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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

(2008-10-09 20: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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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关于“毛泽东留有亿元遗产”的传闻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也由100多万元被逐渐炒至7582万元,甚至1.3121亿,骤增了100多倍!更有捕风捉影者称:“抗震救灾中,就用了毛主席留下的稿费”。各种猜测一时风起,从毛泽东的稿费数量,一直蔓延到毛泽东的财产来源、家庭开支。
    这些不实说法传到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那里,他们义愤填膺。“毛主席的子女不方便出来讲话,如果我们也保持沉默,太对不起主席了!”这些年事已高,早已是深居简出的老人,决定一起出面,“还毛主席一个清白!”

吴连登,给毛主席管家12年

    在北京南长街,离故宫西门不远,有一个名叫“泽园酒家”的餐厅,其名字是为纪念毛泽东曾居住生活过的丰泽园而起的,酒家的老板也是当年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泽园酒家”规模不大,挂满了毛主席的珍贵历史照片,这里更像是毛主席的一个小型纪念馆,每逢毛泽东诞辰,毛主席的亲属都会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到此,一起追思。
    见到毛泽东的管家吴连登,便是在“泽园”。从1964年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吴连登为毛泽东管理家政长达12年。在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吴连登算是较为年轻的一位,也是“保养”得最好的一位。他说自己68岁,但说他48岁也有人相信。人们猜测,吴老是在毛主席身边学到了“养生秘籍”,他也不否认,还笑称,“是学了那么点”。
    吴连登告诉记者,关于毛主席遗产之所以谣言四起,还是因为一些人对毛主席不够了解。“包括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也常找我,让我给他们谈毛主席的生活。他们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掌握得很多,但对主席的生活,知道得还是不够。如果大家了解毛主席平时是怎么过日子的,这些谣言不攻自破!”

平板三轮带我入中南海

    吴连登是江苏盐城人,1941年出生在一个“常年为地主当长工”的穷苦家庭。很多人好奇,这个和毛泽东远隔万里的穷小子,为何能走进中南海,走进毛家?他又凭什么本事,深得毛主席信任,掌握毛主席一家的财政大权?
    如今回想,吴连登自己都觉得“像梦一般”。1958年,小学没毕业的他便在盐城农机厂当杂工。不久,他考入盐城地委招待所,成为服务员。“即便是打扫卫生,即便是端茶送水,我也总比别人快。我一趟能拿10个暖水瓶,一手提4个,两个胳膊再各夹一个。招待所离打水的地方一趟500米,我每天5点起床,就这么来回跑,一个人负责整整一栋楼。”
    1959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开始从全国各地挑选服务员。吴连登所在的盐城只有一个名额。领导挑遍了7个县城,最后注意到了吴连登,开始默默观察他。“突然有一天,领导把我叫进去,告诉我被选中去北京当服务员。北京在哪里?有多远?有多大?我都搞不清楚。”
    吴连登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北京,被分配到人民大会堂餐厅当服务员。来到如此繁华的首都,吴连登“傻了”。他还没有回过神,严格的训练开始了:“现在的服务员和我们没法比。我们一个托盘里要放菜盘、汤盆和各种酒,我们要端着跑,如果掉下来,你就不能进餐厅服务。”不仅如此,吴连登还要学习各种知识,“了解每位中央首长的生活习惯,要手勤眼快,能从领导细微的表情动作中,体会到他们的需求。”
    吴连登哪曾想,刚刚熟悉了人民大会堂的环境,他又被“盯上了”。
    1961年5月,中南海服务科科长来到人民大会堂,要从近千名服务员中选拔两名进入中南海。“他们在我们那里守了几天,看每个人的资料,从周边了解情况,暗中观察领导在与不在时,每个人的表现有无差别。”
    吴连登又被选中了,他永远忘不了走进中南海的那一天。“中南海派了一辆平板三轮车来接我们,周围挤满了来看热闹的同事。我俩把行李放在车上,跟在三轮车后面,一步步走进了中南海。”
    进入中南海的吴连登“热血沸腾,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没见过”。“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熟悉中南海的地理情况、每位首长的情况、首长夫人和孩子的情况、每个活动场所的岗哨情况……用很短的时间,全部熟悉,全背下来。”
    不久,吴连登在中南海颐年堂,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有个习惯,开会他基本上是第一个到,他要和陆续进来的人有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这天,毛主席来后,吴连登被派去给毛主席上茶。平常业务熟练的他,手抖得厉害,等走到毛主席面前,茶已经洒出了一半。
    “毛主席有个习惯,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人,他都会盯着你看,问你的情况。主席问我:‘你是新来的吧,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吴连登。主席问我的名字是谁起的,我说是一个和尚。主席笑着说,‘一听就不是父母给起的,这个名字好’。主席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是江苏盐城来的。他说,‘噢,咸城来的’。我说‘不对,是盐城。’主席笑了,‘唉,那不就是咸城吗?”毛主席这么幽默,我就没那么紧张了。”
    此后的3年,毛主席接见外宾、开会,吴连登服务过多回,但毛主席再也没有问过他一句话。
    1964年国庆节,22岁的吴连登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服务,毛主席身边的护士长找到他,“大登,主席叫你呢!”吴连登有点发愣,不敢相信。“见到主席,他坚持让我坐在他旁边的沙发上。主席说,‘你不就是那个咸城人吗?我可记得你哟。’我有些惶恐,又介绍了自己的姓名。主席说:‘我要和你商量点儿事,想请你到我家去工作。因为我身边有许多事情,家里也有许多事情,都没有人做,我想请你,能不能给我帮帮忙?’当时,我既紧张又感动,主席竟然这么客气,请我帮忙。我激动地说‘好!’,就这样我进了毛主席的家。”

主席仓库里的“宝贝”

    来到毛主席家,吴连登最初的工作是负责杂务,搞卫生、整理库房、打水送饭。“主席的房子是一个大概200多平米的四合院。家里还住着江青、李敏、李讷,以及江青的姐姐和她的女儿。”
    吴连登说,毛主席家的仓库大约有十五六平方米,房子很破,一直没有维修过。仓库里有6个木制的旧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着毛岸英的东西。“现在想起来,我都想流泪。很多东西是从延安带过来的,有主席穿的大棉袄,破得不能再补的衣服,换下来的毛巾、袜子、衬衣??还有一些主席的毛衣和毛裤。他进城后身体发胖不能穿了,就让我们想办法拿到毛衣厂去加边改肥。连他在延安时期剩的毛衣线头、补衣服的补丁,两个大包裹,全都带回来了。我们不敢扔掉哪怕一点,后来给主席补毛巾被、补内衣什么的,就从这里翻着用。”
    吴连登还记得毛主席盖的毛巾被,最多打过73个补丁。“补丁用的全是旧毛巾。连袜子也补。我们补的针脚大,就动员主席买新的,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但是主席不同意。主席去世后,1993年我去韶山,又去看主席的遗物。当看到他的衣服时,我忍不住哭了,都是旧的,这就是一个国家的主席啊!”吴连登在毛主席家的仓库里,既没有看到值钱的用品,也没有发现一件礼品,更别说金银首饰了。
    “丰泽园的院子年久失修,墙皮脱落得厉害。有一次,工作人员没跟主席说就修了,主席知道后非常生气:‘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得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火柴盒这边划完了,再划那边。开始我们把旧火柴盒扔了,他一看换成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去买散装的火柴放到里面,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主席一直惦记着人民,直到70多岁生病时,还派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的工作条件是不是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吴连登给毛主席收拾房间,一般都在晚上九、十点钟。“主席只有到这时候,才出屋换换空气或者是去中南海游泳,这是我最忙碌的时候。”吴连登最费心的,就是收拾床铺。“主席的卧室基本也是办公室。他的床上堆满了书,有的夹着纸条,有的翻在某一页,横放、竖放的都有。一定要记住,无论换床单还是擦灰,原来书是怎么放的,在什么位置,绝不能变,绝对要保持原样。绝不能出现因为做了清理,而让主席找不到书的情况。”有时到外地出差,吴连登要把主席带的书打包,但吴连登能做到:主席在外地的床上和在家中的床上,物品的摆放一模一样,丝毫不差。
    这就是吴连登的本事。1968年,吴连登被正式任命为管理员,毛泽东将自己的工资、家中的各项财政支出,都交给他全权管理。

毛主席和江青AA制

    给毛主席管家,吴连登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主席的工资总不够用。“很多人不信,国家主席还这么紧张?毛主席的工资404.80元,每月的固定开销:党费10元;主席的房屋包括家具全是租用的,一月费用84元;两个孩子的学费,原来每人15元,随着物价上涨,提高到每人30元,这些钱都由毛主席负担;江青还有一个姐姐住在这里,每月生活费30元,也由主席支付;冬天还要取暖费30多元。大约固定花销为200元。”
    吴连登算着毛主席的几大开支:“吃饭每月100元左右,哪怕是从中南海供应科拿回的一棵菜,也要付钱。主席还有很多民主党派的朋友,请黄炎培、章士钊他们,也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主席在外面开会,我总要带着茶叶去;如果没带茶,就算是在大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临走主席也要求我付给他们一杯2角钱。”
    吴连登说,原本毛主席领取的是国家一级工资,总数是610元。三年自然灾害后,他带头将自己的工资从一级降到了三级,404.80元。“一直到主席临终的时候,这个数目再也没变过。”
    “毛主席没有其他方面的补贴吗?”记者问。吴连登肯定地回答:“没有。主席还不如我们工作人员,我们出差和加班还有补贴,但是主席除了工资,没有任何额外收入。他说他不能开这个头。”吴连登有时也很为难,“我们去外地出差,人们认为能请主席吃顿饭,是莫大的荣幸,但是过后我都会去把饭钱补上,这是主席的硬规定,没人敢违反!主席说,如果他走到哪里都付帐,下面的人谁也不敢不付。”
    毛主席还有一笔开支:湖南老家经常来人,有的是经济困难,有的是来看病,交通食宿和走时带的一点生活费,都由毛主席负担。“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时,我只能为难地去找毛主席。每一次我都拿着账本,先给他逐一汇报这个月的开销,主席一看我的架势,就会问‘钱又不够用了?’然后我要自己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领主席的稿费。但也不能月月如此,那就是我管家的失职,所以主席家的钱最难管。”
    江青的工资,也由吴连登管理。“江青的工资是243元。工资领回来我就记到账上。她的个人花销由她自己负担。主席的账我叫一号账,江青的账我叫二号账,他们都是各花各的钱,这是主席交代的,就是现在通常说的AA制。所有的采购花销由我来办,然后晚上回来记账,从牙膏、手纸到菜钱,都要详细记录。当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每个月要签字,定期给主席看。”
    吴连登说江青最大的支出,可能是购买摄影器材和冲洗胶卷。“江青自己不摸钱,毫不夸张地告诉你,甚至有一次,她让我拿三元面值的人民币给她,我们国家哪里发行过这种钱?女同志需要打扮,她经常让我去给她改一些衣服,或者购置一些东西。没钱的时候,她也会把白色的衣服染成灰色,再过段时间又染成黑色来穿。有人说江青拿牛奶洗澡,这个在毛主席家里是没有的,我负责采购,没有买过那么多牛奶。江青当年用过的比较奢侈的东西,就是发胶。当时我不知道这叫什么名字,喷在头发上有泡沫那种,非常难买,只有友谊商店可以买到,每次都是我去。”
    吴连登记得,江青喜欢京剧,常叫一些京剧界的朋友来开会。“但她每次都是中午11点散会,下午接着开,让他们回去吃饭,减少开支。后来,江青因为钱不够花,还曾欠过新华社8000块钱。”

10块金表和31.5公斤燕窝

    吴连登“管家”的范围,还包括管理毛主席的礼品。“外宾来访赠送的礼品,再珍贵的主席都要交到礼品库,从不据为己有。主席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如果你吴连登在这个位置上,人家也会送给你的。”
    这些礼品中,珍珠玛瑙、金银翡翠都有。“送给主席的金表我就收过10块,都是外宾来访赠送的瑞士的高级货。但这些重要的礼品,主席一律要我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登记、备案。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吴连登和毛主席的礼品对账,都是晚上主席在院子里散步时进行。“我按惯例把礼品摆在藤椅上,逐个给主席汇报。一般吃的东西主席就让拿到食堂去卖,再把钱寄还给送礼的人。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但没有一次是给李敏、李讷的。他的孩子偶然好奇,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就放回去了,从没有一个孩子要过。”
    吴连登说,1945年以前,毛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发现了。“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接受,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礼品库借了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等表修好了再还回去。’主席借用了金表两个月,我就还回去了。”
    吴连登还记得,几乎每年金日成主席都会给毛主席送来几十箱乃至上百箱的苹果、梨和无籽西瓜,“大的西瓜重达五六十斤,也没法退,他就让秘书开一个名单,将水果分送中央各位领导人。”
    “1964年前后,印度尼西亚掀起了迫害我国侨胞的浪潮,政府义不容辞地出面保护。侨胞们为了表达感激之情,给毛主席送来了重达31.5公斤的燕窝。那种极品燕窝,现在真是难得一见,且不说今天每斤需万元以上,就是在当时,也得四五百元一斤。”
    毛泽东毫不犹豫地指示:“把它们全部送到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国人。”秘书试探地问:“主席,是不是家里留点?”毛泽东摆摆手,打断了他的话:“一点不留,全部送走。”于是,31.5公斤燕窝一克不少地送到了人民大会堂。
    10多后的1975年,吴连登看到年迈的毛主席咳嗽哮喘,心力渐渐衰竭,身体非常不好。他就向张耀祠提出要给毛主席增加营养,最好能弄点燕窝炖汤。“张耀祠找到了人民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这才发现当年的燕窝尚有7两。经汪东兴批准,我打了收条才取回中南海。我每次瞒着毛主席在汤里加一点,直到他去世,他也不知道他自己终于享用了那31.5公斤燕窝中的7两。”
    吴连登大概估算了一下,他管账期间,主席买书共花去8000元,家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
    为了节约开支,毛主席的饭也是和江青以及孩子们分开的。“主席有个小灶,他对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全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在周六晚上。”
    吴连登感慨,当毛泽东的子女很难,“主席对他们要求非常严格。每周末吃饭,孩子们要和爸爸交流读书心得和对社会问题的思考,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
    “ 毛主席还教育孩子,说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他的同事,都要叫叔叔阿姨。李讷比我大,但现在还叫我叔叔,我说快别叫了。她坚持说,‘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不能变。’”

毛主席的两难

    除了管钱难,吴连登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改善主席的伙食上。“主席的正餐一般是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每天的食谱、菜品采购,都由我来定。我的责任重大,如果主席因为吃不好而生病,我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让吴连登苦恼的是,毛主席从来不对饭菜发表任何意见,也从来不主动说想吃什么。“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主席就说,‘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树立了廉政的作风。”
    吴连登说,毛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不提醒他吃饭、睡觉,他的文件永远看不完。“毛主席的作息时间和我们普通人完全不同,他每天要工作20个小时,常常是中午才吃早饭。到了晚年,如果不用安眠药,主席几天都毫无睡意,脑子里全装着各种事情。”按照护士的吩咐,每次毛主席吃完安眠药后,吴连登都要给主席准备一餐,避免对身体造成损害。“有时候用了一次药,主席没反应,依旧在工作,毫无睡意。几个小时后还要再用一次,有时用三回都不管用。”
    让吴连登惊讶的是,后来护士给毛主席开了一种强烈控制神经的特效药物“水化氯醛”,毛主席靠它入睡。一次去武汉开会,累得几天没合眼的吴连登,将主席杯底剩的一小口安眠药喝了下去,“我当时立刻就失去了知觉,不省人事。要是用主席那么大的量,估计再也醒不过来了,可见主席的工作强度。”
    为了避免等候时间长,饭菜变凉,吴连登专门订做了瓷碗。“后来有人传言,说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主席原来用的碗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吴连登说,主席的胃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就要以素食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除了四菜一汤,吴连登还要准备四个小碟。“一碟蒜泥,一碟辣椒,这是每餐必备的。还有两碟是两道其他的菜,如果主席吃了,我心里就有谱了,明天就做给主席吃。因为主席不允许剩菜,做的不可口浪费了,决不允许。”
    有人说毛主席常吃红烧肉,吴连登纠正说:“其实主席绝不是天天吃、每周吃,我们安排一个月吃两三次。主席平时吃杂粮、青菜比较多,几乎每天要吃一个红薯,一个玉米。中南海以前在玉泉山有个地窖,每年会存放这些东西,我就是从那里买回来,一年四季不断。”
    吴连登说,毛主席喜欢吃鱼头,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他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但剩下的鱼身子,却不能留下给孩子们吃,要再去卖给食堂。我还要用卖来的钱,给主席购置其他的蔬菜。家里就是这么紧张,一点不假。”吴连登说主席从没有补过钙,但他有个好习惯,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这可能也是主席长寿的秘诀。
    吴连登说,毛主席一生吃、穿、用都没有讲究。主席的家里也没有一件摆设,更别说是什么古董玉器了。主席唯一在生活上有要求的,就是烟和茶。“茶叶,主席一直喝龙井。但抽烟,却让我们费尽了心思。”吴连登介绍,主席战争年代抽过旱烟,抽过从国民党缴获的纸烟和其他杂牌烟。解放后,还抽了几年的三五牌香烟,也抽过中华、熊猫。但1969年,主席对雪茄产生了兴趣。“有一次,主席在游泳池召集领导们开会,旁边坐着李先念,他抽着雪茄烟。主席总是看他,眼巴巴地看着。一般开会没人给主席递烟,李先念那天给了主席一根。主席接了过来,他说,‘先念啊,你抽这么好的烟,也不告诉我。’”
    从这之后,吴连登开始四处打听李先念抽的雪茄。“它不是国外进口的,是成都一个老师傅自己卷的。我们把他请到了北京,专门给主席卷烟。这个雪茄烟有个缺点,抽了容易引起咳嗽。为此,我们在里面加了一些止咳化痰的中草药。我们还考虑,主席毕竟年龄大了,又有烟不离手的习惯,为了保证安全,不引起火灾,这个烟加了一个特殊的工艺,在30秒之内不抽,它就会自动熄灭。”
    吴连登感慨地说:“如果非要说主席有什么特权,享受了什么生活。那么这个抽烟,就是主席唯一的一点要求和喜好。主席去世后,我坦诚地讲,家里没有剩一分钱存款。”
    ……
    采访进行了6个小时,吴连登丝毫没有倦意,每每提起主席,他总是情绪激动。“我尊敬主席,也崇拜主席。我是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不敢全面评价主席,但我希望能通过这些微小的侧面,让大家了解中国的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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