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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准诗”的时代已经来临(《延河》访谈)之一

(2016-03-23 13: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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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诗”的时代已经来临

——《延河》名家访谈之一

□ 李 东


学术在生命意义上最本质的缘起是感动

李  东:

30多年前您写下《崛起的诗群》一文,时至今日依然被许多诗歌研究者反复提及,更是成了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献,可见其对新时期诗歌发展影响之大。而写这篇文章时您还是一名大三学生,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下这样一篇具有前瞻性的诗论?

徐敬亚:

后代人理解这个问题可能会有点困难。一个大三学生,不太可能啊,翻译成标准年龄,不就是21岁嘛。

不,我当时的年龄是31岁!比正常年龄整整超出十年。其实31岁的年龄已经是硕士、博士,或者大学老师的层面了。那多出来的十年,就是文革。

最近几天我正在写一篇序,是八十年代大学校园诗歌的书。想了一个题目叫《站在两条彩虹的交点上》——那一代大学生是幸运的、罕见的。一条彩虹,指突然恢复的高考。一条彩虹,是突然涌起的诗歌热潮。我当时恰恰正站在那两条彩虹的交点上。上大学前我在一家豆腐工厂里烧锅炉,转眼前便坐到了大学课堂。突然站上彩虹俯看白云,那感觉真是太美妙。当工人前我还做过三年多的中学语文教师,因此各门功课对我来说都非常轻松。大学四年,我基本上成了一个全职的诗人。每天的任务就是读诗、写诗。

回想那几年,我的进展真够神速。大一的下学期,便发起成立了《赤子心》诗社。大二夏天,我的长诗《早春之歌》在《诗刊》上发表,还是头条。冬天,写出了我的第一篇评论《奇异的光——“今天”诗歌读痕》,很快就被北岛他们发在《今天》第九期上。写那篇评论根本没什么动机,只是因为读了诗非常感动。也是那个冬天,我紧接着又写了一篇诗歌评论《复苏的谬斯——19761979中国诗坛三年回顾》。那篇文章更没有动机。“当代文学史”开卷考试,每人要交一篇小论文,一般同学都对付一下,写个一两千字。结果我一下笔,一发不可收,写了二万多字。授课老师很为难,以不懂诗为由把它交给了当时的副校长诗人公木先生。老先生大赞,亲自帮我修改,后来推荐到了南宁会议。谢冕读了也激赏,来信甚至说他似乎看到了“中国的别林斯基”什么的……为什么能突然写出那么大块的文章,纵横捭阖地指点中国诗坛,其实连我自己都很吃惊。现在想关键还是由于阅读,阅读后的感动。那几年,我每天读诗,对中国诗歌的局面、动态与细节,了如指掌。不知不觉中,我已经站在了中国最高的学术观测视角之中了。这些,都成为《崛起的诗群》写作前的铺垫。

大三那年的1980年夏,我和王小妮一起参加了第一届青春诗会。这对我非常重要。在北京,我不但见到了艾青、臧克家、张志民、贺敬之、袁可嘉等大诗人、大翻译家,还见到了刘宾雁、黄永玉、邵燕祥、韩作荣等中年作家、诗人,更重要的是会见了一大批心仪的青年诗人:北岛、江河、芒克、杨练、顾城、舒婷、梁小斌等。在我最需要打开视野的时候,眼前忽然洞开。而对于即将写作的《崛起的诗群》来说,那次的北京之行,无疑是一剂大补药和强心剂。在熟读了大量作品之后,又会见到了中国老、中青几代诗歌中坚,耳闻目睹了最前沿的诗歌创作理念。整整一个月,几乎为我展开了一次中国诗歌全景的大扫描,令我眼界大开。

回到长春三个月后,我才动笔开始写《崛起的诗群》。起因还是一个小考试。大三的学期末要交一篇“学年论文”。我便突然写起来,写了十几天零几夜,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写了四万五千字。如果没有青春诗会,可能没有这篇文章。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可能才是首届“青春诗会”的最大收获者。

你的问题很好,这篇文章因何产生?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篇奇怪的文章。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稿费,也没有什么“学术成果”可言,更不是为了评定职称。图什么呢,是什么趋使一个大学生突然没日没夜地写出这么大一堆字。原因很简单:感动。

学术这个东西,应该在生命意义上最本质的缘起,首先应该是感动。没有感动,没有对研究对象的倾心专注,一个人怎么可能产生深入探究的愿望,又怎么可能深入骨髓地追寻,他写出来的字怎么可能新鲜与原创。我当时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中文系学生,但我敢说我的诗歌阅读量,超过太多诗歌界的理论家们。同时,作为新诗潮的倾心参与者,我阅读中的兴奋与激情,几乎无人能比。

还有一点要说明,当年我写《崛起的诗群》还有另一个幸运。那就是我恰逢其实地碰到了一本书。正当我即将写《崛起的诗群》之际,与西方学术专著之间,发生了一次恰巧如期的美妙相遇——它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奇的《美学原理》。就是这一本枯燥的学术著作。我却读得津津有味,读得与作者气通神合,思绪万千……最后读到了物我相忘的地步。我一生都记得那种无限美妙的阅读:读到最佳效果时,完全忘记身边事,完全忘记段落、文字和前后逻辑关系之类琐事,头脑里一片通明,思如泉涌……常常出现这样情况,拿出前两天的读书笔记,我分不清读书笔记上哪些话是克罗奇说的,哪些话是读他的书时我涌出并记下来的——所以后来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读书笔记每页的中间划一道竖线:左边记克罗奇原话。右边记录我随时产生的想法。这种被击中、被升华、被激活的阅读,一直持续了一两个月。到后来,我的感想越来越多,读书笔记的右边总是大大超过左边。因此,读完了克罗奇的《美学原理》,我其实已经完成了很大量的个人写作——那些零星的随想与片断的琐记,那些对中国现代诗的大量笔记,后来构成了《崛起的诗群》中很多段落的雏型。同时,克罗奇关于“直觉即创造”的美学理念,也影响了我的一生,成为我个人美学思想的最主要来源。

 

  东:

从一些资料中得知,这篇诗论对您个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能否具体谈谈。

徐敬亚:

《崛起的诗群》是一篇纯自发的、生命意义上的激情写作。没想到的是,它却受到了一场完全非自发的批判。当年时局的严酷,今天的人们无法理解。

多少年后我才知道,像设了局一样,我的文章没发表前已经被决定批判了。层层请示后,最终由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拍板,中宣部文化局代局长杨子敏将刊发文章的《当代文艺思潮》的有关人员专程从兰州召至西安。据说杨子敏当时提出疑问:你们作为一个地方性刊物,能否驾驭得了?你们的理论力量够不够?可见,对于“引蛇出洞的”斗争,打蛇人费了不少心思。

1983年新年刚过,发表我文章的刊物还没有印出来,110号,由冯牧主持的大型“讨论”会就在北京召开了。不久,长春、兰州、重庆等地也召开了很多会议。对“三个崛起”乃至朦胧诗的批判开始。据《朦胧诗论争集》的不完全统计,当年,批评《诗群》的文章达数百篇之多,总字数应该有几百万字吧。

据王蒙先生透露,背后最大的指挥是胡乔木。胡在我的文章上批示“背离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并亲笔删掉了我名字后面的“同志”两个字,事情变得异常可怕……一年多以后,风向变了。《当代文艺思潮》单纯地认为文艺春天回来了,再次向我约稿。我立刻又写了《圭臬之死》一文。谁料这篇文章竟导致《当代文艺思潮》最终被查封停刊。

对我的批判时间大约只进行了一年左右。形势很快逆转,1984年夏天,我莫名其妙地被通知出一次没有任何任务的差,在全国旅行了一个月。黄山啊、峨嵋啊、长江啊都去了。1985年新年过后的13号,我一个人乘火车离开长春去了深圳,从此告别了吉林……这些事,已经过去了近40年,快到一个世纪的一半了。当年一些决策者、组织者有的已经过世。前朝的悲剧往往成为后来的喜剧,成为笑谈。


 

 名家档案

徐敬亚,1949年七月初五日生于吉林长春。曾做过知青、工人、中学教师。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

个人专著有《崛起的诗群》、《不原谅历史》。主要论文有《圭臬之死》、《隐匿者之光》、《重新做一个批评家》等。

1985年,入选《拉萨日报》评诜的“中国10大青年诗人”。1986年,在深圳发起并主持了“中国现代诗歌群体大展”。2004年起至今,在《特区文学》主持“批评家联席阅读”、“十大网络版主联席阅读”、“网络诗歌抽样读本”等。2006年,发起并主持海南大学“诗歌月读”活动。

曾获《星星》20年诗歌奖、第六届《十月》散文奖、《特区文学》诗歌评论双年奖,2006年11月在黄山第三代诗歌纪念会上获“终身成就奖”。

现为海南大学诗学中心教授,2010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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