，或许是因为现在报章对于文章字数要求的限制，无法充分展开阐述而造成的。
丁东和谢泳所倡导的“教授治校”、“书生论政”以及“现代人权意识”等理念无疑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但是，这种单纯的理念性倡导却让我想起阿克顿的历史解释模型。诚如阿克顿在论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指出的那样：“如果单纯追求普遍的善，必将损害分立的、大有区别的各阶级的利益，到头来法国会丧失一切阻止邪恶的手段。”阿克顿说的是法国，不过把这句话移用于今日中国，同样适用。对于目前的中国来说，各阶层的利益划分从未有如此多元化、利益冲突也从来未有如此复杂过，面对这样的状况，单纯的理念无疑无法化解现实层面的问题。而在另一个层面，正如阿克顿对于法国1789年《人权宣言》的反思一样：罗列一些有关生命、平等、自由、财产权的基本信条，但其“意图和内涵”此后并未得到司法实践或修正案的不断解释和充实，使之成为政治生活的有机成分，而是只作为空洞口号而存在。一句话，丁谢二位在书中所表达的这些理念，若没有制度保障的滋润，在复杂的利益博弈格局下便容易流于苍白。
试举一例，《教育放言录》中有一篇《潘光旦与熊庆来的争论》的文章，说的是1944年昆明各大学在举行“七七事变”纪念座谈会上，潘光旦和熊庆来先生关于学人是否应该论政的一场争论。潘先生主张学人应该论政，熊先生则相反。谢泳和丁东都倾向于潘先生，说实话，我亦如是。
不过，我更愿意从当时的背景和潘熊二位不同的身份上来理解这场争论。当是时也，八年抗战尚未结束，国内局势也不如后来那样明朗，一方面，积极倡导抗日为当时还未成为执政党的共产党赢了的极为广泛的民心，另一方面，做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方面虽然已经确立的抗日的大方针，但在具体战术方面尚未能达成一致（这是因为，蒋政府当时不足够强大，在国民党内部有蒋嫡系与阎锡山等部的利益冲突和均衡），在具体战略上尚存犹豫（从国际形势上来说，这一年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阶段，美国虽然对中国有所援助，但是蒋介石认为罗斯福对其很藐视，另一方面，另有苏联在新疆边境对于中国的威胁，是以蒋介石认为，在当时局势下要“忍耐待时”）。从国共两党当时的局势来说，也颇为微妙，虽然在抗日这个大问题上取得了一致，但是不一致之处显然更多。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下，举行“七七事变”的纪念座谈会，本身就是一个敏感的活动。会受到当时政治格局中各个方面的注意。
如果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当时熊先生和潘先生各自的身份，对于熊潘二位先生各自的观点便会有更深一步的理解，熊庆来当时的身份是国立云南大学的校长，而潘光旦还只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梅贻琦的助手。做为国立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其实不能单纯以知识分子视之，同时他还是当时的国家机器中的一部分，他在公开场合的言论，很多的时候，不能代表个人立场，相反，会多多少少带有一些国家倾向。而潘先生，虽然也会参与政事，但是我们却可以认为潘先生在当时只是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单纯的知识分子，则不用考虑那么多。
知识分子从政历来容易受士林诟病，原因就在于：出山后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的问题上，不能单纯的从纯粹的知识分子立场出发，而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各种因素。然而，现实的悖论是，如果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抱着“出山不比在山清”的想法“爱惜羽毛”，那么政治场中都是些什么人就很容易想象，那样的话，情况可能更糟。所以，我不愿讨论这场争论中熊潘二位孰是孰非，就像刚才说过的，从理念上讲，我和丁东谢泳一样倾向于潘先生，但是要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我更愿讨论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熊庆来和做为国家机器中一员的熊庆来是否存在冲突？当时的制度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作为知识分子的熊庆来？知识分子与从政者之间，能不能存在良好的契合点？回答这些问题，显然不是这篇短文能够解决，所以姑且提出。若有时贤教我，不胜感谢。
不要误会，我不是否定丁东和谢泳在书中表达的这理念，在我前几年的研究中，正是沿着二位先生的路径摸索过来的，这样的反思，与其说针对二位先生，毋宁说针对我自己。毋庸讳言，民国时期我们曾经有过一些美好的传统，1949年之后，我们一度背弃了这些美好的传统，并且付出了代价。然而，面对如今日益复杂的社会格局，我们是时候应该具有超越“左”“右”的姿态与思维了。
当然，我更理解丁东和谢泳二位先生如此孜孜以求的姿态，因为在今天，虽然这些理念在知识界已经成为常识，但是在普通民众之中，这些话语看起来还近乎天方夜谭。丁东和谢泳的对话，意义正在于把这些有益的理念推而广之。
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或许正是对丁谢二位先生不懈努力的写照。
（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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