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说法没有错，一起共患苦难经受磨砺的人，相互的关系当然不同一般。只是对于残疾人来说，还要再加上一种，即：病友。我说的“病友”不是指通常在某一所医院一间病房治疗过某种疾病，或三天五日，或十天半月。出院了，提着自己的东西，道一声再见，就真的永远再见了。即便就在一座城市，某日在某个街口店门见面了，至多是问声“你好”，或者，即便你记得他，而他早不记得你了。对这种现象，也不必感叹，大千世界，千千万万的人，本来就是匆匆忙忙的过客，正如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一个小品的名字：《都忙》。大家都忙，忙着工作，忙着学习，忙着走各自的路，挣各自的钱，淡薄一些无关紧要的关系和来往，是很自然的事情。我说的“病友”是这样一些人：一起度过生命最困苦的岁月，一起经历非一般人能够理解的精神折磨，一起鼓起过希望的风帆，又一起无奈地感受那希望像折了翅膀的鸟儿，从天空沉沉地跌在地下。

　　昨天，我又接到史大哥的信了，而且是一封打印的信，整整齐齐，有一页半纸之多，我让保姆大概数了数，有一千五百个字。我知道，史大哥半年前买了电脑，艰难地学练打字，他告诉我，这封信是他自己先在电脑上写，而后打印出来的，虽然很慢，但很高兴，当看到自己击打键盘，荧屏上显示出自己希望出现的字时，像小时候父母把着自己的手，写下第一个字一样愉快。

　　史大哥还在信中告诉我，他接到红春的电话了，以前都是书信往来，这是十多年来头一次接到红春的电话。史大哥说，听筒里传出红春的声音时，他一时都不知道和她说什么好了。其实，几天前我也接到了红春的电话，心情也像史大哥一样。红春和她的父母住在乡下，最近家里新装了电话，电话一接通，红春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和史大哥通话。

　　史大哥和红春，都是我在北京昌平的一所医院里认识的。

　　１９８７年，我们在各自的家中同时在电视上看到了一则消息：昌平有个天寿山卫生院，专门收治各类瘫痪病人，我们便不约而同地拖着瘫痪的病体，来到天寿山卫生院。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所不大的小医院能诞生奇迹，但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卧病在床足不出户的人，能有个机会认识一两个患同样疾病的人，便足以让我们兴奋一阵子了。共同的感受，共同的折磨，共同的希望与共同的忧患，使我们之间的感情一下子贴到了一起。

　　卫生院离明十三陵的神路不远，环境幽静，连远处道路上车辆驶过的声音，都被繁茂的树木滤去了，耳边常响的只有歌唱般的鸟鸣。我们来的时候，正是春夏交替的季节，气候不冷不热。白天做治疗和锻炼，傍晚，我们便乘着轮椅去神路。长达七千米的主道上，建有牌坊、碑亭、华表、石兽等建筑与石雕，路旁数百年的松柏苍劲高大，每一棵都是饱经风霜的模样。

　　晚风中，我们就在这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道路上，相互倾诉着被命运击倒时那难以追忆的瞬间。

　　五十三岁的史大哥是天津人，中学毕业后到河北邢台农村插队，由于他做事踏实，为人忠厚淳朴，五年后，选调到某矿务局当了一名煤矿工人。二十六岁那年，刚当了三年工人的他，在井下施工时被砸伤颈椎，导致了高位截瘫。

　　对残疾人来说，接受现实是一种极为残酷的事情，而坦然承认自己的残疾，更如同从炼狱里走过一遭。瘫痪后的史大哥把自己埋在书海里，用伤残的手臂艰难地翻动书页，指望书中的世界能够使自己忘掉现实中的痛苦。然而，这痛苦还是像钻入肌肤的水蛭，你越想除去它，它粘附得就越紧。史大哥认识到，应当重新审视自己面临困境时的生活态度了。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坚强。他开始练习写字，将圆珠笔夹在手指缝里，再用左手捧着右手写，时间久了，他写出了很棒的一手字。然后，他开始用书信构架通往各地的亲朋好友心灵的桥梁。他的生活开始展现新的色彩，日子不再那么单调，每隔三天五天，都会接到朋友亲人的来信，向他展示外面世界的风采。他的生活越来越丰富，热情也越来越高涨，他还写了一部十万字的科幻小说：《海洋人》。

　　因为史大哥的双手都失去了功能，只有两臂可以动，我问过史大哥，你是怎样练习打字的？史大哥告诉我，他动了不少脑筋，反复试了多次，最后选择了一种方法：在两个手心上各套一个铁丝圈，拧在一起的两端再向下延伸出一小段，做能够击打键盘的触头。史大哥风趣地说，自从他有了“人造手指”，现在，每分钟能打四五个字了。他还说，寄给出版社的小说《海洋人》被退回来了，但他不会气馁，他已经开始在电脑上修改这部作品了，他相信作品一定有问世的一天。

　　我有电脑前，史大哥曾多次来信鼓励我练习写字，但我终因无法控制脱臼一样绵软的手腕，而不能画出半个字来。现在，这垂坠的手却在电脑键盘上歪打正着地派上了用场。电脑带给了我重生一般的喜悦。我把这幸福说与史大哥和红春，其实，他们早就有了使用电脑的念头，见我已经开始使用，随即都买了电脑，学习起来。

　　生长在福州的红春，高中毕业后到汽车运输公司当了一名工人。好学上进的她一直没有放弃求学的念头，经过努力，终于拿到了福建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在那所艺术的殿堂里，她饱蘸青春的汗水，用美丽的色彩描绘着自己的未来。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她希望之花即将绽开的时候，灾难降临到她的身上。

　　那日，红春为了完成毕业作品，和同学们到郊外写生。时近黄昏的时候，他们收拾好画夹准备去公共汽车站乘车返城。这时，红春听到有人叫她，声音是从一辆大卡车上传来的，声音刚住，车也停在他们旁边。这是红春原来工作的运输公司的车，驾驶员是她熟悉的同事。那是个热心人，手一举，说都上车吧。红春和同学们嘻嘻哈哈地上到车厢上。

　　迎着夕照下柔和的风，车又重新启动了。万万没想到的是，车开动不久，由于道路不好，会车时，一下子翻倒在路边，原本载满欢乐的车厢，成了上演悲剧的舞台。红春再也没有能够站起来。

　　那场车祸距今已经是二十年了，现在，红春也已经人到中年。离开天寿山卫生院后，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没有电话的时候，我们就写信，我说一句，保姆替我写一句。红春因受伤部位比我低，胳膊手腕尚能活动，但手指功能已经丧失，每次写信，就让家人把笔固定在自己握成拳状的手指上。红春的文笔很好，或许是学美术的缘故，写出来的字不仅好看，而且很有个性。每次看完她的来信后，我都要让人把信拿远一些，再端详她那美丽的字迹。有了电话，我们可以在电话里听到对方的声音，交流自然也更加方便了。

　　记得在天寿山时，我们结伴去长陵和定陵，那时我卧床十一年后刚刚练习坐轮椅，轮椅是民政局配发的，人们都说像诸葛亮坐的小推车，稍稍有点高，但坐上去感觉挺合适。可对于我却是件难事，最初保姆小红把我抱上小推车时，我眩晕地不知身在何处，脸也白了，嘴唇也紫了。练习过多次，才逐渐适应。

　　从卫生院到长陵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到定陵要远些。对一般人来讲，这点路程实在算不得什么，可对于我就不同了，因为是刚刚练习乘坐轮椅，感觉很艰难，常人举步可至的距离，对于我却不啻是一次远征。坐在轮椅上，速度慢还好，稍微快了点，就会觉得马上要摔下来，仿佛轮椅随时都有散架的可能。瘫痪的身体丧失了平衡能力，不能自控，没有一点安全感。要不是有红春做榜样，我这辈子恐怕都不会再有坐轮椅出行的勇气了。

　　那天，小红推着我，红春的亲戚琴推着红春，我们两个人的车子一前一后走在通往皇陵的路上。路上车少的时候，我们会并车齐行。我们四个人都是第一次去长陵，一个星期前我们就决定了。决定是决定了，但在床上躺惯了的我，想起坐轮椅的滋味，心里就犯怵。可是，都答应红春了，哪能说不去就不去了？毕竟，看一看皇陵也是我许久以来的愿望，清东陵在遵化，离唐山很近，在学校读书时就说去，可一直没去，自己瘫痪后，想也不再想了。现在，离皇家的陵园只数里之遥，又有同伴一起去，说什么也不能退缩。像我和红春这样的人，也许，以后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轮椅吱吱嘎嘎地前进着，红春将手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看得我很是羡慕。这种姿势，我的手臂是绝对做不来的，我的手臂只能垂在身体两侧，时间长了便像坠着一块石头一样难受。一路上，红春有说有笑，我却觉得胸闷气短。车速并不太快，我却感到耳边有风，在呼呼作响，刮得头直发晕。长陵就在面前，可总也走不到。我已经觉得坚持不下去了，又不愿扫大家的兴，正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后面的红春和琴突然笑了起来。小红把我的车子停下来，转过车身，看到红春的轮椅停在那儿，琴跑向路边去捡东西。原来，红春轮椅的前轮掉了，叽里咕噜地滚了老远。这件事如果发生在我的车上，我肯定会紧张死了，这时却听红春大声说道：“人残了，车也残了。”笑声就是说这话后发出来的。

　　那时，红春受伤致残才三年，能这么轻松洒脱地说出“残”字，只此一点，就比我要坚强。尽管我从没回避过伤残的现实，但我能说出“残废”或“瘫痪”的字眼，则是在我受伤十多年以后了。

　　看红春在笑，我也笑了起来，笑声驱走了烦恼也驱走了疲惫。我问红春：“还能走吗？”红春说：“修修看。”小红和琴不知想了什么办法，终于把那滚落的车轮固定在了轮椅上，推了一段距离，感觉还行。

　　我们就又上路了。路上，那前轮又掉了几次，有了前一次的经验，只几下就又装上了。就这样反反复复走走停停，反倒不感觉道路遥远了。当那深红色的陵园外墙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一路的辛苦感，全没有了。我们在陵园里慢慢地转着，四周没有一个人，只有斜阳把古树的身影拉得越来越长。一位诗人写过一首关于皇陵的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腐朽的是帝王的尸骨，不朽的是人民的艺术。”流年似水，时间把所有的辉煌和难堪都变成了历史。皇陵的建筑是辉煌的，那辉煌是人民创造的。皇帝的尸骨是难堪的，那一抔碎骨是皇帝自己的。当过皇帝的人如此，又何况常人乎！珍惜生命，珍惜活着的时候的每一天，无论对于常人还是残疾人，都是一个道理。

　　回卫生院的路突然变得短起来，而且红春的轮椅前轮也没有再滚落。只是我们都没再说话，我们都在想着生命的意义。尽管我们没有交流，但我敢这样说。

　　此后的一天，史大哥对我说：“红春说，你们去长陵回来，她想了许多。”我说：“我也一样，我也想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