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出自《孟子·梁惠王上》的《齐桓晋文之事》这篇文章，曾国藩曾经赞道：“此卷辨王霸之道，明治道之要。”（[清]刘传莹《孟子要略》）。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向来主张“王道”而非“霸道”。

    他生活的战国中期是各诸侯国互相兼并的激烈时期，诸侯为了争霸战争，只图眼前利益，所以重用纵横家，重视法家。而提倡效法先王，反对只顾眼前利益，主张实行仁政以达到长治久安的孟子则显得不合时宜。“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虽然他被司马迁称为“迂远而阔于事情”，但是孟子终其一生为了他的政治哲学理想而孜孜不倦地努力，或奔走、游说各诸侯，或“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他执著的精神带给后人无穷无尽的前行动力。他使我联想到屈原，他们同样满腹经纶却无处施展才华，不被当世所理解，然而终会被后世知音所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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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宣王向孟子打听“齐桓、晋文之事”，却被孟子以“仲尼之途，无到桓、文之事者”为由，将话题转移到“王道”，开门见山地提出“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的中心论点。

    孟子认识到人的作用，强调人的因素，重视保护人民群众。“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章句下》）孟子理想中的明君必须将百姓放在第一位，通过“保民”的手段达到“王”的目的，从而使天下“莫之能御”。这也正是齐宣王心中的“大欲”，因此齐宣王非但不生气，反而接着问：“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

    孟子肯定的回答无疑又一次激起齐宣王的兴趣：“何由知吾可也？”孟子说从他将衅钟的牛换成羊的事情看到了“仁术”，认为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可以加诸百姓，继而施行仁政来保民。《孟子·公孙丑章句上》记载：“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所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

    本着“性善论”的观点，孟子对齐宣王走上“王道”抱以乐观的态度，王大悦：“此心之所以合于王者何也？”孟子虽然言辞犀利、气势逼人，但是面对上位者，他的进谏仍然需要迂回委婉的论辩技巧，于是他先从那些明显荒谬的例子着手，使齐宣王自我批评，意识到“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孟子初步提及自己的政治哲学理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他理想的君王必定善于“推恩”，“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他劝谏齐宣王将“足以及禽兽”的“恩”推广为“至于百姓”的“功”。

    孟子授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他将儒家思想上升到新的高度。孔子讲“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仅限于个人品德修养的范围，而孟子很好地将它推广到治理国家的范围，也就是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里孟子对齐宣王说的话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

    儒家讲的“爱人”有等级之分，从爱家人推广到爱其他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章句上》）这与墨家讲的“兼爱”（坚持爱众人与爱父母没有差别）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下》）

    虽然明知道齐宣王的“大欲”是“欲辟土地，朝琴、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但是孟子却故意假装不知道：“王之所欲，可得闻与？”这一回轮到齐宣王沾沾自喜了，“王笑而不言。”孟子假意猜错，被齐宣王否定，然后答案昭然若揭。但是他却批评齐宣王“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甚于“缘木求鱼”，当终极目标和行为方式南辕北辙的时候，“后必有灾”。于是胸中有丘壑的齐宣王开始担忧，“可得闻与？”孟子通过类比论证说明了“小故不可以敌大，寡故不可以敌众，弱故不可以敌强”的道理，说服齐宣王放弃“齐桓晋文之事”的“霸道”，“反其本”、“发政施仁”。孟子的民本思想和仁政学说贯穿于他的论辩的始终。

    所幸齐宣王虽然不是圣人、明君，但是也还算虚心求教，他敢于承认自己昏聩，“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鉴于齐宣王谦和的态度，孟子将自己的政治哲学理想和盘托出——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思想：经济状况的优劣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人们的思想、品德的好坏，离不开一定的社会物质前提。当物资极大丰富的时候，人们就会随之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如果没有一定的物质生活资料来解决温饱问题，那么他们就会不知道廉耻和美德之分，铤而走险，造成社会道德底线的沦丧。“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孟子·滕文公章句上》）所以首先要满足人民的衣食住行的要求，“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当人民的物质生活有所保障，社会安定、民风淳朴，“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反之，如果人民生活朝不保夕，“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王道之始”在于“保民”。圣明的君主遵行“王道”自然竭尽所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这就意味着国家必须建立在一个健全的经济基础之上。孟子主张统治者给予人民足以自养的固定的田产，他理想中的社会：每户人家以五亩土地建造居住的房屋，房屋周围种植桑树，桑叶可以养蚕，这样每户人家的老人可以穿上丝绸的锦衣。每户人家还要饲养猪、狗、家禽，这样老人可以有肉吃。每户人家以百亩土地作为耕作的田地，君主保护生产、节制徭役，这样一家八口不会挨饿……这样一幅理想的图画也出现在《寡人之于国也》，孟子对梁惠王也如是说。

    这仅仅只是“王道之始”，因为照孟子的观点，先“富”后“教”（《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 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只有人人都受到适当的教育、懂得人伦之道的时候，“王道”才能完全实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史记·管仲晏璎列传》）所以进行物质文明建设过后，必须进行精神文明建设，“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使整个社会变得和谐美好。“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当然，就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而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百姓大有人在，因此主要矛盾仍然是物质文明建设。孟子之所以以“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作结，想必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孟子的政治哲学理想一言以蔽之，即“王道”。“王道”靠道德教化来贯彻，“霸道”则以强制武力来推行。“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孟子的政治哲学理想本质上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制造幻想，有政治改良的色彩。孟子的“爱民”、“保民”思想从根本上来讲并不是真正为人民着想的，而是为统治者着想的，但它能正视现实，反映人民的苦难，并在一定意义上肯定人民对决定国家盛衰存亡所起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两千多年前中国思想史上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