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起，中央的分工比较明确。刘少奇主管国内统战，毛泽东负责国内外大局，周恩来以及他倚重的陈云负责经济方针，下面各部委配合。然而50年代中国在国际斗争中的一系列胜利，鼓动了毛的革命热情，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义阵营长期以来无可争议的领袖--斯大林死去，以及显然在能力资历和威望上不够格的赫鲁晓夫最终夺权，毛开始了与赫鲁晓夫争夺共产教皇、世界革命领导权的竞争。其中，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具有地震式作用的1956波匈事件使毛泽东威望急剧提升，赫鲁晓夫威望急剧下降，也打破了当初刘少奇与斯大林之间达成的"苏联管欧洲革命，中国管亚洲革命"的基本分工。到1957年可以看出，毛豪情万丈地开始挑战苏联的领导地位，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企盼着有更加强有力的动作和先进的模式，获得世界革命的样板地位。故此，于1956年提出了所谓"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讥讽苏联老大哥的共产主义目标"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以"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为口号，希冀在短时期内进入共产主义。1957年底，在风光无限的莫斯科全世界共产党大会上，毛受到赫鲁晓夫苏联经济成就报告的刺激，针锋相对地提出15年赶上英国，当晚电报拍给北京的刘少奇，开始鼓动"大跃进"。1958年一年大炼钢铁，提升工业指标，并开始推行人民公社，要求"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毛在建国9年以来第一次直接指挥经济活动，实际完全搅乱了"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的方针和原有的经济政策思路。1959年初，国民经济明显受到重挫，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出现饥馑，浮夸风大行其道，被毛当作击败苏联、树立"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人民公社遭到普遍质疑。为此，7月份，召集了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在庐山召开"神仙大会"，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政策，听取意见，降低指标，实际是纠正"左倾"经济政策。

    然而，会议暗流汹涌。毛主动开会，一定程度上是"自降身价"，愿意主动承认错误，把经济政策决定权交回一部分到技术官僚手里。但从毛此时的心态来说，完全中肯的批评其实听不进去，过高的地位、长期的权威浸泡使他本人很难接受"难听的话"，而对个人发明的经济模式的珍视，对这种模式在国际上取得领导地位的工具性作用的执拗，以及对模式背后所谓"路线问题"的看重，严重阻碍了对这种模式的全然客观批评。这一点，很多高级干部不是看不出来，就是虽然看出来了却仍没有把握好批评的分寸，首当其冲的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出国参观访问了半年，与东欧一些国家的高级领导有所接触，听取了他们对波匈事件的认识，总结自己的感觉是：不怕敌人，就怕党的路线脱离群众。回国以后，眼见各地灾民盈野，回想幼时亲弟饿死路边的故事，痛感我党路线已十分危殆，加之直率莽撞的性格，一上庐山，就欲在会上将意见和盘托出、彻底纠左。与彭德怀大体意见一致的，包括其老战友黄克诚，以及张闻天、李锐、田家英、周小舟、周惠等人，胡乔木也基本支持这种意见。他们说毛亲自到前线指挥经济，结果碰了个大钉子，自己也知道转变了；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匈牙利人一年吃40公斤肉尚且闹事，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要请苏联红军；毛对经济太外行，还是总结革命经验专门搞理论著述好一些。

    纠左一派的观点并非全然错误，然而很容易触犯毛泽东"我有错自己改，他人不可面责"的忌讳，在毛对批评意见持开放态度时，纠左者与毛仍能暂时共存。一旦纠左者的意见公开化，或毛对其产生了抵触，开始"上纲上线"，会议就会产生严重冲突。这正是庐山会议演变的线索。

    3号会议下达毛拟定的18个话题，表面上畅所欲言，但李锐感到对"三面红旗"仍持肯定态度，纠左的目的无法达到。彭德怀私下说毛泽东听不进意见，不是党的作风；在西北局分会上，多次发言或插话，从几个方面批评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12日，张闻天找彭德怀谈话，警告彭德怀"会议的压力很大"，只能说好不能说坏，毛整人很厉害，像斯大林晚年。彭德怀认为毛还是会自我批评的，告诉周小舟自己很多意见没有在发言中强调，有些没讲清，打算写一封信递上去，周小舟表示支持。彭觉得写信不易，当日下午去毛的住处想面谈，但毛在睡觉，面谈不成，又决定回来写信。14日，信件拟定，由秘书直接送毛的警卫员，5000余字，后称"万言书"。万言书第一部分是"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列举了一些数字，总结为"有失有得"。第二部分是"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后来成为众矢之的，大致包括说农轻重比例失调有政治问题，"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轰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反右容易纠左难等。这四点加上前面的"有失有得"，成了后来彭德怀遭到批判最为核心的五点。21日，张闻天在其小组发表3小时讲话，基本上支持了彭德怀。

    站在毛泽东的角度来讲，对庐山会议反对意见的反应也是渐变的。10日晚上，他曾邀请李锐、田家英等纠左观点者在住处交谈，其中大家讲话都非常开放，一些过分的话也都说了，毛也大笑了之。14号晚上毛一拿到万言书，就感觉心里不对劲，于是本来是私下提意见的信，他批示印发交大会同志参考，已经表现出不满和扭转风向的意思。7月16日，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毛泽东又连续看到两份关于基层干部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材料，说全民炼钢"得不偿失"，"劳民伤财"，只算政治帐，不算经济帐；"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是"人为的产物"，是"心血来潮"。接着又是外交部的报告，说在苏联干部中普遍流传着有关中国当前某些困难情况的说法，认为中国共产党犯了路线错误，询问以后遇到此类问题该如何应对。接连不断的直接指责一方面打击了毛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建设样板的"人民公社"的权威，使毛感到自身正确路线的简单反思已经开始扭曲为对路线本身的攻击；另一方面，这一连串批评无疑严重伤害了毛的个人情感，使其怒火开始积聚。7月21日，《真理报》全文刊登赫鲁晓夫在波兰视察集体农庄的发言，其中暗含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22日毛得知大略情况后，终于忍无可忍。此时他已经将庐山会议中的党内批评与苏联领导对人民公社的国际批评相联系，不甘于在与赫鲁晓夫的斗争中落于下风，进而将问题严重化为国内外反对势力对自身正确路线的一次进攻，于是在次日，也是庐山会议转折点的23日，发表了震惊全会的长篇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