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驿武砺兴

     欲定义这个主题，则必先须定义精神或从精神开始定义。何为精神？精神是指在每个人的内在世界中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的最高原则。何为忧患精神？它是在人类崇高精神世界中所独具的神圣承当精神的不断建构过程，其中主要包括以沉思与抒情的极端个性方式所生的忧人忧己或忧国忧民的精神。它也可以说是集体的精神与个体的精神的聚合。     那么，何为“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在太史公这段末句说解中，“骚”之作为“忧”是可以确定无疑的，但是，这个“离”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却没有直接说解。这就导致了后世学者的意见分歧。班固《离骚赞序》说：“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但王逸《楚辞章句》说：“离，别也；骚，愁也。”而朱熹《楚辞集注》却主“遭忧而作”说，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则主“离别之忧”说。其关键问题还是在这一“离”字上。又：司马迁《报任安书》说：“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刘向《新序》（卷七）：“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王逸《楚辞章句》：“屈原执履忠贞而被谗邪，忧心烦乱，不知所诉，乃作《离骚经》。”汪瑗《楚辞集解》：“篇内曰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此《离骚》之所以名也。”李陈玉《楚辞笺注》：“骚乃文章之名。若离之为解，有隔离、别离、与时乖离三义。盖君臣之交，原自同心，而谗人间之，遂使疏远，相望而不相见，是谓隔离，此《离骚》中有何离心可同之语。一去永不相见，孤臣无赐环之日，主上无宣室之望，是谓别离，此《离骚》中有余既不难夫离别之语。若夫君子小人，枘鑿不相入，薰蕕不共器，是谓乖离，此《离骚》中有判独离而不服之语。就骚解骚，方知作者当日命篇本意。”戴震《屈原赋音义》：“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我根据以上文献认定，“离骚”的意思，定当就是指离别的忧愁无疑。尤其非是郭沫若先生《离骚今译》和游国恩先生《楚辞论文集》运用音韵学所推论的以舒泄心中不平之气的今语“发牢骚”或今语“牢骚”的词义，其实，早在戴震《屈原赋注初稿》中就有此讲法，“离、牢，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但其后之《屈原赋注》则不取焉。也正因为如此，《离骚》的诗题的题意，则定当就是指离别的忧愁而言。是诗人屈原因其在被放逐的这种生别死离中，满怀着对人生命运的深沉而悠远的忧患精神而写下的一首非常特殊的史诗性悲歌。也因此，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也可被认定为是屈骚精神的真正本质。
 
    而用忧患一词来意指或命指屈骚精神，则全是因为，自古以来，这就是中国的先哲时贤因悲天悯人而所达之极深远的精神境界。它当然也应该是人生的真善美的深远的精神境界的存在本质。而对古来圣贤忧患精神的准确定位，则完全原于古圣风骨所寓的它那十分自我的悲壮的存在之境遇。例如，《周易·系辞》：“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明夷·彖传》：“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朱熹《周易本义》：“为卦下离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见伤之象，故为明夷。”“蒙大难，谓遭纣之乱而见囚也。”“盖离体为至明之德，坤体为至闇（暗）之地。”言周文王以至明之德而身处于殷纣王至暗之地，因蒙受大难而深怀忧患作《易》。而从《周易·序卦》来看，晋卦可以象周文王之至明，明夷可以象殷纣王之至暗，“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这就说明，精确的忧患是被特定的时空中个人的悲伤情理处境所命指和确定的。章太炎在《齐物论释·序》中言：“作论者其有忧患乎？远睹万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而今适其会也。文王明夷，则主可知矣；仲尼旅人，则国可知矣。”太炎先生发明庄意，指出忧患的责任和使命它既是弥漫未来的、又是命中当下的。因为，神圣的圣哲式忧患，它是纯粹属于圣哲的内在性的存在的，也因此，它既是经验性的，又是先验性的，更是超验性的。它就是贯穿于人类一切思想感情中的绝对而唯一的精神支柱。它既不会受到客观性的愚弄，也不会受到主观性的欺骗。它本身的建构，则就是一个具有极其严谨的研究、分析、论证的可证伪性过程。它是在天意寂灭之处，再一次对天意的复苏。《论语·卫灵公》：“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而这也就从旁证的角度说明，这也正就是屈原《离骚》忧患精神的高贵之处。而这也同时可以见出，这也正就是中华民族文明精神的灵魂所在。
 
    而屈原在《离骚》中之作为圣哲忧患精神所具足之自明性，则是以其包举其民族高贵血统的自我个性之内外的---平正的法则与神灵的原田---的意义与价值、责任与使命为其核心主题的。《离骚》：“皇览揆余初度兮，肇锡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彊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王逸《楚辞章句》：“正，平也。则，法也。灵，神也。均，调也。言正平可法则者，莫过于天；养物均调者，莫神于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为平以法天，字我为原以法地。言己上能安君，下能养民也。《礼》曰，子生三月，父亲名之，既冠而字之。名所以正形体、定心意也；字者所以崇仁义、序长幼也。夫人非名不荣，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应而名字之，以表其德、观其志也。”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李陈玉《楚辞笺注》：“不说出名字，以正则代名，以灵均代字，又是一样寓言。”王夫之《楚辞通释》：“平者，正之则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隐其名而取其义，以属辞赋体然也。”顾成天《离骚解》：“首溯其共本及始生之月日而命名命字，郑重之体也。”戴震《屈原赋注》：“正则者，平之谓；灵均者，原之谓。”闻一多《离骚解诂》：“摄提（寅年）为年之初，孟陬（寅月）为月之初，庚寅（寅日）为日之初。合此三寅，谓之初度，盖犹汉武改历，以甲寅之岁，正月建寅为历元，而名之曰太初也。《春秋繁露·二端篇》曰：‘以天之端正王之政’，天之初度亦犹天之端矣。”“天之初度为叙正四时之准则，故揆于初度之义而得‘正则’之名。”“初度者岁阴运行纪数之始，灵均为初度之体，正则为初度之用，是以揆于初度，既悟‘正则’之名，兼发‘灵均’之字焉。”游国恩先生主编《离骚纂义》：“（谨按）今考太史公作屈子传，明云屈原名平，而不著其他名字。刘向《九叹》云云，盖亦据《离骚》言之耳。然则正则灵均之为隐喻可知也。且古人名字，义取相近。此文若直云屈平，不特微嫌其质，且于文词不调。王夫之谓属辞赋之体当如此者是也。战国时若庄生之书造作名号，而阴寓其意者多矣。正则灵均盖其类尔。”由此可见，忧患精神的本真性存在的本质性要义它究竟是指什么！
 
     而其中的“定心意”、“崇仁义”却是很重要的。这正如《论语·里仁》：“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可见，仁、义，是人类灵魂的心灵史，它定当是忧患的中心内容。而：“仁”是内在的，“义”是外在的。《离骚》云：“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其中，内在性与外在性的属性，无论在语言文字的世界中，还是在思想感情的世界中，尤其在诗歌和哲学这两大门类中，可以说，缺一不可。而我必须要在此强调性指出的是，它的意义系列，深切地关系到天地人三才在认识论层面的建构。这就从纯粹理性的角度，彻底地回避和拒绝了一切庸俗哲学中关于---何为忧？为何忧？如何忧？忧什么？---的追问，从而使忧患回到忧患本身，并且，使一切形式归于一切本质。因为，忧患的意义它本身就是很苍茫而且很本质的。也正因此，由我对屈原《离骚》的从忧患的核心精神到忧患的中心内容的钩沉，可以见出，这确实是一切精神问题与一切伦理问题的最初的起点和最后的根据。当然，屈原之作为《离骚》中的上天下地中唯一的神游冥想的忧患者，他则是一切问题的最初的发问者和最终的回答者，并且，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同时也是一切问题的唯一而绝对的叙述者和解释者。这就是他根本不可能把总结或分析的把柄交给别人的根本原因。因为，他同时在事实上也在回避和拒绝任何偏离绝对与唯一化的歧义性阅读或异端性误读。（其实，整个中国的古典诗词的成熟时期的那些作品，也几乎悉皆如此。可是，五四以来的几乎所有古典大家，却都力图想要用概括和分析来代替研究，却又都根本不具有原作者的水平，也无居高临下的资质，是故反倒南辕北辙。）所以，他是几千年来，鲜有其真正知者的叙述与抒情的深刻的清醒者和高超的驾驭者。只因为，这就是只属于屈原个人的极端个人化的沉思与抒情，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心灵与文字的见证方式，是屈原的绝对性和唯一性的孤独悲歌。但有一点必须要十分明确地强调性指出的是，屈原是坚定不移地站立在人民性这一唯一的立场上说话的。他并非是在一时间一地域一民族中而只为一时间一地域一民族的权势势力说话。所以，它必然如《楚辞·九章·橘颂》所言，“秉德无私，参天地兮”。而这一点，在中国哲学中，当以《周易·系辞》所言为极是。《周易·系辞》言：“乾坤，其易之蕴邪（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毁，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所以，我再说一遍，一切正确的思想感情的归结点它必然就是天下人民。而非只是某一阶层的趣味或某一时段的权利或权势的中心。这一点，至少在目前看来，是毫无疑问的。
 
    而《周易》将宇宙正义（易之蕴）、天地精神、上下秩序（道与器）、变化通行，总括悉归于天下之民这一意义之原的立足点上，并把它定义和命指为天下之人民及其圣哲所要共同从事的事业，这也正是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的无穷境界及其所有意义的苍茫景象的初创性预流与终极性成就。这是一种唯一霸占所有时空的哲学与诗歌的精神、沈思与抒情的隐覆。所以，这个受命不迁的忧患者，他的绝对性与唯一性存在的标志，就在于，他必然是绝对而唯一的被放逐的忧愁幽思者，他必将要面对生命中的故国与精神上的旧乡，从而实现其孤独灵魂命运中的彻底的游魂与归魂。乃至于，他，就是中国数千年来沉思与抒情的先知。只因为，只有屈原，才把最纯粹的哲学与最纯粹的诗歌，用一种最为独特的介乎于共性史诗与个性沉思之间的悲歌文体的获得，酝酿了一场人间由具足极端个性的孤独与寂寞的悲伤诗人所兴发的一场具足可充足证伪性的精神风暴。《离骚》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王逸《楚辞章句》：“艰，难也。言己自伤所行不合于世，将效彭咸沈身于渊，（龙驿按：《离骚》上句云：“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王逸注谓：“彭咸，殷先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乃太息长悲，哀念万民受命而生，遭遇多难，以陨其身。”顾成天《离骚解》：“不曰国步多艰，但曰民生多艰，讳言之甚。”戴震《屈原赋注》：“概言民生多艰，所以自慨也。”闻一多《离骚解诂》：“民犹人也。本篇民字皆训人。”游国恩《离骚纂义》：“民生多艰盖指广大楚国人之遭遇而言。”所以，“民”，在此就是指人，今意即指人民。郭沫若《离骚今译》：“我哀怜着人民的生涯多么艰苦，我长太息地禁不住要洒雪眼泪。”其实，从讳言国步多艰，到真正的民生多艰，再到包括自我的人生之多艰，这既是沉思与抒情的复调，又是一种十分纯粹的极具个性化的为诗歌所独具的隐喻暗示，或借景抒情。所以，此“民生”，在诗歌的语境中，既指群体的人生命运，同时，也指个体的人生命运。这的确是蕴藉着屈原忧患精神、并具足内在性与外在性之基本内容的核心结构，或者就不如说是诗歌特具的词心。所以，在此意义上，《离骚》，它也就是对一切真正的思想者和一切真正的抒情者的寓言或寓说。所以，千古凭高对此，再休漫嗟荣辱，你已非逃无走！ 
 
   正因为屈原《离骚》的千古灵魂无有尽头，因此，将欲追问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则也深不可测。它是最纯粹的诗篇悲歌的历久弥新的一种绝对而唯一的甚有意味的形式。而且，屈原的爱故国爱人民的襟怀气度、屈原的上天下地求索抗行的悲剧人格，屈原的日月风雨山川草木的苦命流浪等，则都是根据一定的与天、地、神、人、事、物等方面的关系，而从最主要的精神特征忧患精神中引申发挥而来。---这就是精神的真实不虚的可证伪性特征的从属性原理。而在此，一切严谨学术的本质，则都是必须通过忧患精神中的忧患的特性或本质性存在来做出解释，而且，内在的忧与外在的患，则应该是永在的此在中的存在之本质一般。如果有一天，这也成为科研，那么，它必定就将是绝对而唯一的---石花漫漶般的破碎迷离、忧愁悲伤的科学集成。但它却是完全可以垂训后世的学术中之真学术、知识中之真知识，是一切悲歌中之大慈大悲的神圣的悲歌！
    但在理论上，无论如何，对《离骚》的忧患精神的私淑性界定方式（其实是一厢情愿的主观性意指），则很有可能成为我个人的学术旨趣的借景抒情。只因为啊，长久以来，我漫长的命运的本质，则都是由屈原和他的《离骚》赋予我的。离别的忧愁本身，已把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贯穿于我一生的精神的根本性的神圣诗哲般的虔诚领受之中。而且，在纯粹认识论的层面上，屈原的《离骚》，是彻底造成我在精神世界中对精神旧乡的永远的离别的忧愁的根本原因。只因为，从屈原到我，它那无限的悲思与悲情，则永远都是极其抽象的，而非是具象的。包括一切真善美、假恶丑，其在屈原《离骚》的诗性世界的因缘性存在，全都是这样，概莫能外！而在屈原与我之间，纯粹由语言文字创作与阅读所凝结而成的这种精神世界的几千万世的“相思”的互文性，则也是极其抽象的，而非是具象的。否则，对于我这类文章的写作举念，则可以说是因相当的莫名其妙而显得毫无任何的根据。而即使是有文献资料的旁征博引，或故作高深的哲学论证，以及寻章摘句的精确抒情，那也不成！那也都将是对屈原《离骚》诗篇悲歌的真正的辱没！那么，那怎么行呢？啊？
 
    忧患，从感性情绪到理性意志，最终到忧患精神的境界，其基本的思想意义的研究分析结构当为：第一层面，是由对忧患精神本身的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所构成的知识定义层面；第二层面，是由对忧患精神的怀疑、确知、反思、批评所构成的思想探索层面。但忧患精神的殊难命指，及其运止特征的难以驾驭，就在于：忧患精神它也是人类思想感情中相当危险的根源，它时时都有可能导致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对于各种命运和不同事情的迷惘感，由此，使我们在反映论、认识论的基础之上，也很有可能将会彻底地陷入于不可知论之中。尤其是，当忧患返回到忧患本身时，它便具有着其自身的彻底的殊难根本解决的感性与理性的困惑。那么，这也就会很有可能就会从根本上最终自己颠覆自己。这恐怕也是导致诸如像《周易》那样在思想方法上极端自信而神圣的书也具有“幽赞乎神明而生蓍”的根本原因。而屈骚精神的中心之中的忧患精神的甚可宝贵之处，就在于：它不但没有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回避现实世界的苦难，同时，在精神世界中，它却勇敢地深入到对忧患精神的思想的至为彻底的追根究底之中。这是由屈原的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所注定了的。它的确是屈原自我精神命运的不可逆转。由于这种精神命运的纵深行去的不可逆转性，其游魂的不可招回或并不能如期返回的归魂，则就造成了屈骚精神的永恒的孤独与寂寞。反而，无数世代的喧哗与骚动，不但无济于事，而且更加平添了屈原在所有时代（或曰永世）中的那种绝对而唯一的孤独与寂寞。从屈原的《离骚》的无所不在的游离，到《天问》的苍茫无际的垂问（在自我和宇宙两方面都是如此），已经可以见出，在屈原精神世界的自明性中，在他那举世无比的忧患精神中，所显现的还不仅仅是永恒的孤独与寂寞，更是一种苍茫永世的凄凉与冷落。只因为，盖世无双或遗世独立的智慧之境遇本来就是如此。这正如老子语云：“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即使是这样，而令永世肃穆、令人类肃然起敬的，则仍然应当还是，他那包举有限与无限的忧患精神的灵魂的力量。而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我尤其看重的是他的精神命运则是十分苦涩的，这就赐予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以深刻而玄远的本质。
 
    这就使屈原的《离骚》的忧患精神它那丰赡的抒情与深远的沉思，从现实与社会以入于自然的惊醒与诸神的梦幻，从而显示其骨气洞达般的无边的忧患与慈悲。因此，忧患精神本身，就成为屈原《离骚》抒发思想感情的唯一根据。否则，其所有的抒情则都将很有可能是莫名其妙的。这也就是说，屈原在《离骚》中，非常理性而感性地反思着他的终身存在的自在与他在、此在与永在的忧，而并非算术级地计算出他究竟要忧什么或忧虑多少，从而追求对自我悲痛的算术级的减少，这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也因此，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它不只是忧国忧民忧己的沉入于对象化世界的沈思与抒情，更重要的是，它是以非对象化的纯粹思想世界的游猎或游牧方式，对忧患的主体“我忧”（遭遇忧患者）本身离别的忧愁的沈思与抒情。这正如唐·李贺《致酒行》诗云：“我有迷魂招不得。”而《离骚》中所说的“既莫足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的诗歌自身的终极性判断，则无疑是屈原个人和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世界的无尽的期待与困惑。就此一点来说，它的诗歌抒情的有意味的形式，则还不只是屈原的个人悲怨与慈悲为怀问题。当然，美政理想它也确实是造成屈原《离骚》的忧患精神的根源性原因，这是不能不很明确地予以指出的，当然，这一点，也是为现代史家和《楚辞》学界所公认的。但是，这并非就意味着屈骚精神的忧患就仅仅如此。《离骚》所言：“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此中“灵修”是一词义的象征体系之循环，是以宇宙中与历史中之真善美比喻夫妇中的理想丈夫，进而又以此种楚国人妇悦其夫的称谓方式而以寓意君臣之中的君，而君又当是美政理想的象征，而此象征意义却又最终回归于宇宙中与历史中的真善美。如果从哲学角度凝视之，那么，过去的美好理想那是属于历史性的，而现在的丑恶处境这是属于现实性的，但忧患的精神它却主要是指向未来性的，而未来性它却又经由现在的现实性而回溯到过去的历史性。而这过去的历史性则是以一切的真善美而建构的，它的无限性也就正如未来的无限性是不可度量的，但其经典性的充足道德的正义及其美政理想与历史性的无道，则是可以以典型的近似于希腊哲学的逻各斯的正反合的方式、甚或是逻各斯之前的思想的聚涌与逻各斯潮流的方式而被喃喃自语般地叙述着。是的，这就是在屈原之前之后的中国诗歌史和中国思想史上再也不会拥有的文史哲兼具的百科全书般的史诗性抒情。这就是屈原《离骚》的精义所蕴，是作为诗人屈原的传统与个人才能。是博闻彊志的屈原自性所居的存在本质。这正如沈曾植《寐叟乙卯稿·北楼》所云：“风物萧条依晚楼，离骚谁为解离忧。”所以，这就从而提醒我们，屈原灵魂的远游所裹挟着的忧患精神的圣哲的思想感情，及其在精神命运世界中的无限性，它从指迷赋格的视界来说，它确实是根本不可测度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以其晦涩性存在而掩盖其澄明性存在。
    而究其内与外的存在关系而言，屈原之对自我与宇宙的关照，究其本质，则就是中国文人之与书斋的缘在性存在的象征。它并非只是韩退之式的“发潜德之幽光”，或马丁·海德格尔所言的解蔽与敞开的那种有关存在之澄明，而就是同时一直向内与向外的纵深行去的而只关乎精神命运之出游与回归的澄明与晦涩。这也就是屈原《离骚》忧患精神的殊难把握之处。因为，屈原事实上在《离骚》中只游牧或游猎灵魂。他是中国文明史上，唯一只用可以辨认和求证正义之心的诗篇而纯粹游归灵魂世界的先知意义上的诗人。也正因为如此，陈子龙《陈卧子安雅堂稿·卷三》曰：“二子（此指屈子、庄子）所著之书，用心恢奇，逞辞荒诞，其宕逸变幻，亦有相类。”而那主要是因为，屈原可以无视大地，但他不会放过大地上的花草木石、山川道路；屈原也可以无视一切的外在性存在，但他不会放过一切的内在性的存在。还有极其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绝不会背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中的那种替天行道的宇宙与历史的正义，并不惜以生命捍卫之。屈原《离骚》云：“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用《礼记·中庸》开首语言之，即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离骚》的诗性就是屈原的本性，而屈原的本性则就是屈原“内美”与“修能”中所兼具的天命之性与率性之道。这在我看来，它既是孔圣门徒所传之精神的教义，也定当就是中国诗歌的宗教！
    这也就是诗人屈原，他虽因放逐而远离人民，但他却在人民大众心中永铭不忘的根本原因。并且，正因其屈骚的精神永远承传在中国人民的心中，而成为中国人民的心声，故屈原及其《离骚》，它也就定当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民心之所向的象征！那么，这时，屈原《离骚》中所忧患的个体的“清白”与群体的“美政”，则恐怕就不只是在现实社会这个基本的层面上而只属于屈原个人的了吧！至少，如屈原《离骚》所云：“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噫！而我，也许就是，从现在出发，经由过去，把我心灵的朝觐，变为对屈原《离骚》从一笔一画到一字一词的探索。犹如我在《空白十三行·作者题记》中说：“我要跟我的神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