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真美好，上帝不好当

——从电影《八部半》看电影、人生及其他

这部由剧情片大师费里尼拍摄的经典影片，却有着浑然天成的先锋实验和行为主义电影的气质。影片所要表述的内容核心，是一个导演努力地想要拍一部电影而最终却没有拍成的“故事”——在这个不断走向失败的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其实都是主人公内心迷茫、焦虑和痛苦的外化，而那个人正是导演费里尼的自我写照。

解读电影《八部半》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首先是因为我对于这部电影的自居感一直很差，影片里有许多地方我至今还是难以理解。记得前两次看《八》片的时候，没过半小时就睡着了，以至于到第三次看的时候索性从睡着的地方开始看。除了那流水般的镜头以外，它的黑白影像一直在努力地驱赶我离开。所以，我一直觉得这部片子是那个胖子做的肥大的梦，而且不希望有人在他做梦的时候打扰他——可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把它拍出来呢？

其次是因为这部电影别人的解读已经相当详尽完备，于我难有插嘴的余地。光听香港著名演员吴孟达这个《八》片的超级大粉丝在DVD里的评论音轨，他的见识和评论穿插在他对《八》的溢美之辞中间，就足已了解电影里每个场景的独到作用和它们所散发出的“独特魅力”——也就是《八》给许多电影人（和电影有关的各种人）那么多热爱它的原因和道理——“尤其是那种制作电影时的艰辛，其实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快感”，但是这个快感是从何迩来的呢？

他人的见解终究是他人的，虽然可以拿来抄抄，把文章撑到足够的长度，但却没有了所谓“创作的快感”，即便写的时候很痛苦，别人看到的时候自己总会有所满足，当然东西也要分好坏。

我想，这是不是和大多数拍电影的人的想法相同？

创作，过程中永不满足，到最后才能满足。也有可能达不到当初的期望，但“从无到有”还是着实能填补付出后的空虚的。也许，它就是支撑着人们向前向上进步发展的内心的隐秘力量——简单而美好！

在《八部半》里，拍电影的人都是怪人，特别是导演基多，更是个满脑子意淫的“狂魔”，但外表却是意大利男演员马斯洛·马斯楚亚尼，仪表堂堂正人君子，这和现实里的情况差别不大。

电影是由场面构成的，每一个导演都在追寻下一个梦寐以求的场面（景），但他们同样也是凡人，生活在普通的凡俗尘世间，他们的生活可能甚至比普通人更加平凡和庸俗。然而他们的工作和职责却是让自己和观众摆脱现实世界，在白天的时间造梦，构筑令人意想不到的场景奇观，所以他们比普通人更累，遇到的困境更多。面对每天的询问，制片人、编剧、演员的，或是妻子的，导演造的梦就是开枪自杀，或者被一只气球吊起升上高空逃离这个令人窒息的世界。

这个气球是电影么？

然而，气球到了一定的高度，会因为气压造成破裂，那么什么是电影的极限？

现实中，拍电影的人也都是“怪人”，努力地去制造或者说是描绘“潜意识”，目的是为了精确地表达某种东西，而描绘“潜意识”的工具又是那么现实而又具体。

如果我们的思维能够跳回到电影发明以前，用前六大艺术的眼光再来看现在，那导演电影不是无异于脱裤子放屁吗？一个博弈于现实和电影（梦境）的悖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心甘情愿地钻进编织美梦的陷阱，面对的却是比现实更为残酷的世界，艺术创作变成了解决一道道现实的难题，“片场即战场”。导演提着皮鞭，迎面一个体态浑圆的肥女人，那女人胖得就像……我差点笑岔气，这是片中最富想象力的场景，它所影射的，几乎涵盖了电影制作过程中各个层面上遇到的所有问题。与其他梦幻场景不同的是，它更具形象性，更诙谐幽默，直接点中电影人记忆中的要穴，于是产生强烈的快感。

影片结尾那些排队的人群，没有规律地扭动肢体，手拉手地跳起圆圈舞。我看见的第一层就是庸俗至极的形象，对比度极强烈的黑白画面让我害怕胆寒焦躁不安，那就是我在片场体验到的不止一次的深刻的狂乱。把这一层庸俗的幻象剥离开来，导演对生活本质的呈现，透露出一种无望之后的放弃。《八》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写实的电影。

爱情和电影应该是相通的，她们都是应该摆脱现实的拘束而却又始终不得的东西。婚姻和电影也是相通的，她们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而不断解决问题的过程。

《八部半》中的导演，他的妻子认定他在外边有一个情妇，每天都追着他争吵，爱情消失婚姻陷入困境，成为他另一个创作匮乏焦虑的原因。于是，爱情和电影就成为了他艺术人生的双重负担，或者说是他的双重梦魇。有才华的男人碰上这样的两难境地，也算是“惨无人道”了，惨得都没有人能够诉说。拿生活的僵局与之相比，婚姻的绝境更困扰一个男人的内心世界，这最终强迫他需要以如此有条理地陈列他的梦魇（富有诗意的镜头运动和画面组接），使自己的状况有机会得到倾诉和释放。

另一个强迫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是孤独。

片中人物众多，却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同基多形成交流共鸣的，他过于执着于他所想表达的东西，也过于自我甚至有点恃才傲物，总是一脸倦容或是愁眉不展，经常在与人交流时被突发的思路打断（影片也是靠这个来转场），别人就很难进入他的世界。抑或创作往往带有激烈的攻击性和斗争性，自然而然地与其他人（场景）一起构成了片子的外在冲突。

童年时的阴影也许是形成这种性格的因素之一，喜欢独处、迷恋不寻常的事物（对女人独特的审美品位），越是遭到压抑越是淤积力量到持久的爆发。久久地深陷回忆之中，难免与日常现实产生隔膜，舞台化的调度加强了这种梦境的设计感。

死亡在《八》片中的形态是很谐趣的。

基多亲自把他的父亲扶下了荒地上的坑洞中，父亲自己也很乐意迅速地撒手人寰，在儿子的帮助下消失，进入他一生必须的终点——坟墓。这个短暂的场景来自费里尼的自嘲精神，个中情绪的戏谑程度比影片其他各处都更强烈，虽然缺乏造型上的漫画感，核心倒是充实着漫画的意味。导演费里尼运用他早年的生存手段，描绘并挖掘出生命逝去时背后所蕴藏着的喜感和生机，他是站在一个相当的高度上来审视人生的终局：生未必是好事，因为混乱；死未必是坏事，因为静谧。

电影里另一处死亡也是由基多“制造”的，剧场里基多被一旁的制片人烦得不行，最终对他宣判了死刑，两名剧场工作人员像处决墨索里尼那样对制片人实施了绞刑。在下一个镜头中，制片人被蒙着头，身体整个吊在半空中，背后是剧场座椅。这是很明显的一次表现导演控制欲的动作，是基多用以证明自己才是剧场的王、剧场的上帝，主宰与艺术有关的生杀大权。而这个想要成为上帝的念想，是人们想要成为导演最原始的驱动力。它驱使着人去想象去追寻，制造梦寐以求的场景，用他们构成世界，又在这个世界里面建立属于自己的游戏法则、生存法则、价值观和是非观念。

当然，只有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它才能令人信服地成立。可惜，如前文所述，导演创造世界根本上一点也不轻松。生活本质混乱，能够搭建起一个框架便已经很难得。何况在丰富它，使它变得真实的过程中，上万个乃至上亿个有待处理的各式各样的古怪问题会整得你焦头烂额。

更为艰难的是，真实是一个无法用度量衡来计算的东西。人们很容易迷失在假象和真实之间。

电影的真实更加难以捕捉，它的真实是建立在每秒24格的静止的胶片上，那会动的画面只是光造成的幻觉，所以无论怎么看，依然无法改变你“所见非所见”的那些并不存在的事实。

不过，有种人就是具备“无中生有”的能力。基多是一个，他使劲模拟了一个他所在的世界，而幕后的费里尼潇洒地丢给你一个“不知所云”的《八部半》，告诉你：你看到的就是梦就是幻象，它不可能“真实”；但是，那些梦，那些怪异超群的形象，却让你体味到了真实的生活——因为混乱、因为焦躁、因为迷狂、因为茫然——它们构成了人生的种种，他把它们统统扔进了这部电影，流水的镜头跳动的剪辑，他的意识流比苏联电影更具有现代感的诗意情趣。

我不得不认同费里尼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作于2008年7月2日星期三凌晨3点11分