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９年元旦的前一天，医院决定为我实施气管切开手术。

　　对于实施这样的手术，全家人都有些犹豫而无奈，但我们都已经没有任何别的选择。

　　十多天前，我突然发起了高烧，而且持续不退。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便请大夫到家中进行治疗，每日上午输一瓶液体后，体温就降了下去，可到了下午就又升了上来。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更加厉害，炎症已经侵蚀到了肺部。高位截瘫的我是没有力量咳嗽的，痰液不能及时排出，又导致更重的炎症，渐渐地我已感到呼吸有些困难，左肺几乎听不到呼吸音了。

　　那些天，父母整日都守护在床边，两床厚被子盖在身上，头上包着绒毯，只露出吸气的鼻子，两只灌了开水的热水袋放在身体两侧，肌肤烫得灼手，可寒冷的感觉却始终无法驱走。

　　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严重的病毒引起的流感大流行，京津唐地区有很多人患了病，在唐山，好几所医院里的走廊上都住满了病人。

　　看着我的病情一日比一日重，父母把我送到医院。检查一结束，医生便告诉父母，准备实施气管切开的手术。大概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医生还一再强调这是个普通气管手术，只是为了插进管子帮助患者呼吸，一旦病情稳定，撤下管子，伤口很快就能痊愈。

　　病房比较宽敞，白色的窗帘垂挂在窗户的两侧，躺在床上看天，天只有窗户那么大，紧闭的窗户遮不住外面劈劈啪啪的爆竹声，新年的喜庆已经弥漫在大街小巷。我不知道自己所面临的是什么样的一场折磨，昨天上午，护士将长长的吸痰管从口中通向气管深部去吸痰，那绵软的胶质管子在咽喉中穿行，让你抑制不住地想呕吐以阻止它的通过，但你又必须以更大的忍耐克制自己，来配合护士的治疗。插完管子只是第一步，随着吸痰器的轰鸣，吸痰管不停地在气管中旋转抽动，每触碰一下气管壁，都是一次钻心的疼痛。管子就这样插进去，抽出来，再插进去，再抽出来。痰液抽出来多少，我没有感觉，只感到肺叶中所存不多的氧气都被吸了出来。我的呼吸更加困难，急促地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床边围满了医生护士。母亲说：“林梅，明天就开刀，气管切开后就好了，挺住。”

　　金属的碰撞声让我意识到手术开始了。

　　为了将颈部和胸部尽可能多地裸露出来，便于手术和防止术后感染，我换上了一件大Ｖ字形领的衣服。然后在床上躺平，大夫将枕头垫在了我的颈背部底下，让头部尽量向后垂下去，使脖子最大限度地挺直，手术的步骤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胸膛里一直有个声音咚咚作响，可我已经感觉不出是紧张还是茫然，什么也不愿去想，什么也不愿去问，空落落地只剩下了一颗孤寂的心。大夫将一块学名叫洞巾的布盖在了我的脸和脖子上，只露出需要手术的部位。

　　参加手术的医护人员在临时变作手术台的床边忙碌着，我的眼前一片漆黑，盖在脸上的布散发着浓重的消毒水的气味，医生叮嘱头部不能有一点晃动，我僵硬地保持着那个姿势，他们开始为我消毒，冰凉的药棉触碰肌肤时，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药棉在两根锁骨的中间部位反复擦拭了几遍，随着注射麻药的针头刺入肌肤，一切感觉都消失了。

　　手术很快就做完了，从大夫们的对话中我感觉到了手术很顺利，我也轻松地舒了口气。几天来的“这次恐怕不行了”的念头到了此刻才算松弛了下来。好多天来没有好好地说说话了，此刻，很多积压在心里的话儿在涌动，想说出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觉我竟一点儿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这突如其来的感觉让我一下子紧张恐惧到了极点。天哪！这是怎么回事？连日来的病痛折磨，让我无心去顾及手术会对身体有哪些影响，切开气管后不能发出声来我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大夫和护士以及其他人也没有给我一点点提示。心理上猛然遭遇这一冲击，让我仿佛坠入了万丈深渊，那份无助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一次一次地试着发声，可喉咙里安静得就像太空。哀痛像个巨大的黑洞把我整个地吸了进去，那一刻，简直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脖子上开出的洞用一节塑料管撑着，氧气管直接插在了里面，自从气管切开后，咀嚼进食也已经变得不容易。护士取来了胃管，从鼻腔一直通到了胃里，鼻孔外还留有半尺多长，用胶布固定在脸颊上，进食时通过管子，用注射器将各种勾兑好的营养液一点一点地推入到胃中。

　　氧气管、输液管、导尿管和胃管，在不同的部位插入体内，手指上还接上了观测体温和观察血氧的仪器，活脱脱一个外星人，一个垂危的外星人。

　　交流成了手术后最现实的困难，一个小小的表白要费许多周折才能让别人明了。我反复地说，三四个人盯着我的口型猜，即便这样，仍是半天猜不出我的意思。后来，哥哥想了一个办法，他把我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逐条地写在纸板上，再逐条指给我看，我只需首肯即可，这样，交流起来就方便多了。

　　吸痰简直是一种酷刑，吸痰管从脖子开出的洞直接下到气管的深处，为了更有效地吸痰，常常要加大吸力，再加上吸痰管在气管中不停旋转抽动，与黏膜免不了的触碰摩擦，这巨大的刺激每次都使得双手无奈地剧烈颤抖，像是作最后的挣扎，取出来的吸痰管上总带有几寸长的血迹，每一次吸痰都像是进了一次鬼门关。

　　手术的第三天，王静洁、苏晓明捧着一束艳丽的鲜花出现在我的眼前，为了防止交叉感染，医护人员不让她们进屋，她们只能站在门口。小明伸出食指和中指作出Ｖ状，静洁则握紧拳头示意我要坚强。

　　战友和同学们的问候纷纷传递到病房，给我增添了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力量。

　　世间的事，往往巧得让你无法解释。一日，耳边传来了邻床一个与母亲年龄相仿的阿姨和母亲的对话：

　　“这是你什么人？”

　　“是我闺女。”

　　“她是怎么受的伤？”

　　“还不是那次大地震”

　　“咳，那场大地震可毁了不少人哪！我闺女的战友就是在地震中被砸成了高位截瘫。”

　　“我闺女也是当兵的。”

　　“你闺女叫什么名字？”

　　“叫王林梅。”

　　“哎呀，她就是我闺女的战友哇！”

　　“那你闺女叫什么名字？”

　　“我是刘颖明的母亲呀！”

　　“哎呀！是你呀！”

　　母亲惊喜地伸出手和阿姨的手紧握在一起。

　　刘颖明和我是同批入伍的战友，地震前两天我还去她家看望阿姨，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谁也记不住谁的模样了。我将头慢慢转向阿姨，阿姨摆摆手，眼睛里流泻着炽热的光。

　　刘文荣、刘颖明围拢在我的床前，心里纵有千言万语也发不出一点声息，我只有将目光在战友们的脸上不停地移动着，刘文荣的眼里含着泪水，不住地向我点着头：“林梅，别着急，好好养着。”战友们离去了，望着战友离去的背影，我让眼泪尽情地在脸上流淌。

　　第二天晚上，文荣下班后又来看我，她带来了他们中医院最出色的吸痰能手，一个叫孟洁的年轻漂亮的姑娘。她细心地挑选着吸痰管，将最细最软的轻轻拈起，然后将其缓慢地下入气管，开动机器，轻柔地抽动。我的手不再抽搐，管子上也不见了血迹。文荣说：“转到我们医院来吧！在那儿我照顾你更方便些。”

　　转到中医院没几天，我的病情就真的奇迹般地稳定了，体温也降到了三十七摄氏度多。文荣每天来看我好几次，给我的关照真是无微不至，那一阵子，她成了我战胜疾病最强有力的支柱。文荣是部队女篮的中锋，我拿到球后都传给她，如今人到中年，她接过的已经不再是篮球，而是我的生命。

　　在战友们的关怀鼓励下，我的病情终于一天天地好了起来。

　　一次，我又感冒了，一把把药实在不愿意再吞进去。刘文荣她们几个就在身边，文荣开玩笑说：“你还想再切开气管？”我说：“不是想切开气管，是想再好好回顾一下战友和同学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